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在这里钱没什么用，封闭病房里连手机也不能用，生活还原成本身的样子，不被外界干扰，每个人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简单而规律的生活和锻炼。
王娜真的太美好了，一想起她，我脑中就会出现她穿着刚买的裙子转着圈给我看的场景，她得意地说“我爸给我买的。”然后我就忍不住想哭。
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东西。可以短暂地停下来休息，但不要放弃，也不要过度责怪自己。
电影《小丑》里面有句名言：“有精神病的人最糟糕的是，所有人都期待你假装没病。”
希望我是一把雨伞，下雨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稍微遮挡一下风雨，天晴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一旁尽情地去享受阳光吧。
思琪得的病叫“单纯型精神分裂症”，是精神分裂症里最难治疗的一种，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得这种病的患者会慢慢封闭自己，不与人接触，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以沉默的方式断绝和现实世界的交流。
不评价患者的行为，试图理解，才有可能帮精神病患者解决问题。
与外面相比，精神科病房的生活显得简单而规律——固定时间吃药、活动、睡觉。人们没有被什么东西不停追赶的感觉，不焦虑，似乎更能回归内心深处，接近生活本身。
躁狂症和精神分裂症不一样，在病情发作的间歇期，患者几乎没症状，还有很好的社会功能。认识梁桂春的人大都认为她是个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病态。
在精神科病房，大多数患者都说我温柔，有耐心。但对思琪妈妈，我总有股莫名的火。我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因为身上脏，受过很多委屈。当我第一次看到思琪身上脏兮兮的时候，就有一股想把她搂在怀里的冲动。
而思琪的妈妈从我们给思琪换衣服开始，她就一直站在人群的外圈，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我从这个母亲身上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压抑的、复杂的东西。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她可能还不如梁桂春。可她也几乎是举全家之力在给思琪治病。
可是有时候太热切的渴望，反而会成为一种阻碍。
思琪一一回答，后来我才发现，我和师姐都流泪了。师姐问我，“哭什么？”“不知道啊，是眼泪自己跑出来的。”我说。
“打开精神分裂症自闭的大门，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一个精神病学家曾经这样说。
能够治愈思琪的本就不是躁狂症，而是得了“躁狂症的春姨”，她的“春姨”不在，便没人能再复制奇迹。
一个精神病患者被另一个患者的“病状”治愈，这是那年我们共同见证的奇迹。但奇迹终会过去，而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生命里，往往有成百上千次病症的反复。
曾经，躁狂的梁桂春看上了后院的一块空地，说要开垦出来种玫瑰花，“那该多浪漫啊！”可是，直到梁桂春、思琪分别回到这里，又再度离开，玫瑰花都没有种下去。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或许思琪就是春姨精神世界里的一朵花，那朵没能种下的玫瑰花。
我一下意识到，这些猫回不来，这里有些人可能就“好不了了”。
卢伟患有“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这是病理性的酒精依赖，主要表现是晨起饮酒，每天早上醒了就找酒喝。一天到晚基本上没有清醒的时候。停止喝酒48到72个小时就会有戒断反应：会手抖、浑身大汗、出现恐怖性幻觉。长期酗酒甚至会改变人格，变得极度自私，和犯了毒瘾没什么区别。更糟糕的是，患者还会产生嫉妒、妄想，总是毫无理由地怀疑别人，甚至动手打人。
我也在这些缝隙里，渐渐看到了卢伟的内心世界——那个总是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小房间
直到现在，卢伟都不敢看太阳，阳光刺眼的时候，他会觉得口渴。他说，那种渴的感觉，喝再多水也不能缓解。日落时，总有强烈的悲伤像浪一样打过来，他想号啕大哭，又觉得男子汉不能哭。卢伟睡觉时，常用被子蒙着头，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躲在被窝里哭。
