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说针叶树和山艾是独舞演员，那么麦田就是一个芭蕾舞团。大风刮过，每根麦秆都跟随大家一起律动，宛如无数位芭蕾舞者一个接一个弯下腰来，在金黄的麦田表面留下凹痕。那凹痕的形状稍纵即逝，和风一样倏忽不见。

担心政府会强制我们去上学，但并没有，因为政府压根儿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没有出生证明。我们没有医疗记录，因为我们都是在家里出生的，从未去医院看过医生或护士。[插图]

太阳每天清晨照常升起，扫过山谷，最后坠入山峰后面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果我离开这座山，如果我漂洋过海，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地面，再也无法在地平线上搜寻那位公主时，我该怎么办。他从未告诉过我如何知道，我该回家了。

因为她住在我们山下的公路附近，我们便叫她山下奶奶。这是为了将她和母亲的母亲区分开来。我们管后者叫城里外婆

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你应该去上学。”她说。“爸爸会不会让你把我送回来？”我说。“你爸爸不能命令我做一件该死的事。”奶

母亲有着玫瑰花瓣般的皮肤，头发卷成柔软的波浪，在肩膀周围跳来跳去，眼皮闪闪发亮。母亲每天早上都化妆，如果来不及化妆，她一整天都会为此道歉，就好像不化妆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不便。

助产在爱达荷州并不违法，但尚未得到批准。如果分娩出了问题，助产士可能会面临无证行医的指控；如果出了大事故，助产士可能会面临过失杀人的刑事指控，甚至要坐牢

朱迪离开去怀俄明州的那天，母亲成了方圆百英里内唯一的助产士。

如果某人的血压过高，应该服用山楂以稳定胶原蛋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如果哪个产妇过早宫缩，需要用姜泡澡，增加子宫内氧气的供应。

母亲也用这些钱来提高自己的助产技能。她购置了一个氧气罐，以防新生儿呼吸困难。她还去上缝合课，这样就能给下体撕裂的产妇进行缝合了

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

“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她说，“别给他们任何把我绳之以法的理由。

“医院里也死人，”她低语道，紧握方向盘，像幽灵一般，“有时上帝召唤他们回家，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如果助产士碰上这种事——”她转过身来正对着我说，“只要发生一个失误，你就只能到监狱去看我了。”

你得听他们在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的。我告诉他说，韦斯托弗家的人说话就是这样！”

我们觉得这是他活该，谁让他多管闲事，想把母亲拉回那个充斥着华达呢裙和奶油色鞋子的世界。我们明白，母亲家庭的解体就是我们家的开始。两者无法并存，只有一个家能拥有她。

这些年来，我多次进出她的厨房，但她从未告诉过我，眼睁睁看着女儿把自己隔绝起来，封闭在幻觉和偏执筑起的高墙里，她心里是什么滋味。

爸爸的话说：“今天敬拜上帝的圣坛，明天又去献祭撒旦。”这些人就像古以色列人，被赐予真正的宗教，却热衷于虚假的神像。

她让我们徒步过去。一旦到了那里，我们就要寻找宝物：黑色石头。“它们叫阿帕奇眼泪。”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但我记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着橙色的光芒。

没有人再提医院。做这种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谈论这些，就是重温车祸发生后的愤怒和恐惧。爸爸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

我们孩子都叫她“浣熊眼”，觉得这个外号很好笑。她有黑眼圈已经好几周了，我们早习以为常，以至于开起它们的玩笑。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医学术语。浣熊眼，严重脑损伤的征兆之一。

那次车祸总会令我想起那些阿帕奇女人，想起汇而构成人一生的所有决定——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泰勒很喜欢待在那里。他喜欢外祖父母相互说话的方式，平静，有条理，温柔。他们家有种气氛，让我无须别人提醒就本能地感到，不该大喊大叫，不该打人，也不该在厨房里全速冲刺。

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出明亮的光来穿透那黑暗的不确定。

夏天逐渐走远，似乎在自己的高温中蒸发了。

秋日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在金盏花瓷砖上，让整个房间发出琥珀色的光芒。

“难道你不教孩子上完厕所后洗手吗？”外婆说。爸爸挂上挡，卡车向前行驶。他挥了挥手，说：“我教他们不要尿在手上。”

她曾是一名专家，是无可争议的权威，现在却连是否吃过午饭都要询问十岁的女儿。在那个漫长又黑暗的冬天，我怀疑有时候母亲没有偏头痛，也会躺在床上。

她制作了缓解偏头痛和痛经的精油，以及用于肌肉酸痛和心悸的精油。接下来几年，她又发明了几十种精油。

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他拿起《圣经》，转动眼珠从一行跳到另一行。我转身要走，但还没走到门口，爸爸开口了：“你还记得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吗？”[插图]“记得。”我说。他继续读经文，我静静地离开了。无须任何解释。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他养育出的女儿，他的女儿秉持虔诚的信仰。我竟然为了一碗破汤而试图出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

