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浙江杭州。1938年7月9日我出生于北平。
但是父亲希望女孩子也要饱读诗书，于是分别以“诗”“书”为名，给我们姐妹俩取了名字。我的双胞胎姐姐叫“樊锦书”，我叫“樊锦诗”
他觉得女孩们也应该去上学，于是说服了外婆。正是由于父亲，我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
两腿无力，浑身滚烫，赶紧扶进屋子让我躺下休息，当时以为是营养不良得了软骨病。其实，我得的根本不是什么软骨病，而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性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小孩子一旦感染上这种病，一般很难逃脱瘫痪甚至死亡的命运。
当时根本没有可以医治这种病的药，后来才有了防治脊髓灰质炎的糖丸
他们的体内已经有了抗体，如果能输他们的血，也许有得救的希望，就可以救我的命。
有血缘关系的家人给我输血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腿有了知觉，也慢慢能走路了。
我也可以有时间看一些闲书。我特别爱看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什么都看，尤其爱看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都被我翻烂了。
我看书比较杂，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中国的，什么都看，也没有什么系统，反正就是瞎看。
我的兴趣广泛，很喜欢历史，也喜欢外语，特别喜欢化学。
我想学化学还因为我也曾想当一名医生，这是我最初的理想
就你这个身体还想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我后来就选择了学历史。
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大学，是因为我早就从父亲那里知道北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历史学系是最好的历史学系，北大有最好的教授，我当然想选择北大。
入学不久就要分专业，我不假思索就报了考古专业。
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居延汉简的发现，推动了国内的许多学者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
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
马世长后来也是著名的佛教考古专家，回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书，从事中国佛教考古的教学与研究
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菩萨像的表情温柔而亲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纯真的少女，梳着双髻，秀眉连鬓，微微颔首，姿态妩媚，面颊丰腴，双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
站在壁画前，仿佛感觉有音乐从墙体里流出来。再凑近一点看，好像能够触摸到她浑身肌肉的弹性，感受到她细微的呼吸。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原始佛教没有偶像崇拜，没有佛教造像艺术。约公元前1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发展起来，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运动，将佛陀变成神圣偶像。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还出现了许多佛和菩萨的偶像。
犍陀罗和马图拉佛教艺术，这两种佛教艺术对中国北方地区石窟寺的佛教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汉明帝梦见一个金人，便召集群臣来释梦，其中一位无所不知的大臣告诉他，这是西方的“佛”，汉明帝就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一行行至今阿富汗一带时，恰逢摄摩腾尊者与竺法兰尊者从天竺国东来，于是蔡愔邀请两位尊者来大汉朝弘扬佛法。两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起，用白马驮载大量佛经和佛像回到了洛阳。后来，为纪念白马驮经，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建了僧院，取名“白马寺”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366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1700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735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
于是他发心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在洞窟中禅修。乐僔之后又来了一个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营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
这些虔诚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与冥想，在一片荒芜中试图证得终极意义上的解脱，以达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
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许这就是敦煌能够在苦难中孕育出如此灿烂文明的历史根源吧。
元代以后，敦煌就停止了开窟。莫高窟逐渐荒废。到了明嘉靖七年(1528)，嘉峪关闭关，敦煌的百姓东迁到了关内，莫高窟遂被彻底遗弃。之后的四百年间，莫高窟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况，这个曾经的佛教艺术圣地逐渐沦为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病害频生的废墟。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发现了藏经洞，从洞内出土了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宗教经卷、社会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绢画和刺绣文物等共计五万余件。
斯坦因先后三次拜访王道士，并且通过自己的师爷，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人和王道士反复周旋，终于打动了王道士。
面对已经被斯坦因翻检过的经卷，伯希和心有不甘，为了把精品全部挑出来，伯希和夜以继日，整整用了三个星期，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迅速翻看了藏经洞中的每一部经卷，甚至每一片纸。最后，伯希和精心挑选了六千多卷精品经卷，两百余幅绢画，装了满满十辆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敦煌。
不久之后，也就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步斯坦因的后尘到达了莫高窟
看到藏经洞内的景象时，简直不敢相信，里面堆满了古代的经文。斯坦因用七个晚上的时间充分翻检了藏经洞的经书，最后共运走二十四箱敦煌写经卷本，五大箱绢画和丝织品，总计一万四千多件，足足雇了四十多头骆驼才运走这些宝贝。
当伯希和将他所劫获的一部分藏经洞的精品文书炫耀给中国学者看的时候，这些经卷震惊了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
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等到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写经四百余卷。
1914年，斯坦因又来到莫高窟，用白银五百两，从王道士处再次骗购五百七十余卷经卷。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到莫高窟，在十天时间里，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等唐代洞窟的十余幅壁画，窃取第328窟唐代彩塑供养菩萨一身。
藏经洞其实是一座只有十余立方米大小的小石室。它原来只是第16窟的一个侧室，这个侧室是高僧洪䛒的纪念室。洪䛒是晚唐时期的高僧，他精通汉语和藏文，是一位佛经的翻译家。
藏经洞里面大多是失传的写本，特别珍贵。二是资料“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插图]，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反映了古代社会多方面的真实面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宝藏。
藏经洞的发现意义重大，这里秘藏着几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医药、科技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的文献，其中大部分是印刷术使用之前的手写珍品。这些文书的书写时间不等，除汉文、藏文外，还有大量已不再使用的古老文字。
现在全世界的学者都可以在该项目的官网(http://idp.bl.uk)上，看到斯坦因从敦煌和新疆所获部分文书的清晰照片。
季羡林先生青年时代在海外求学，主攻印度学和语言学，中年又投身于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晚年开始引领敦煌学研究。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先生长期担任会长直至去世。
当我告诉他，我们对下层洞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保护措施时，季老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接着说，“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季老的赞扬，常先生是实至名归，我则愧不敢当。但是我理解季老的这番话，它包含了对老一辈敦煌莫高窟人扎根大漠、无私奉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们现在的敦煌文物工作者的无限期望和深情勉励。
季老题词：“行百里，半九十。”
“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他们搬走藏经洞的经卷和文书，他们搬不走莫高窟！”
敦煌文化遗产，是两千多年来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中亚文明等世界几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交流、汇聚的结晶，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国家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国民道德素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形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