在他心中，小学二年级的自己依然站在工厂大门外，被烈日炙烤，口干舌燥。
他说，“武侠就是一个梦，生活太苦了，醒了又干吗呢？”
很多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没有理智，其实这是偏见。他们只是在发病的时候才会失去自知力，分不清现实和幻觉。
在他面前，这个快40岁的男人似乎在母亲离开后就停止了成长，当他脆弱的时候，委屈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就会变成那个在父亲工厂门口，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的小男孩。
或许，卢伟也可以和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学一学——猫的记忆力很差，只会不断遗忘，唯一记得住的事就是：好好活下去。
作为精神科医生，工作10年，我听患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活着没意思。在正常人的观念里，不活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连“想”的念头都是危险的。
死亡从此不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想起来就好像“回家”一样温暖的事。
大爷昨天晚上九点睡觉，到十二点就再也睡不着了。她把护士睡觉前交给她的药给大爷吃了，然后大爷又睡了一会儿，大约凌晨四点醒来，就再也没睡
我内心感动之余，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完全为了另一个人活着，这是怎样一种感情？
张大爷当然不会和老伴离婚，他们会继续相互嫌弃地过下去，和过去几十年一样。
对于这些，大爷一点印象都没有。他终日担心的就一件事：自己的身世被揭穿。自己有一个“逃跑”了的父亲，有时候，看新闻说哪里又抓到了一个特务，枪毙了，他都觉得下一个被枪毙的就是自己。
多数时候他都特别容易紧张，很小的声音在他听来都像打雷一样。我经常听到抑郁症的病人说，听到手机响都会浑身紧张，吓一大跳。这个从医学上解释叫作“惊跳反应”，是抑郁症的一个症状。因为太过敏感，日常中的很多事情在抑郁症患者那里都会被放大，正常人可以很轻易耐受的不舒服，都会引起他们极度的痛苦。
她说，父母感情好对子女来说并不一定就全然是好事，“他们不会在孩子身上给一点注意力。”
这个三口之家凑在一起之后又为什么会感觉疏离。对于自己父亲的病情，女儿也表现得很冷漠：“我知道自己这样说非常冷血，但是大夫，我爸的病就是我妈惯的！”
她每天认真坚持的东西可能真的强化了大爷的症状，就好像他们女儿说的，我爸的病就是我妈惯的。但我看着老太太，突然有点于心不忍。我在想，如果有人说你做了一辈子的事情其实没什么意义，你会怎么办？你这一辈子还有意义吗？
60年，她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唯一出口
好多时候我都不愿意好，“我不知道我不抑郁了该怎么活？”抑郁会上瘾，会很容易让人沉溺其中，但症状的存在一定有存在的环境、存在的道理和存在的意义——无论是对抑郁症患者，还是抑郁症患者的家人们
我们这一生，遇到爱并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了老太太这个守护神，大爷的死亡计划从未“得逞”，而老太太也从大爷“专属”的信任和依赖中得到了满足和抚慰。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很难做判断抑郁症降临在这个家庭是好还是坏——他们借由抑郁症找到了互相了解、支撑的方式
被她盯上的人都会陷入这样的怪圈：一开始会被她的热情感染，和她亲近，但渐渐就会对她“敬而远之”。
这个“院霸”段慧来举报，对方有个巨大的龋齿，每次吃药的时候都会用舌头把药推到龋洞里去，回到病房再用牙签挑出来。我们据此一举抓获了“藏药现场”。
每天晚上八点，我们准时发药，跟患者的“斗智斗勇”也开始了：医生、护士、护工三个人一起去，患者排着队一个一个吃完药之后把嘴张开给我们检查
这个女人之后的日子很可能还会继续在精神病院里度过。就因为她追求的“要强”与“正常”，在别人眼里都过了火。
我想起段慧来和护工吵架的时候经常骂人家“临时工”。她从1989年开始就住在我们院里的精神病科，价值观也停在了那个年代，可见她依然咽不下当年那口气。时代的局限很强地折射到这个女人的身上了。每次看到她，我总觉得她不像个精神病人，但她又好像只能生活在精神病院里。
慌乱中，她倒在了铁轨中间。她在两根铁轨的夹缝中眼睁睁看着火车从她身上呼啸而过。
段慧来在床上躺了好多天，不敢闭眼睛，一闭上就能看到火车头向她开过来。
从精神科专业来说，这是标准的PTSD，就是有名的“战后创伤综合征”。在这种疾病的影响下，人的警觉性会增高，脾气会变得暴躁，睡不着觉，很多人酗酒甚至吸毒只为了麻痹自己、缓解痛苦。
因为段慧来闹得凶，全段没有一个人得“先进”，大家的话越说越难听，段里说她长期不上班，严重违纪，要把她调去打扫卫生。老公也被单位领导约谈，说段慧来如果再继续闹，就把他的工作也停了
