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读书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按今天的叫法，是个地道的〇〇后。

往回数，沈从文的爷爷很不一般，年纪轻轻加入湘军，二十二岁就成为云南昭通镇守使，二十六岁又当上贵州总督，可谓仕途亨通

走投无路，他试着向一些名作家写信求助。郁达夫当时正在北大担任统计学讲师，也收到了沈从文的信。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他来看望沈从文，把自己的围巾送给沈从文过冬，请沈从文吃饭，还将结账剩下的三块两分钱都给了他。

但路还是得自己走。这时候，沈从文一边广泛阅读，一边练习写作，作为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连标点符号也是现学的

之后，他认识了不少朋友，比如丁玲、徐志摩，慢慢地有了自己的圈子，虽然一开始就是全职作家，收入不高，但到底坚持下来，在京城有了一个住处，有了一份事业。

黄素琼出生于1896年，在成长过程中，她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渴望自由、独立；另一方面，又被传统文化压制，从小被要求缠足，受过教育，却终究不能上大学。十九岁时，受家里的安排，嫁入张家。

结婚五年后，黄素琼生下了张爱玲。这是1920年的秋天。一年后，张子静出生。

没有人管束的张廷重结交了一群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所有有钱少爷可以做的，他都做了。

黄素琼不愿意做旧式妇女，对于养姨太太这件事情忍无可忍，多次与丈夫争执，却无能为力，终于离家出走——名义上好听一点，说是出国留学。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袴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

这是1930年，除了父母离婚，张爱玲也在这一年入校上学

可以说，张廷重正是她的文学启蒙老师。

中学时期，张爱玲在课余时间写过一部章回体的《摩登红楼梦》，有上下两册，父亲看了之后还替张爱玲拟了回目。

让张爱玲耿耿于怀的，是后母把从娘家带来的两箱旧衣服送给张爱玲穿。兴许孙用蕃是好意，但在张爱玲看来，则是屈辱。

1934年还有一件大事——父亲再婚。这件事情对张爱玲的打击是很大的。

教会学校，规矩比较严，每个卧室都有鞋柜，不穿的鞋子必须放回柜子里，不得随意摆放。若不按规矩来，则要将那人的鞋子放到走廊示众。最常被示众的，就是张爱玲的一双旧皮鞋，不过她对这事好像并不怎么在乎。

让她出名的，还有她优异的学习成绩。她虽然常常不交作业，但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并且作文写得非常好，在校刊上经常发表文章，国文老师也特别器重她。

不一会儿，父亲冲下来，揪住张爱玲就是一顿打，边打还边吼：“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她被关了起来。整整半年，在这个她出生的地方，她成了囚犯。她后来在文章里写：“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张爱玲站起来，到浴室里看见自己满身的伤，心里的屈辱无处发泄，便狠了心，准备到巡捕房报案。然而父亲早就叮嘱门警，不放她出去。她挣扎了一阵，没有效果，反倒被张廷重知道了，更加生气，把一只花瓶直接摔向张爱玲，幸好歪了一点，没有砸到。

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要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毁了我的爱。

张爱玲的弟弟也很不好过。姐姐走了之后，他也抱了双球鞋来投奔母亲，但是母亲回绝了，光是供姐姐就很吃力，没法收留他。说完，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张子静在晚年回忆说：“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姐姐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1939年，十九岁的张爱玲赴港读书。

战争是她青春最后的底色。她看见大破坏就在眼前，也看见人的渺小和无力，以及里面的荒诞。与此同时，她正在走向成年，一点点地脱离了原生家庭，以前的那条路不能走了。英国、美国暂时都去不了了。

《小团圆》里有写：暑假时，母亲路过香港。她满心欢喜，经常去酒店看她，还把自己的奖学金八百元喜滋滋拿去送给母亲，但母亲却怀疑她的钱来路不正。让张爱玲更痛苦的是，这笔钱后来被母亲打牌输掉了。很久之后张爱玲对姑姑说起这件事，直言“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张爱玲当然不是特意看重那八百块钱，而是母亲的态度。她回道：“母亲的钱，无论如何一定是要还的。”后来，她果然还了黄素琼。这可能是她心底蓄谋已久的报复，那么多的爱付之流水，她要故意狠起心来，和她做个了断。

八岁时，母亲回来了。那一天，她吵着要穿上自己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黄素琼看见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她满心欢喜的准备，第一句话就被浇灭了。

马孔多其实是一个香蕉园。在这趟回乡的火车上，他看到了这个名字（百科全书上，这个名词是一种热带植物，不开花，不结果，木质轻盈、多孔，适合做独木舟或厨房用具）。后来，他在好几本书里把它当作虚构的镇名，而小说里马孔多的原型，正是他们此行目的地——阿拉卡塔卡。

