权力的三重维度。其中，第一维权力就是做出决策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之上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决策制定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大权在握者；第二维权力是设定议程的权力，这种权力让掌权者有能力使某些选项根本不被提上议程；第三维权力则是最隐秘、最“高级”的权力，因为它是塑造他人意愿和想法的权力，是让他人接受甚至喜好有损其自身利益之物的权力，也就是意识形态权力。
官僚制如何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不仅令我们无处遁形，无法想象其他可能，甚至还让我们发自内心地赞美它。
以“放松管制”为例，格雷伯犀利地指出，人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个词，却从未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银行而言，造币权不可能交给个人或私有企业，因此总是成为掌权的少数金融集团控制市场的话语利器；也就是说，最后总是沦落为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合而为一，公共财物被大肆掠夺。这就是格雷伯所说的“全方位官僚化”。
官僚制全面渗透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文凭化”就是官僚制入侵的典型体现
其次，官僚制成为一种“规则的乌托邦”。韦伯虽然对官僚制的“理性铁笼”痛心疾首，却也对官僚制对于规则或曰“程序正义”取代“人治”而欢欣鼓舞，认为这种“贤能政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
但这正是因为我们屈服于自身所处的结构性安排。一旦越轨，一旦我们向这个结构提出挑战，暴力的威胁立刻不请自来
性别暴力——格雷伯正确地指出，一旦女性向主流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性侵犯的发生率立刻急剧攀升。种族、教育、意识形态同样如此
暴力是一种（而且可能是唯一一种）无须沟通便可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沟通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而真正的不平等是无须沟通的，或者说唯一的沟通形式就是铁拳。无论是亲友相处还是两国关系，关系的维系都需要“阐释性劳动”，也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而简单粗暴的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
其中被统治者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摩他所处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掌权者的心态，而掌权者完全无须考虑被统治者如何想。也就是说，阐释性劳动基本只属于无权者。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官僚制的“愚蠢”其实根源于结构性暴力。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针对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革新步伐就已大大放缓，资本转而流向意在强化社会控制的技术
：它将政治诉求凌驾于经济诉求之上。换言之，资本主义致力于让自己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而不是实际上带来最优经济后果的选项。
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主导的官僚制早已渗透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使得研发的目的在于快速市场化，快速获得利润，而非独创性研究。大学老师被迫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填表、写项目书和相互推销上，体现的正是官僚制的威力
最后，官僚制已经彻底俘获了我们，因为它最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的韬曜含光：它让一切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那么容易预测，那么合情合理。毕竟，社会结构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忘了自己是能动者，忘了这个社会秩序正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官僚制让我们乐此不疲地“做游戏”，研究游戏规则，不惜头破血流以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却不给我们“玩”的机会，甚至让我们对“玩”心生恐惧。
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既存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窟窿，锻造新的现实，而它也将反过来塑造我们。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
为什么呢？一个明摆着的原因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官僚制成了我们每日呼吸的空气
而主流左派的斗争越来越沦为某种防御行为，竭力要挽救旧式福利国家的残余力量：本着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它默许甚至带头尝试将部分服务私有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市场原则”、“市场激励”和基于市场的“问责程序”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
[插图]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中产阶级圈子里出现了一种论调，即文明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渐进的、不平衡的但在所难免的转型，人们将脱离军事精英的主宰，包括他们的威权政府、宗教教条和等级区隔，转向自由、平等和开明的商业自利
在自由主义版本的历史叙事中，随着盛极一时的绝对主义国家被推翻，苟延残喘的旧秩序将告终，国家将让位于市场，宗教将让位于科学，固化的阶层和侯爵、男爵夫人之类的身份将让位于个体间的自由契约。
它最初是作为供给士兵的手段被创造和颁布的
它们成就的非人格化市场主要还是服务于动员大军、洗劫城市、索取贡品和处置战利品
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起初同样也是为战争融资而创建的
历史上的市场通常要么是政府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副产品，要么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创造出来的
自由主义铁律表明，任何市场改革、任何旨在削减繁文缛节和促进市场力量的政府举措，最终都会增加规章制度总量、文书工作总量和政府官僚总量。
市场并不会真的自我调节，任何市场系统的运作都仰赖一支管理者大军。
工薪阶层美国人眼中的政府通常由两种人组成：“政客”，他们是口出狂言的大骗子，但至少偶尔能被投下台；以及“官僚”，他们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者，几乎不可能被根除
19世纪末现代公司的崛起在当时被视作现代化官僚技术在私营部门的应用。
