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父亲怎么还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说总该有人觉得这很荒诞不经吧？没有，父亲连连摇头。不，这很正常，过去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惯例，没人会质疑。
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沦为“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
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
这倒不是说盟军士兵从来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领日本早期。根据一项估计，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强暴，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偏低，因为许多受害者出于耻辱感都没有报案。[SPAN]再说了，这样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受到占领军审查的媒体报道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美军的军纪比他们原先担心的要好多了，特别是对比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掳掠的行为。
比永井年轻、相对更宽宏的作家高见顺因为曾经支持过战时政权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而感到羞愧，尽管他的立场十分模棱两可。他在日记里记述了10月某个夜晚在东京火车总站里目睹的一幕。一群大嗓门的美国兵调戏两个女乘务员，怂恿她俩在他们身边坐下来。姑娘咯咯直笑，而且看起来心甘情愿，一点都不扭扭捏捏。用高见的话来讲：“看她们的样子，似乎这么被人调戏有种无法抵挡的快感。这时，又走来另一个乘务员，她的一切神态都说明她也想尝尝被人哄的滋味。这种场面真是让人无比耻辱啊！”[SPAN]不论是这幅场景还是看客的观感，想必一定很普遍。但高见口中所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是因为这种打情骂俏让他感到耻辱，还是因为日本姑娘在和外国人调情？抑或这份耻辱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日本男人的感受？
女人的荣誉（遑论她们选择跟谁交往的权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他们才是真正觉得被羞辱了的人。当然，这点在所有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都是如此，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没有荷兰小伙子愿意再看你一眼，因为你让他们寒了心……所有令人不齿的元素一应俱全：民族荣辱，道德败坏，物质贪欲，抛弃本国小伙。这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将跟德国占领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国或美加两国军人的女孩做直接对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女性伤风败俗事大，情郎乃何国人事小。
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插图]
东京的上野车站作为城市无家可归者的老巢，尤其恶名远扬。成群结队的饥饿儿童被人叫做“呷铃小孩”（charinko），在日语里，charin是模仿硬币丁零当啷的象声词。[插图]照片中这些穿着粗布乱服、吸着烟屁股的顽强的小家伙看着像未驯化的动物，而不像是人。这与一个英国兵对在破败的德国地下通道或火车站里的流浪汉的描写不谋而合：“他们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净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人在哪儿你都看不清。”一见到外国兵，他们就作鸟兽散，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石块或铁棒。“他们的牙齿很黑，有些都断了。”身上唯一一块干净的地方是“他们的眼白”，而那种眼神就像生了病的豹子幼崽，“唯一的敌人就是人类”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
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
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用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的话来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插图]
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名门望族的女眷们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乡下，拿出祖传的宝贝去换食物。贫穷的农民突然手握大把现金，因此当时不难见到身着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泞稻田之间的景象。换在过去，置办这套行头要花上一大笔钱。昔日贵族的千金小姐，在家道中落后，迫于生计只能委身下嫁给腰缠万贯但通常品行不端的暴发户。不过，战后的乱世也带来了自由，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但复仇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或军纪败坏。被上峰粗暴对待的下级时而会拿平民撒气。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军在中国为何极其凶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众所周知，苏联军人要忍受长官、政委和秘密警察的百般虐待。
苏联兵多年来顶着“劣等人”这一帽子，可谓受尽了侮辱。况且他们多数都在可怕的战争环境下失去了亲友，因此做坏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励。此外还有另一层因素。苏联人早先接受了资本主义吃人本性的宣传，现在有机会诉诸暴力，革资本家的命了。
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正如某位苏联军官所言：“我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就越是对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感到愤慨……我真想一记老拳狠狠砸烂那一排排整齐的瓶瓶罐罐。”
许多人是1932年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后陆续移民到这片新大陆来的；日本政府积极地鼓励国人外迁，为国内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
在奉天、新京、吉林和哈尔滨这些城市，出现了成片的日本社区，银行、铁路、百货商店、学校、美院、电影院、餐馆等设施，全部由日本人经营，也只服务日本人。在农村，为了给日本定居者腾地方，中国人被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官方的宣传中都得到了美化，这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为的是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东方，它更加现代，更加高效，而且在日本主子的统治下，比西方帝国主义旧秩序更加公平。
有些中国人眼看日本战败了，趁火打劫去抢日本平民。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日本关东军扶植和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国人被当做三等公民，地位比朝鲜人还低，几乎只要是个日本人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们。然而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里，苏联人远比中国人要坏。比如有人回忆：“他们开着枪，闯进日本人家中，看到什么新奇玩意就抢，见到瞧得上眼的女人就强奸。
强奸德国女人，特别是那些看似腰缠万贯的富户，让饱受歧视的“劣等人”觉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还要当着雄风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