在苏克雷，家里的经济还是很困难，但父母仍然送他去加勒比地区教学最严格学费最昂贵的中学之一圣若瑟中学读初中。

高中毕业后，马尔克斯被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录取。

他读到了不少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比如博尔赫斯、D.H.劳伦斯、阿道司·赫胥黎，还有格雷厄姆·格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当然，还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圣经《尤利西斯》。

1981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出版。1985年，《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马尔克斯已经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珍妮特·温特森出生于一九五九年，在她六个月大的时候，被领养了

她不允许珍妮特拥有家门的钥匙。珍妮特每次回家都需要敲门，如果家里没人，她就只能坐在台阶上等。有时候温特森太太在家，也不给她开门。“领养就是身在门外”。

温特森太太是整个家庭悲剧的核心。她不热爱生活。不相信任何事会使生活变得更好。

没有钥匙这一事实时刻告诉她，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家

在她十六岁的时候，更大的分歧产生了，她和一个女孩恋爱。比性关系更严重的是同性关系。温特森太太召集教友给女儿驱魔，她认为这一切是因为魔鬼的关系。当然，毫无效果。最后，珍妮特被赶出家门。

二十六岁时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在读书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女性作家如此稀少。她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份：一个女人，工人阶级的女人，以及一个同性恋女人。这些身份构成了她政治观念的基础。

2008年珍妮特决定自杀。万幸，她活了下来。后来，她找到了自己被领养的文件。她试图接近那个问题的答案，寻找自己的生母。

自有伤口以来，我一生都在努力，要治愈它，代表着结束一种身份——定义我的身份。但愈合的伤口并非消失的伤口。永远会有伤疤。我会借着伤疤得到辨认。

我宁愿是这个我——我现在所成为的我——而不是可能会成为的那个我，没有书读，没受教育，没有经历一路上所有的事，包括温特森太太。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无论生活多么贫乏，仍要爱生活，无论怎样寻找爱，也要爱自己。不是以自我中心的方式，那将会与生活和爱背道而驰，而是以鲑鱼一般的决心逆流而上，无论水流多么汹涌，因为这是你的河流……

这个叫作安的女人已经七十多岁，珍妮特自己都已经五十岁了。

他痛恨富人，但终于成为富人；他崇尚勇敢，但内心敏感甚至脆弱；他厌恶父亲的自杀，却最终以一把霰弹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切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好的，坏的，都还没有

记忆的追光让一切都裹上一种怀旧滤镜。那时贫穷，那时单纯，那时充满可能，重要的是——那时年轻。因为年轻，贫穷丝毫不成问题。相反，正是因为贫穷，一切才值得讲述。没有人要听富人的青春，也没有人要知道潦倒中年的凄惨。

海明威一生都很勤奋。这和他的家庭影响分不开。他出生于典型的中产阶级新教家庭，父母都信奉工作和自食其力的价值

他和父母的关系并不好。他恨母亲，甚至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他认为是母亲毁了父亲。当然，他也瞧不起父亲，认为他的自杀是逃避责任。但是，他终其一生似乎都活在这层阴影里，很多地方被他们所影响

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曾经写道：“他与我一样都病得厉害，但是我们的病症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他的趋势是狂妄自大，而我的则是向抑郁的方向发展。”

所有对他有恩的人，他都以非常冷酷的方式与他们决裂

海明威很难接受自己受惠于人。他也不喜欢和人走得太近，特别是同行。对于友情，他不愿有人穿透他的盔甲

1926年冬天，他和哈德莉到瑞士度假时，遇见了一位叫作宝琳的女孩。海明威移情别恋了。当然，他非常痛苦，但还是选择离开了哈德莉。

1927年1月哈德莉同意离婚。同年6月，海明威与宝琳结婚。他和宝琳的婚姻也只持续了十年。1937年，他认识了一位叫玛莎的女孩，似乎带着怒气地离开了宝琳。

海明威“流动的盛宴”到底不仅仅是二十年代的巴黎，他是海明威自己的水晶球，是他人生大河的开端，充满饥饿、贫穷，但也拥有友谊、爱情和希望。

在人生最后的日子，海明威写出了《流动的盛宴》。那大概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

木心本名孙璞，1927年出生于浙江乌镇。

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原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弱，乃是道具服装风度上的虚荣。”说白了，是端着画架，挥笔涂墨，看起来潇洒。