俩人在1991年离了婚。当时儿子已经10岁了，段慧来抢着要了儿子。没过多久，段慧来老公就又结婚并且生了孩子，两人再也没有了联系
两个人频繁吵架，动不动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得稀巴烂，甚至把新买的电视都砸了
她的光荣竟然都是靠这点正式工有编制的身份支撑起来的，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可在当时，编制本身就是铁饭碗，一劳永逸，命运迥异，没有人不在意。只
每个精神病人做的事都有自己的道理，每个选择也都有因有果。我时常觉得，听她们各异的故事，循着“果”去探寻“因”，就会发现那些症结的“因”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绪：压力、执念、失落、不甘，只是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出于心理和生理上的原因，没能很好地调节，才走向了极端。
病房里的患者来来回回的，但从没有人来接段慧来，并非她的病情比别人严重，而是她没有地方可以回。
幻听又叫凭空闻语，明明没有人说话，但是她就是能听到声音，并且对这个声音毫不怀疑。这是精神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对于自己的生命，段慧来似乎就留在火车驶过，以及领导不认错、不给说法的时候，再也没有向前。而她延续的希望，应该都来自自己的儿子。
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从这场意外中脱身往前走了，只有段慧来还留在原地。
精神科病房的生活很单调，互相编辫子是女患者之间最常见的表达友谊的方式。
一个情绪稳定、行为成熟的家人，比医术高超的精神科医生更能治愈患者。
一瞬间我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们看来她是犯病了，可说不定她正自娱自乐地享受呢，享受在她定义的“正常”的世界里。
段慧来揪着不放的那些事，说到底其实都没错，但可能只有在精神病院里，一个人才能被允许这么“认死理”，这么向往“正常”。而我们要做的，或许是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点理解，接纳每一种生命绽放的姿态。
其实我从认识她开始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她究竟是不是一个“精神病人”？我承认我想得挺苦恼的
在我看来，段慧来的人生在那次火车事故之后其实就停止了，后来的希望只在回忆与儿子身上延续，但最终，前夫与儿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认可、接纳以及帮助她。
我清楚地见识了什么叫“精神病患者”，也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必须住在医院里。因为很多时候，那不只是治疗，还是一种“保护”。
小时候我看过一个小说，讲街上有两个人吵架，一个说三七二十一，另外一个说三七二十八。两人争执不下，于是去找一个特别会判案的清官。那个清官说说三七二十八的人是对的。说二十一的那个人不干了，说您怎么是非不分啊。那个大清官说，你跟说三七二十八的人争什么争？能争明白的话，他还会说三七二十八啊？！
症状比理性顽固，千万不要和症状较劲，把它们当成“三七二十八”就行。
人生真的是让人无限感慨，送出去的是一个六七岁天真可爱的小姑娘，接回来时已经是个30多岁还患上精神病的女儿了。
精神病分为“文疯子”“武疯子”和“花疯子”，
所以孙艳玲应该没有基因上的问题，生病主要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没有选择的时候被送给了别人，被宠溺之后又经历了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落差，每天担惊受怕，不知道明天在哪儿……会不会都给她带来了很多创伤？
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替一个家庭、一段历史，或者某种环境“生病”。之前我有位老师曾说，善良的人才会得精神病，“因为不忍心怪别人，所以只能怪自己”。
这样的患者发病时会失去社会属性，表现出动物的本能。男孩看着20多岁，正是荷尔蒙旺盛的年龄，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孩自然会产生性冲动。正常人会掩饰或者压抑，但患者会直接表现出来，和非洲草原上雄狮遇到心仪的母狮会毫不犹豫扑上去是一个道理。
是怎样的绝望才会让一个母亲放弃自己的孩子？但就像老牛选择用自己的后半生托住儿子不断下坠的命运一样，也会有人选择逃离这样暗无天日又看不到头的生活。她明白，他也都明白。
