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一听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叫作守制或丁忧。从嘉祐二年六月起，苏轼便丁忧家居。
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
当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发起诗文革新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才识远大的文人共同革除这种文坛积弊。
他告诫阅卷的同僚，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至于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
当时考试，纪律十分严明，考生进入考场，各自关闭在斗室之内，不到考完不准出场。每间斗室，都配有皇宫侍卫严加看守。
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一气读过，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
金榜题名之后，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循惯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
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远古尧帝的时候，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苏轼回答道：“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常言道：“十月小阳春”，正是南方一年中最舒爽的季节。天高云淡，四野缤纷，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到处有一种成熟热烈的感觉。
“立德、立功、立言”，儒家“三不朽”的古训早已深深地烙进他们的心灵，而现在，他们更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造的建树，三者融合一体，确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打算身体力行地去实现这一目标。
鼓声喧阗，西风猎猎，画旗招展，美丽的故乡渐渐消失在远方。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考，长寿；折，短命）。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众人皆浊，唯我独清。”（屈原《渔父》）
“制科”不同于三年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皇帝的命令）
。应试制科，须经大臣举荐，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官署名，负责收藏中央各文史机构的珍本书籍及书画）举行“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御试。
“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名句，意思是说，今夜风雨潇潇，彼此对床畅谈，极惬人意，以后不知哪一天才能重享这样的快乐时光。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这是极大的荣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不授）。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
应试者也很少，通过者更少，终两宋三百多年，开制科二十二次，入等者才四十一人。因此，制科出身，其荣耀又加倍于进士及第。
在故乡，在京城，兄弟二人形影相随，同窗共读，度过多少悠闲自在的美好岁月，一旦踏上仕途，就将各自宦游千里，长相别离，兄友弟爱、对床夜话的平常光景，也将显得十分珍贵，难以复得！于是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遂，完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定及早退隐，同回故乡，纵情山水，共叙手足之情、闲居之欢。
“雪泥鸿爪”的名喻，透露出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所经所历不过是鸿飞千里行程中的暂时歇脚，不是终点和目的地，总有未来和希望
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运送官府所需的物资。按规定，服役者如果不慎失陷官物，必须以家财赔偿。
他自己本已具有仁民爱物的宽厚胸怀，又秉承了这种勤谨务实的为政精神，因而，以后他多次担任地方长官，政绩卓著，造福一方百姓。
他写道：这一差役制“破荡民业，忽如春冰”，希望朝廷引起高度重视。
《郿坞》，借古喻今，语多讥刺：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这首诗是嘲骂汉末董卓的。董卓是个奸相，怕人行刺，在衣服里加了厚甲，自以为可以确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盘踞的郿坞，扬言“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五月二十八日，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在苏轼的身上。夫人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
指着满屋子的书逐一考问，王弗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想不到她竟然这样聪慧颖悟而又沉静自持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苏轼还没能从丧妻的巨痛中解脱出来，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
梦短情长，梦醒之后，是更深的悲凉，词人遥想故乡的坟冈上，松枝摇曳，月影斑驳，愁肠百结，夜不成寐…
英宗久闻苏轼大名，想破格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起草皇帝诏书）或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的重任
苏轼自然真率，略无外饰，像他自己所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一旦踏上仕途，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自己，他的人生之路也就必然随着朝政的更迭演变，蜿蜒曲折地向前伸展。
宋朝派遣文人担任地方长官，既设知州（州府长官），又置通判（州府副长官）。通判虽属副职，但由朝廷选派京官担任，有权直接向皇帝奏事，可说是朝廷安插在地方起监督之职的一只眼睛
从此，把军队交由文臣统率，又立“更戍法”，士兵经常轮换驻防，终年往来道途，致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这些举措，虽然成功地杜绝了武人拥兵自重、跋扈割据的局面，却又造成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薄弱的严重弊端。
互相牵制，避免专权擅任、尾大不掉