194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年轻的木心参加了反内战学生运动，上街发传单，并制作反战宣传画，被开除学籍，并遭到国民党通缉。他不得不逃到台湾，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才返回大陆。

一晃十二年，终于平反，重获自由，但他的数箱画作、文稿、藏书均在“文革”中被抄走。全家人被日夜监视，姐姐被批斗身亡，姐夫被关在学校的“牛棚”中……没有人知道那些日子里他是怎么度过的，即使日后成名，他也很少写到这一段故事。他会写小时候，写各路先哲先贤，写上海，但对那一段最黑暗的往事，他用纷纷雪花，轻盈地覆盖了。

“夜十时寝，晨五时起”，在“灯光与黎明之间写作”。

现在，他离开了。但书还在。这几天，又重看了一遍他的书。诗么，还是不大看得懂，他喜好与古人对话，而我却不认得说话的那一边是谁。

但叶嘉莹曾经是张北海的私人教师，张艾嘉是他的侄女，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张北海原名张文艺，1936年出生于北平

《美国邮简》是我从台北的一家二手书店淘来的，1990年出版，和我一样大，出版公司是三三书坊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联合国一时缺英汉翻译。张北海突破重围，从上万人中得到了这个职位，从此到了纽约。这个工作，他干了一辈子。退休之后，写出《侠隐》，这小说姜文正在筹拍，据说是张艾嘉将版权卖给的姜文。

他文章不雅，也不俗，走的是知识趣味型的随笔路线。照有些人看来，会有点啰唆，很多废话，但我爱的就是其中的废话和闲笔。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潜心于文章的人往往只知道写文章，没有了生活，最后越写越干瘪；生活充沛的人，又多半不怎么鼓捣文字。

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陌生的，可以记述的，如果没有这一陌生化的视角，面对荒漠的生活，收获的则可能是贫瘠。

·奥斯丁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她的人生一点也不戏剧性。她出生于1775年，是牧师的第七个孩子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丁最负盛名的一本书，它为奥斯丁小姐换来了一百一十磅的收入，那一年是1813年，简·奥斯丁三十八岁，她仍然没有结婚，正开始着手写一本新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这本书仍然关于年轻人的恋爱与婚姻，这本书在1814年出版。

紧接着是1815年，她出版了生前的最后一本书《爱玛》。两年之后，也就是1817年的夏天，四十二岁的简·奥斯丁因病去世

简·奥斯丁看来，只有有德性的人，才能过上真正幸福的生活，相应的，只有有德性的人，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对于普通读者，面对名著，最好的办法，是放下“名著”这两个字，抖落灰尘，磊落相见。带着这样的基本立场，我开始读《简爱》。

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经典？杨照提出过一个观点——即历史地去看经典，也就是把经典放回到当时它产生的那个环境里去，这样才能读出它真正原本的含义。

木心说得好，我们面对两种贫困：知识的贫困，以及品性的贫困。

整部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一心想着飞黄腾达的年轻人的奋斗史。他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去混教会，抓住一切机会，企图走向成功，但最终，仍然死了。

于连这个人很有才华，但出生于小地方，又是木匠的儿子，心里一直很自卑，同时又自傲，性格别扭得很，司汤达的描述是，“他平时与人落落寡合，一味钻在自己的猜想和猜疑中”，别人随意的一句话就很容易刺伤他的自尊心，变得富于攻击性。

巴尔扎克出生于1799年。父亲是帝国的官员，属于中产阶级，蛮有钱的

他写了一个剧本《克伦威尔》，但是效果并不好，一位专家阅读了他的作品之后，给出了非常严厉的评语：“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

在当时的巴黎文艺圈里，巴尔扎克微不足道。雨果当时二十七岁，在青年心里已经俨然是位大师。在雨果周围，还有小有名气的作家梅里美、圣伯夫、缪塞，以及赫赫有名的大仲马，但根本没有人认识这位《舒昂党人》的作者。

《高老头》写的是一组群像

司汤达写出了于连悲剧而短暂的一生，巴尔扎克却写出了一个充满躁动和活力、欲望和梦想、失落和虚无的巴黎。

在一篇描写商人生活的小说《三年》中，契诃夫借主人公之口谈到他的童年：“我记得父亲开始教育我，说直白点，开始打我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岁。他用荆条抽我，扯我耳朵，殴打我头部。我早晨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会挨揍吗？”

契诃夫的很多小说，都只有一个场景，没有太过复杂的情节，人物也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车夫、厨娘、农民、磨坊主、孩子、旅客……但他在这一个个简单的场景中浓缩了他们生活中最尖锐、最沉重的那一部分

