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的灯光

我仍有一个心愿，要画一家书店，它的外墙在暮霭中是黄色和粉色的……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

书不是那种急功近利的产品，它们需要时间；写书很慢，出书很慢，读书也很慢。

书架，书，还有在狭窄过道里埋头寻书的三两顾客。柜台里一个店员对着橱窗发呆，在黄昏高峰来临前稍事休息。我来找一本书。

书籍是朋友，我们并不孤独。

书将我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联系建立于独处之中：一个读者独处一隅聆听一个作者的心声。

在西尔维亚·比奇[插图]的莎士比亚书店[插图]的赞助下，乔伊斯[插图]的《尤利西斯》才得以面世；没有劳伦斯·费林盖蒂[插图]的城市之光书店[插图]，金斯伯格[插图]的《嚎叫》可能要在数年之后才能跻身文学殿堂。这只不过是两个最著名的例子而已。

一本崭新的由霍加斯出版社[插图]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插图]《海浪》的初版本固然是藏书家的梦想之物，但新近出版的平装本也同样有吸引力。她的散文质量不会因价格或版本而有所损益。

书店并不只是销售文学书籍，每本书都有自己的读者。来书店的人各有目的：查找古钱币的价格、有效的除草经验、合适的小农舍养猪方法，等等。好书店兼收并蓄。

我并非无书可读，我的床边有一摞没有读过的好书，更何况我的客厅里还有成架的书打算再读。恼火的是我发现我渴望的是“下一本”，但我又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一定会买上一本什么书回家，在塌陷的绿色安乐椅上享受失而复得的时光，绝对独处。

我贪婪读书并成为书痴是在十五岁那年，在我发现《愤怒的葡萄》之后。

我一直认为，图书承载着我们的思想和想象，使它们充实人间；一间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我们日渐完善的精神自我居住其中。

在大一时，我发现了尚不出名的雷蒙德·卡佛[插图]的第一本短篇小说。我从学校的图书馆借了一本《请你安静些，好吗？》，一读就入了迷，但在寒假里我转遍了圣何塞也没有觅到。

朦胧的灯光，成堆的书报，弥漫着一种慵懒的气氛。书店和咖啡馆真是天然的盟友：都不在乎时间，都提倡悠闲。

“现在，妈的，刘易斯，别出声，听我说。这些书你必须要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她给我的是威廉·福克纳[插图]的《喧哗与骚动》《E. B.怀特[插图]文集》和莫里斯·桑达克[插图]的《格里格里砰！或生活中一定还有别的什么》。

父母只读他们喜欢的书，但家里要有孩子读的书。而孩子们只要看到大人读书是一种乐趣，耳濡目染，就会开始读他们自己的书。

格蕾塔还教导我，不应规定或禁止儿童读哪些书，应该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爱好。

儿时的书籍是通向自己过去的鲜活记忆之门，这些书并不一定能让我们记起当年读过的故事情节，但却使我们想起读这些书时，我们在哪里，在干什么；记住一本书是记住读这本书的那个孩子。

想起当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看到一本儿时的旧书，深深地闻一下它的气息，刹那间你也成了活生生的普鲁斯特。

我看完《愤怒的葡萄》后，我没有挪窝就接着开始看《罐头厂街》。

阅读的疏离和认同几乎总是缠绕在一起的，我初次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它们的交会。

我们并不以销量和知名度衡量一个作家杰出与否，有许多图书销量以百万计，但绝不会流传五十年，甚至五年。

约翰·斯坦贝克始终是个饱受争议的作家，其被禁的作品远多于最近六十年中任何一位美国作家。生前，他被萨利纳斯谷的居民唾弃，被从他最热爱的地方驱赶出去，而现在萨利纳斯骄傲地吹捧他以吸引旅游者。

要阅读福克纳，必须从南茜·朱尔起步，或者从关于马的书开始。然后读库尔特·冯内古特，或安·兰德[插图]，或《时间的折皱》，或《在路上》，或《杀死一只知更鸟》，或“鸡皮疙瘩”丛书。

一个名叫阿提库斯[插图]的人在公元前一世纪扩大了他的商店和服务，他组织了一批奴隶缮写员按照需要抄写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他的缮写员可以在一天内抄完一本厚书，价格也很便宜。

曾几何时为僧侣和学者独占的书籍现在成为普通的商品，为世俗的个人拥有。

普林特斯合乎情理地认为，如果他们希望吸纳一批过得去的雇员，就要提供过得去的报酬。

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不是孤立的顿悟。欧洲正在摆脱中世纪令人窒息的宗教狂热，宗教改革运动消减了天主教会的势力，文艺复兴运动正值鼎盛时期；在十五世纪末，跨洋探险已经开始

在印刷机发明前全欧洲仅有五万册书，而古腾堡的第一部圣经问世五十年后，这个数字已达到两千万。

十八世纪以后，图书才经过装订后销售，像现在一样竖着放在书架上，书脊冲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