卢克挣扎着向我爬过来，想把腿放进去，突然我脑海中回响起母亲的话。她对某个人说过：烧伤后最麻烦的不是受损组织，而是感染。

如果我的扁桃体像你这样，我就会每天早上出门站在太阳底下，张开嘴巴，晒上半小时左右。它们很快就会消肿。”他称之为“治疗”。

我等待电视屏幕突然一闪后熄灭。我努力记住这一切，记住这最后的奢侈的时刻——记住强烈的黄色光线，记住流动在电热器周围的温暖空气。世界将化为乌有，我的人生随时会终结，我正体验着对过往生活的怀旧之情。

一时间我疑惑上帝怎么能不遂他的心愿。他是那样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受苦，就像挪亚心甘情愿去建造方舟一样。但上帝并未让洪水泛滥。

雪花像小虫子一样拍打着挡风玻璃，一开始只有几片，一会儿便密到道路都看不清了。我们向暴风雪中心前进。面包车打滑、颠簸。狂风乱作，窗外一片白雪茫茫。

爸爸把车开上高速公路，紧急加速，仿佛要证明什么，直到车速达到理查德开的两倍。

我在黑暗中醒来。有什么冰冷的东西沿着我的背流下来。我们掉进了湖里！

接着我明白了：我们是在一片田野中，不是在湖里面。我爬出破碎的车窗，摇摇晃晃站起来，但似乎无法保持平衡。我环顾四周，可一个人影也没有。面包车是空的。我的家人不见了。

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脖子无法动弹。一开始并不疼，但不管我怎么努力扭头，都无法移动超过一英寸。

我的手浸在热肥皂水里，这时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一双粗壮、长满老茧的手捧住了我的脑壳。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野蛮地猛拽我的头。咔嚓！声音太响了，我敢肯定我的脑袋被他掰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在那极其暴力又富有同情心的行为背后，我到底召唤出了什么生物——但我想我看到了父亲，或者我所希望的父亲的样子，一位我渴望已久的守护者，一名想象出来的斗士，一个不会把我扔进暴风雪中的人，一个当我受了伤，能让我重新变得完整的人。

没等我看清方向，巴德便死命朝峡谷直冲而去，时不时跳跃，但一直狂奔。我的脚从马镫上滑了下去，小腿卡在里面。

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一大团，紧紧揪着发根，将我拖进卫生间。我摸到门，抱住门框，但他把我从地上扛起来，让我的胳膊紧贴身体，然后将我的头塞进了马桶。

这一刻定义了我对那一晚的记忆，以及之后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类似的夜晚的记忆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因为别的。

尽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后果所困扰，但我误解了最重要的事实：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

三天后，十九岁的奥黛丽嫁给了本杰明——一个金发的农场男孩，是她在镇上当服务员时认识的。

我第一次涂口红，肖恩说我像个妓女。

我被猛地拽起身来。肖恩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和以前一样的招数，揪住紧贴头皮的一撮，这样他就可以操纵我——将我拖进门厅。我的头紧压在他的胸口。我跌跌撞撞，只看见飞速掠过的地毯。

“现在这个婊子知道哭了，”肖恩说，“为什么哭？是因为被人看出来你是个荡妇吗？”

“除非她承认自己是个妓女，否则哪儿都不能去。”肖恩说。

“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泰勒起身要走。“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母亲知道的信息不多。肖恩头着地摔了下来。有人打了911，他已被空运到波卡特洛的一家医院。医生不确定他能否活下来。她知道的就这些。

母亲说我该去趟医院。我想象肖恩躺在一张白色的轮床上，生命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流逝。我感到一阵失落，膝盖一弯差点瘫倒，但接下来的一刻，我感觉到了别的东西：解脱。

我盯着他的脸，看着缠在他额头和耳朵上的绷带，我的怨恨在滴血。接着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想早点儿来。因为我一直害怕自己的感受，害怕如果他死了，我可能会为此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是否是受伤让他有了如此大的改变，但我说服自己，他身上的一切残忍行为都是后来才有的。

“在我所有的孩子中，”她说，“我原以为你才是那个穿越熊熊大火冲出这里的人。我从没料到会是泰勒——那令人意外——而不是你。你不要留下。走吧。不要让任何事阻止你走。”