这种制度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流弊。两套人员的设置安排，致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知州与通判经常发生摩擦，又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内耗，造成官府的无能、低效。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事机关的副长官），实行改革，号为“庆历新政”。但事隔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失败，范仲淹、富弼罢职，韩琦被迫离开中央到地方。“
政治、经济上的紧张又蔓延刺激着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这时的北宋，在太平的表面之下其实涌动着各种不稳定的暗流。
这是一个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人们普遍地求变图新，可是在具体运作方面却有着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观点；同时，这又是一个因循守旧已成习惯的社会，许多人虽然早已不满现实，却又似乎暗暗地害怕和抵触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更何况，政治、社会的大事件，是属于各个阶层人们的群体的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卷入许多更为复杂、琐碎、偶然，却又不容忽视的因素。
王安石主张祖宗之法可变，司马光则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对于祖宗之法应“存其善而革其弊”
王安石主张制定一整套新法，以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司马光则主张在基本维持成法的前提下，节俭用度，减省冗费，拯救国家财政危机。王安石重在变法理财，富国强兵；司马光重在惩治时弊，安定民心。
在理想蓝图的鼓舞下，在改革浪潮的激励下，神宗与王安石，这两个同样自信、同样果决、同样坚定的人，怀着迫切的、急于求成的心情走自己的路，完全忽视了反变法派的议论中那些合理的、中肯的意见。
司马光于熙宁三年离朝退居洛阳，十五年绝口不谈国事，闭门著述，完成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共耗时十九年）。
而且依靠急功近利、才德浅薄的小人推行新法，必然会产生许多事与愿违的现象，使新法本身潜藏的弊端过早地恶性发展，导致变法运动的最后失败。
臣以为，以陛下生而知之的禀赋，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上元观灯原是唐宋时代最为热闹的习俗。每当此夜，士女成群，游人如织，多少旖旎浪漫的才子佳人故事就发生在这华灯齐放的美丽夜晚。制作花灯也由此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手工艺。小民赖以谋生，商人藉以牟利。在品种繁多、产地各异的花灯中，精巧华美的浙灯最负盛名。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zānɡ pǐ，评论人物的好坏）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是中唯可饮醇酒。在目前的形势下，从个人利益而言，应该学习晋朝的阮籍，对于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缄默不言，以便远害全身。
当道者心胸狭窄，容不得不同意见，如今满世界只剩下一种声音，像蝉鸣般聒噪单调。
一次次徒劳的争辩，使苏轼对政治渐生倦怠。回想十年前初次步入仕途，是何等奋发昂扬，满以为凭着自己的热情和才智可以干一番匡时济世的大事业。如今身历其中，才发现年少时孜孜以求的理想就像海市蜃楼，渺不可寻，现实政治恰如儿戏一般荒谬。
在多变的人生路上，也许得即是失，失即是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他想起了恩师欧阳修，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以高才远识开启一代文风，奖掖提携了无数后辈学人，竟难逃小人的中伤！在年届耳顺之时，遭到最卑劣、最污浊的诋毁
致仕后的欧阳修日子过得非常悠闲，他说，我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以我一个老翁，老于此五物之间，因而自号“六一居士”。
他不仅坚持欧阳修所开辟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而且继承欧阳修奖掖提携后进的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在北宋文学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怎样才能在无休无止的现实之流的淘洗中，永远地保持一份超然冷静和客观？
举世闻名的西湖，像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城区的西部。湖畔峰峦秀拔，林深树茂；湖上游人如织，笙歌阵阵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热情爽朗、机智幽默、待人温厚、才情四溢的苏轼。
眺望远处青山，只见山下苕溪静静流淌，溪边垂柳依依，一个美丽的村姑正在顾影梳妆，她轻整云鬟，细画蛾眉，然后撑着一叶小舟，渡溪而去
今夜我将独自归去，晚风凄清，新寒似水，难以成眠；而您在渐渐远去的另一条船上，也一定孤灯独对，离愁满怀，动情处，珠泪盈眶，晶莹闪亮。
拥彗，即手执扫帚，古人迎候贵客，常拥彗致敬，意思是清扫屋宇恭敬地迎候宾客。
苏轼在杭州也已三年任满。此时，苏辙早已离开陈州在济南任职，兄弟俩阔别日久，思念心切，所以苏轼上奏朝廷，希望能调任到靠近济南的州县。九月朝命下达，苏轼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
桑榆暮景
就像晋朝著名的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初入洛阳，正是年轻有为、风华正茂之际，自恃“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何等壮志凌云！可是如今，仕途奔波近二十年了，满脸尘埃，一身疲惫，却一无所成。
在这样一个远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莽莽荒原上颠簸劳顿的车马，替代了江南水乡安逸的舟船；仅蔽风雨的粗朴住宅，替代了雕梁画栋舒适的屋宇；一望平川单调的桑麻之野，替代了如诗如画醉人的湖山美景。
许多方面却依然像个孩子般天真，不知掩饰，总是被起伏不宁的情绪所支配，时而兴高采烈，开怀大笑；时而抑郁沮丧，唉声叹气；时而随和开朗，诙谐幽默；时而固执倔强，焦躁易怒
在现实生活中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呢？庄子提供了两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其一是顺应自然，乐天安命。
其二则是齐物思想。
综观他的一生，密州时期只能算是小不如意而已，而在这小不如意时期，心灵上、思想上的自我修炼、自我调适，恰恰成了即将面临大挫折、大苦难的必要的心理准备。可以说，密州时期正是他超然旷达性格形成的初始阶段。
“轼自来激恼朝廷甚多，今日前来，必定是赐死，死固不辞，只求能与家人诀别。”
御史台位于京城内东澄街北，和一般建筑坐北朝南的格局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北向而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或“柏台”。
他从小便确立了经世济时、舍身报国的政治理想，对君王、对朝廷忠贞不贰，托诗以讽，也完全是出于一片忧国忧民之心，不想如今却要背着“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的罪名死去，真是死不瞑目！
不久曹后病势愈加严重，神宗决定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请寿，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