换句话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人并没有抱怨说政府应该多像企业那样运作，而是直接假定政府与企业—或至少是大型企业—就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
但美国在19世纪末强势登上世界舞台，对应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模式的崛起：公司—官僚—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式从英国手中接过控制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全球性官僚架构，即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后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
大英帝国从未做过类似的尝试；英国人要么征服他国，要么与之贸易。美国人则试图管理一切人和事
从信用评级、保险费用、抵押贷款申请，到购买机票、申请潜水许可证，或者在貌似私立的大学里为办公室申请一把人体工学椅的流程，也属于这类情况。我们处理的绝大多数文书工作就存在于这样的中间地带——表面上归属私人领域，实际上完全由政府塑造；这样一个政府提供法律框架，以法院和一堆随之而来的复杂执行机制来巩固规章，但至关重要的是，它密切配合私人事务，以期最终确保一定的私人利润率。
人们口中的“放松管制”实际指的是什么？在平常用法中，它似乎意味着“以我青睐的方式改变监管结构”
但凡给一项新的监管举措贴上“放松管制”的标签，便能为公众营造出一种削弱官僚制、解放个体主动权的印象，即使其后果是实际增加了五倍之多的待填写表格、待归档报告、待律师解读的规则和条例，以及全部工作内容就是变着法子跟你解释为何不能做这做那的办公人士。
这一过程——公共和私人权力逐渐融为一体，充斥着最终旨在以利润的形式攫取财富的规章条例——尚无一个名字
金融化对于严重官僚化的战后美国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
大公司管理人员在阶层归属上的转变，他们原本与手下工人是不稳定的事实盟友关系，现在却与投资者结盟。
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中产阶级相信金融驱动的资本主义攸关他们的某种利益。最终，随着工会等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被抛弃，这些专业管理精英中更偏自由派的成员成了后来的“左翼”政党的社会基本盘
与此同时，“人人都该以投资者的眼光看待世界”成了新的信条。顺理成章地，80年代时，报社开始解雇手下的劳工记者，而常规电视新闻却会在荧屏下栏打出最新的股价。普遍说法认为，只要参与个人退休基金或这样那样的投资基金，人人便将从资本主义那里分一杯羹。
将上大学提升为获得中产生活的必要条件……导致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被排除在有公众影响力的职业之外
新闻业只是诸多具有公众影响力的领域之一，政界也是一样，在这些领域中，资格证书成了事实意义上的言论许可证，令无证人士更难被雇用，也更难在相应的领域留下来。没有证书等于能力打折，但购买证书的能力通常取决于家庭的财力
从护士到艺术教师，从理疗师到外交政策顾问。几乎每一项曾被视作艺术（最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现在都需要正式的专业培训和结业证书，
恰恰是那些出身专业管理阶层、因坐拥家庭资源而最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孩子，最能在充斥着文书工作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从而获得经济资助。
。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利润根本不来自商业或工业，而来自金融，说白了就是来自他人的债务
这个例子似乎只是再度印证了那个颠扑不破的老理：有钱人总是另有一套。
关乎官僚体系的本质。这类机构总是创造出一种共谋文化。重点不在于某些人有办法打破规则，而在于衡量一个人对组织是否忠诚，某种程度上就看他是否愿意装作视而不见。
我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表现得好像自己相信法院真的在以应有的方式处置金融机构，甚至过于严厉了；相信普通公民真的该为透支而承担比那严厉百倍的处罚。由于全社会如今呈现出的面貌是大型的基于文凭证书的优绩制，而非予取予求的体制，因此人人都假装信以为真，争相从中捞取好处。
不要低估纯粹的身体暴力的重要性。
历史表明，利好“市场”的政策往往意味着让更多人在办公室里管理事务，但历史还表明，这种政策同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最终要通过暴力威胁来调控。
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
我小的时候，大多数银行办事处都是大型的独栋建筑，通常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古罗马神庙的模样。过去30年里，在曼哈顿的繁华地段，似乎每隔三个街区就会出现一个支行门店，都隶属于那三四家大型银行。
事实上，所有新建的银行大厅都酷似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游戏中简化了的虚拟现实布景。仿佛我们终于得以将虚拟之境变为现实，而如此一来，在我们设法打通新的官僚体系布下的重重迷宫时，我们的生活也沦为了某种电子游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电子游戏里，没有什么实际的生产，有的只是凭空出现的事物，而我们终其一生，真正在做的就是赚取积分和躲避武装分子。
2.不要高估技术作为诱因的重要性。
脸书(Facebook)、手机银行、亚马逊、贝宝(PayPal)，以及数不清的手持设备，它们将我们周遭的世界简化为地图、表格、代码和图形
始终切记，一切归根结底都关乎价值。
如果将足够的社会权力赋予某个阶层，哪怕他们秉持的观念古怪至极，他们到头来都会有意或无意地设法制造出一个世界，以一千种不易察觉的方式向生活其间的人们强化那些观念不证自明的真实性。
任何声称自己的政治主张基于理性的人，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相当于在声称反对者大抵是精神错乱了——没有比这更傲慢的姿态了。又或者，他们用“理性”代称“技术效率”，从而将关注点放在怎样做事上，因为他们不愿谈论最终到底要做的是什么。
人们总是假设有某种协同效应存在于这两者之间——不带个人色彩的、受规则约束的组织（包括公共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组织）和在俱乐部、咖啡馆、厨房或家庭出游中绝对自由的自我表达。
在个人层面上也是这样，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进入市场只是为了算计出最有效的致富方式，可一旦钱到手了，谁也说不准他们决定拿它做什么——是买豪宅或赛车，对不明飞行物失踪事件展开个人调查，还是干脆全投在孩子身上。
在大多数时空里，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就是他终极的自我表达。
适用于当下时代的官僚制批判必须呈现出所有这些线索——金融化、暴力、技术、公私领域的融合——如何编织成了一个单一的、自我维持的网络。
这帮西装党个个顶着考究的头衔，却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他们花费大把时间踱着步子紧盯工人，制定考核指标，撰写计划和报告。最终，他们一拍脑门就要把整个业务转移到海外——该工人推测，主要是因为制订这项计划可以彰显他们的存在感。
这是一部文集，每一篇都指向了一些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可能采取的方向。第一章侧重谈暴力，第二章谈技术，第三章谈理性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