爸爸走上前来。“这是我的手下。你为我干活，塔拉也是。我让她剪，她就得去剪。”

肖恩唤醒了爸爸内心的一些东西，一些原始的需求。爸爸不能输掉这场争吵，否则颜面尽失。如果我不去操作大剪刀，他就失去了父亲的威信。

“他撞上了角落里的一头牛。”一个男人说，“天太黑了，他没看见它。我们不敢动他，已经叫了救护车。”

但他凝视的眼神意味深长，他不再直视我，让我觉得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走了一条路，而他走了另一条路。那晚之后，对于是去是留我再无疑问。就好像我们正生活在未来，而我早已离开。

教授叫了我，我大声朗读了那个句子。读到那个词时，我停了下来。“我不认识这个单词，”我说，“请问它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径直去了机房，去查“Holocaust”[插图]这个词的意思。

下一次考试我得了B，到了期末，我一直得A。这真是一个奇迹，我只能这样解释。每天晚上我都学习到凌晨两三点，相信这是为赢得上帝的支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倒退回过去。我已经搬回家来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间，回到我过去的生活

如果我再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来就穿上钢头靴跋涉至废料场，那就好像过去的四个月什么都不曾发生，仿佛我从未离开。

我穿上靴子，感觉自己从未脱下过它们。

在废料场待了一个月后，杨百翰大学就像一个梦，某种我想象出来的东西。现在，梦醒了。

就这样爸爸和肖恩成了同志，尽管他们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上学让我变得自命不凡，我需要被慢慢拉回从前，被调教一番，变回过去的样子。

金伯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他从罗莎·帕克斯[插图]开始讲。

“别那么叫我，”我说，“你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当然知道，”他说，“你脸上全黑了，像个黑鬼。”

我说不清这个称呼给我什么感受。肖恩这样做是想羞辱我，把我锁在过去，困在过去的自我中。但这个词并未让我就范，反而将我送往别外。

每次肖恩大喊“黑鬼，挪到下一排去”，我就想起罗莎·帕克斯、艾米特·提尔和马丁·路德·金的事迹。

“吃了这些药，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他说。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那天晚上，从卫生间出来，我在走廊的洗手池边停下洗了手，用了香皂。

他用一根手指狠狠地戳了一下我的肋骨。“别碰我！”我尖叫道。接着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他将我打倒，拎着我的脚，拖到起居室，远离母亲的视线。

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理查德二十二岁，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是他没有高中文凭。开车从他身边经过时，我突然意识到，他可能要开一辈子的叉车。

我等着一个解释。解释很快就来了。“理查德是个天才，”过了一会儿，爸爸眨眨眼对我说，“他比爱因斯坦聪明五倍。他能驳斥所有无神论。他要去把整个该死的体系推翻。”

天旋地转，拳头向我砸来，还有一个我认不出的男人陌生、凶狠的目光。我双手紧握方向盘，感觉到强有力的胳膊扭着我的腿。我的脚踝处有什么东西移位了，发出咔嚓或者啪的一声。我失去控制，从车上被拉了下来。

我拿出日记本，写了另一则日记。与上一篇相反，在这一篇里，我对回忆做了修正。这是一个误会，我写道。如果我叫他停，他会停下来的。

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蹿了上去。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他只是像个大浑蛋一样盯着它看。幸亏我个头还小。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我躲着肖恩。这并不难，因为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埃米莉，据说两人要结婚了。肖恩二十八岁了；埃米莉是一名高三学生，性情温顺。肖恩和她玩了之前同赛迪玩过的那套把戏，来测试自己的控制能力

我去看了牙医，牙医说这颗牙已经腐烂多年，修补好要花一千四百美元。

我听说过政府助学金。爸爸说过，接受政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光明会。“他们就是这样拉拢你的，”他说，“免费给你资助，接下来你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十二月，在最后一次发工资后，我的账户仅剩六十美元。房租是一百一十美元，一月七日到期。我迫切需要钱。我听说商场附近有一家诊所，卖血能拿到钱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我花了几星期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正是在此状态下，我第一次听说“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教授从头顶的屏幕上大声读出该病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欣快、夸大妄想、被害妄想。我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听着。

根据所有消息来源，包括兰迪·韦弗自己，冲突始于他将两支枪管锯短的霰弹枪卖给一个他在雅利安国民组织[插图]集会上认识的卧底。

原来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至上主义，而不是在家上学。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我和尼克一见钟情。第二次见面时，他牵了我的手。他的皮肤碰到我的皮肤的一刹那，我做好了奋力一搏本能地将他推开的准备，但这种情况并没发生。这令人奇怪又兴奋，我也不想让这个举动结束。

