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你记得自己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吗？张艺谋：那忘了，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看的。清晰记得的就是“文革”时候了，那时候看得比较多的是“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印象最深的就是朝鲜的那部《卖花姑娘》，我的天啊，全场哭成一片。
许知远：会担心自己对电影的某种朴素的想法或者处理方式消失吗？张艺谋：不会，我从《英雄》开始拍商业电影就被诟病，堕落了，退步了。我自己其实很清楚，以前的电影它就在你的心里头，它是你的成长经历，你转过来还可以再去拍那些东西
许知远：随着时代的不同，情感会发生变化吗？张艺谋：当然，细节不同，但我觉得在大的方面，人类都是一样的。全世界永远演绎着不同的故事，也永远重复着共同的情感。
许知远：甚至1988年，得这么大一个奖[插图]。张艺谋：也都没有。人面前当然表现得很高兴，也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咧着嘴笑，但实际上内心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不会因此就觉着自己是天之骄子，才华横溢。
许知远：这来自天分，还是大量的后天训练？张艺谋：一半来自天分，一半来自后天训练。长期的训练，长期的经验，以及长期的追求——我是特别追求原创性的——最后激发你的潜能，激发你内心深处都不知道的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答应了的事，就要给人家做好，不能耽误。许知远：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原则，是不是？张艺谋：对，不能对不起别人。大到国家任务，小到一个电影，都是集体创作，不是说写诗，自己在家里写，压到枕头底下就完了。也不是画画，我就画给自己看。
所以活在这个时代，完全的创作自由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你跟每一个艺术家去谈，他可能都有他的苦水。但也许这就是创作的一个衍生品，它就是让你去突破这些，去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你可能放弃，妥协，但你能坚持一点是一点，它弥足珍贵，这大概就是创作的苦和乐。
张艺谋：任何一部作品，想要对历史做出一个回答，都是野心太大了。我们回答不了。但我觉得八十年代非常好，在我的回忆里，八十年代就是热血沸腾的。
开玩笑地说，那个时代你想谈恋爱，只要手里拿一本弗洛伊德，你就能谈成。全民都在谈文化，哪像今天，都在谈票房。那个年代是人的求知欲和看世界的渴望迸发出来了。人们追求梦，那是特别可爱的时代。
许知远：有思想和审美上的局限性？张艺谋：那是一定有的。每个人的思想、审美、情绪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那个时代一定有它独特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审美定式。
也许我一生拍到最后，也没有一个自己极满意的作品，那也没啥遗憾的，我已经为我心爱的工作做了这么多，已经很幸运了。
创作不是提前给自己画一个像，给自己选择一个姿态，不是的，创作就是随心而动，这是根据人的性格，还有人的想法来决定的。
好像你的电影哲学是，它应该是过去的戏剧舞台的延伸，它应该是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
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走向世界？不知道。走向世界的概念是什么？美国人从来不说走向世界，他说我就是世界。
日本曾经在德川时代有二百五十年的时间是闭关锁国的。
坂本龙一：我记得自行车的声音，当时汽车并不多，却有许多的自行车，自行车和人声的喧闹让我印象深刻。新的百货公司开张后，大家都在门口等着。到点一开门，所有人都冲进去，还会吵起来，特别喧闹，是一种很好的活力。人的活力、日常生活的活力，这能让我微笑。
在制作《末代皇帝》配乐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原本被要求一周之内要把音乐做出来，这不可能，最后我争取到了两周的时间。于是，我在东京创作了四十三首曲子，并在一周内录制完成。我把乐曲带到了伦敦，在两天内录制了更多的管弦乐，再把音乐融合在一起，所有事情都在两周之内完成了。后来，导演贝托鲁奇只用了我一半的音乐，所以你知道的……
坂本龙一：在YMO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一张专辑销量并不大，只卖了两千张，非常少，第二张专辑突然就卖到了一百万张，导致我那天晚上不能走在街上，因为每个人都在叫“坂本龙一！坂本龙一！”我不喜欢在街头上被叫名字。
许知远：当名誉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仍然不喜欢它，怎么处理这个矛盾呢？坂本龙一：我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去接受，之后就慢慢习惯了。
反派有时很容易变成正派，正派也很容易变成反派，正与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会混为一谈，陷入二元对立并不好，我们要跳出框架去思考。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反抗是过于简单的方式，我们需要探寻另外一种态度。
：我对人类很悲观。人类的存在对于大自然来说就像是患了癌症，我们正在摧毁许多其他物种，每一天都在。人类可能是历史上唯一破坏自然环境和杀害其他物种且没有自我意识的。
坂本龙一：我可以感受到很多种恐惧。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也是，所以死亡是一个自然现象，即使我们有恐惧。
六十年代的激昂、奋进、试图改变的热忱都消失了，人们转而躲入个人生活，但这个人生活充斥着厌倦、不安、乏味的刺激。
过去大师的说话方式，所谓他们的艺术风格，没有一个是可以被你直接拿来用的，绝对没有。而自己过去的说话方式，也不能直接拿来再用，因为你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现场。
导演这事，现在来说是没有门槛了，但那时候它还真有一门槛，你得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才有可能。电影学院毕业分到电影厂，先当场记，干个五六年，然后副导演干个五六年，之后也绝对不可能让你独立执导，是联合执导。
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应该是特别稀松平常的，放在人堆里头，或者在哪块儿喝酒，完全没什么让人觉得出众的。可是只要他进入到那角色，就能焕发出特别巨大的能量和魅力来。
我们在《1942》做采访的时候，问过一老太太：“你觉得有天堂吗？”“有。”“天堂好不好？”“好。”“那你跟我说说天堂是什么样？”她的想象其实还是和富贵发财有关系，玉石铺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1942》很多人看了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苦难本身会让人不舒服，还一个就是观众觉得被冒犯了。但我觉得确实应该拍这样的电影，我们也认识一下自己，认识一下这个民族性格。
冯小刚：李雪莲为什么最后去上吊，真实原因不是说她告状成了笑话，其实就是因为她老公死了，告状的链条断了，今后她不能再告状了。而这十几年告状实际上在支撑着她的生活，她变得特别有事干。这个源头没了，以后不能折腾了，她觉得她的生活一下就变成黑白的了。我说的这是她深层次的原因。她最反对的那东西不存在了，她一下觉得自己无价值了。
现在年轻导演起得都挺猛的，过十亿以上的新导演也有十个八个了吧，也不缺一个冯小刚。但是在另外一条路上缺我，我可以去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