他很多时候，只是在写一种生活，一种状态。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小说中读到熟悉的东西，读到击中你的东西。因为他足够丰富、浩大，但他又如此亲切、好读。

1849年，他因参与议论时事的聚会被捕，判处死刑。在刑场即将枪决的最后一刻，沙皇特赦，改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待了十年（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苦役四年，军役六年。

人们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声，因为他首次关注并表现出了人的精神世界。在一个对精神追求日益浅薄化的今天，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失为一种挑战。

他不是完美的人。事实上，完美的人尤其可怕。他有点刻薄，但心肠不坏，他表现得很虎，但其实很怂。他很矛盾，一方面讨厌成年人的世界，一方面又对它感到好奇。它害怕成为虚伪成人的一员，所以想要逃离。这本书，就是他逃离的尝试。

黄锦树。你从来没有听过黄锦树这个人。看书脊，你知道他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不知道他其实定居在台湾，除了是个小说家，也在大学教课，写出了很多轰动一时的论文。

读黄国峻的小说，感觉“眼球被一种奇特的太空舱漂浮感向四面八方离散”。你好像进入了异空间，游走在所有人物的背面，听到他们的喃喃自语，听到他们漂浮在空中的思绪。

《归宁》写的是一个女人怀孕回娘家度过的几天。细碎，内敛，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小说展现的母女关系、夫妻关系都像是进入了一种模式——停滞、缓慢，甚至僵硬。

他一再写的，便是这家庭内部的空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空隙。这不是宏大的主题，却是现代人生的一种真相。

八卦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忍受孤独。我们需要交流，需要知道别人怎样生活。八卦还是一种校准机制，我们在八卦和评价别人的时候，也在回看和评价自己

八卦这件事情，一定包括对他人闪光之处的景仰和敬佩，当然还包括喜欢。

“无论他个人的生命如何晦暗脆弱，在诗人最好的那些诗行里，他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健康自然的现代汉语”。

还有一种书，它并不撩拨得你兴奋不已，也不会让你完全放松，而是循循善诱，携你穿过幽谷，跨越山河，天渐渐黑了，你因为跋涉而感到一股充沛的元气，一抬头，则看见漫天星河，浩瀚、静谧。此时，你会被一种深刻的满足感包裹。

清楚的、明晰的文论，就是给我们创建不同的视角，给我们戴上眼镜，放大镜，显微镜，给我们配置直升机，降落伞，让我们变得更敏锐，同时感受到更多，更深的东西。

有人问海明威，成为作家的条件是什么？他答：一个不幸的童年。这个说法多少同意了略萨的看法，一个幸福平和的人物，大概没有什么想要反抗的，而越是敏感的，脆弱的内心，越有许多东西想要表达。

略萨认为，文学抱负的起源，往往来自于反抗精神。他们用创造的世界来对抗和拒绝现实世界。这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

你读得越多，下笔时才越不会显得像个傻瓜。

七、关于收益。问：你写书是为了赚钱吗？金答：现在不是，从来不是。我写作是为了自我满足。你如果为了快乐做事，就可以永远做下去。

现在，很多人已经与泥土不亲近了。我很幸运，小时候，我是挨着大地生活的。

读书是太安静的事情，我们都坐不住。对我来说，厚厚一本全是字的书，看着就让人恐惧，无论如何是不能看完的。

我第一次试图读一本书，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为了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让我和周围联系得更紧密一点。

学校生活是很憋闷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未来很远，可是到底有多远，人生很长，可是到底有多长，爱情很美，可是到底有多美，一切都影影绰绰，不清晰，不确定，一切都是可疑的，一切都是飘忽的。

书治疗的是什么？是孤独感

只是正好，在你的生命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困惑，当你需要答案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书是一种流行的解药

到一定年纪，我发现人是不可交流的，你不可能真的让另外一个人完全理解你，你也不可能完全地理解另外一个人。我们的语言非常贫乏，我们自身又常常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好。交流可以宽慰寂寞，可是很难排遣孤独。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之间跋涉，在一个又一个人物之间游走，其实是想要对自己了解得更深。是为了发现自己，确认自己。

学习是有乐趣的，这种乐趣仅仅在于你了解了一件你之前不了解的东西。有用吗？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这个学习过程本身有满足感。

读书，会渐渐成为一种习惯。它是你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手段，它不是最直接的，也许也未必是最有效的，但是你已经不能离开它，因为是它陪你一路走来。

读书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让你沉浸，还能让你思考，并且与自己对话。

在我的生命中，有许多书敲碎了我原有的价值观，又有许多书构建了新的价值观。我几乎不能立马确认出有一本书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因为影响我的不是一本书，而是读书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