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多次告诉我，抗生素毒害身体，会导致不孕不育和婴儿先天缺陷。耶和华的精神不能住在不洁的身体里。凡离弃上帝，依赖人类，这样的身体必然是不洁的。也许最后那部分是爸爸说的。

该如何告诉她不该嫁给我哥哥

“他是一个有灵性的人，”埃米莉说，“上帝赐予他一项特殊的使命，让他帮助别人。他告诉我他如何帮助了赛迪，又如何帮助了你。”

婚礼后的一个星期，我狠心地与尼克分了手。说来惭愧。我从未与他谈过我之前的生活，从未向他描绘过那个入侵并毁灭我们共同的生活的世界。

他突然身体前倾，仿佛刚刚有了一个主意。“你听说过剑桥吗？”我没有听说过。“那是一所英国大学，”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着该如何理解这次谈话。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议，能让我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使命与个人兴趣并行不悖。但他对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说：“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我回家后第一天吃晚饭时，爸爸将爆炸描述为一种来自上帝的仁慈。“这是一种祝福，”他说，“一个奇迹。上帝饶恕了我的命，赐予我一个伟大的使命，让我为他的力量作证，让世人知道，除了医疗机构还有另一种方式。”

埃米莉怀孕了。过程不太顺利。怀孕的前三个月她差点儿流产，现在孕期快二十周了，她开始出现宫缩。身为助产士的母亲给她服用了圣约翰麦芽汁和其他药剂。宫缩有所减轻，但仍未停止。

父母的看法似乎首次达成了一致。父亲离开房间后，母亲不再纠正他的陈述，不再轻声发表自己的意见。她已被奇迹改变——变成了他的样子

“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

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

“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主日学校也教导过——时机成熟时上帝会恢复一夫多妻制；来世我将成为某个男人的若干妻子之一。我丈夫有几个妻子，将取决于他的义：他活得越尊贵，所娶的妻就越多。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做谁。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没有告诉任何一个记者，我从没上过学。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我只是无法忍受别人拍着我的背，对我说我多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为霍雷肖·阿尔杰[插图]那样热泪盈眶的美国梦的化身。我希望过有意义的生活，而在我看来，交代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我盯着他们三人挤在一起，有一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发生过，每个人的角色都经过精心排练。甚至包括我的。

她穿着法兰绒睡衣站在门口，背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奥黛丽迈到一边，让我进去，但她动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对视。自从她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又犹如化石。褪色的古老建筑仿佛风干的骨头，嵌在现代生活的动脉——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

在我们参观一个个历史遗迹的路上，他们讨论起哲学——霍布斯和笛卡尔，阿奎那和马基雅维利。他们与这些宏伟的建筑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将古老的建筑作为他们谈话的背景，给予它们生命；他们拒绝将它们视为死物，在它们的祭坛前顶礼膜拜。

在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我站在卡拉瓦乔《朱迪斯砍下霍洛芬斯的头颅》面前，丝毫没有联想到杀鸡。

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爸爸说，是不是把肖恩关在监狱里任其烂掉，我才会开心；是不是我从剑桥回来，就为了让家里鸡犬不宁。

我凝视着镜中的自己。这面镜子很迷人，有三块嵌板，镶着仿橡木边框。我在童年、少女时代、青春期、成年之后，凝视的都是这同一面镜子。身后的马桶还是肖恩将我的头按进去的那个，他曾在那里控制住我，直到我承认自己是个妓女。

高速公路就在眼前，这时视野中出现了什么东西，我停了下来。那是肖恩、埃米莉和彼得住的拖车。离拖车几英尺远靠近门的雪地上血迹斑斑。有什么东西死在了那里。

“我拿不准主意，”他停顿了一下，我还以为也许是信号断了，“是亲手杀掉你呢，还是雇个杀手。”一片死寂。“如果算上坐飞机的费用，雇个人可能更便宜。”

在这种心境下，我收到了另一封信：我获得了哈佛大学访学奖学金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

母亲低声虔诚地补充了她的证词。她说自己通过调整脉轮能结束中风；只用能量就能使心脏病停止发作；只要有信念，她就能治愈癌症。她说自己曾患过乳腺癌，而她已经治好了。

他给了我一个僵硬的拥抱，说：“我爱你，你知道吗？”“知道，”我说，“那从来不是个问题。”这是我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想来，我意识到除了理查德和泰勒，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依赖着我父母。我的家人从中间一分两半——三个离开了大山，四个留了下来。三个获得博士学位，四个没有高中文凭。裂痕已经出现，而且越来越深。

夏日，一场大火，一股肉的烧焦气味，有一位父亲，在帮助他的儿子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