精神病真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病，像他这么好的人也会得病，也会在犯病的时候伤害别人。关键是得正视它，才能学会和它相处。
他的所有反应都像八九岁的孩子。那一刻我突然有点明白老牛这十几年来身处的那种不断燃起希望，又不断被吹熄的困境。
没有自知力的精神病人不但可能自己被人欺负不懂反抗，还可能被人利用，成为伤害别人的工具。
或许是氤氲的水汽让他短暂想起了生命中那些最轻松、最愉快的日子，那里有意气相投的战友、温柔陪伴的爱人，还有可爱聪明的儿子，那些回忆一定给了他很多力量。关上水龙头的那一刻，老牛也关上了自己执念的阀门。
—比起医疗条件，对精神病家庭来说更重要的是方便，因为这样更容易坚持。治疗精神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凡是铆足了劲要一下子“战胜”精神病的想法，最后都会因为不能坚持半途而废。更长远的课题其实是病人、家属怎样和这个病相处
生活本就是一场持久战，老牛的选择或许是一条出路：过好自己的生活，陪伴那些你在意的人走更远的路。
爱情让她一阵狂喜，但感情的浓度太高，小倩有点承受不了
小倩觉得，自己必须离开，如果不走，就会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吞掉。“我看不清它的样子，但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和它抗衡。我第一次感到那么害怕。”
她清楚地知道，母亲的疯病和被抛弃脱不开关系，没准儿哪天就要轮到自己了。
每次她和老公吵架，就指责对方嫌弃她是疯子的女儿，会不要她。虽然老公一次次地保证，却都不能打消小倩内心的恐惧。她说：“我已经偏执了。”
那个人”出现了。10岁那年，小倩和他见过，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
“我知道他不会伤害我。他说他要带我离开这个地方，虽然我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我愿意跟着他走。”
这是精神病的一个典型的症状——幻视和幻听同时出现，而且她对“那个人”无比信任。
小倩不得不中断回忆，着急地解释：“你们不要同情我。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美好的记忆，我一辈子都在寻找这种和妈妈一起浪迹天涯的感觉。”
为什么小倩妈妈病了这么多年，整个家并没有像其他精神病人的家庭一样一片黯淡呢？他们没有把精神病当成一种不可告人的耻辱，而是当成家庭的一部分。
很多人想“战胜”精神病，很显然，这不是光靠意志力就能做到的，目前的治疗手段也只能控制和延缓病情的进展，用我们的行话来说，在精神科没有“根治”这一说。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和“精神病”和谐共处。这种最先进的精神病治疗思想，在小倩他们家人身上完美地实践着。
命运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压一个。“我现在做的就是转过身去，拥抱那个压在我身上的骨牌，那下一张牌就不会再倒下。我的女儿就不会再重复这个命运。”
小倩的经历让我重新开始思考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和正常人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扇界限清晰的大门，而是边缘模糊、逐渐过渡的。小倩的一只脚踏了进去，又退了回来。精神病是个体疾病，却很可能也是社会疾病，社会是它的传染管道。
“癔症”乍听起来非常严重，比如突然看不见听不见，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了，说发病就发病，没有任何生理学障碍，也查不出原因。但癔症的特点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不用治疗就会自动好转。这病在精神科非常常见。
我和女孩对视了大约十秒，她的表情突然放松了一些。这是一种默许。我赶紧坐到地上她那床花棉被上，试着去握她的手。女孩没有躲开。你累了吗？我问她。她点点头。
时值8月，女孩的手却冰凉而潮湿。这种湿冷的手常常属于休克病人，和平时因为太热出汗不一样，多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
王瑞军住院后，身边没有一个家人，她妈妈来我们科签完字，甚至没有去病房看女儿一眼，留了个电话就走了。她的老公也一直没露面，王瑞军更是连提都没提过。
王瑞军说，母亲从她小时候就“嫌弃”她，“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在旁边看书，但她看我的表情是嫌弃的。她隐藏得很好，但我总能感觉到。从我怀孕到生孩子，她一直都在忍耐。她不满意我，什么都不满意。”
王瑞军确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她和王瑞军爸爸都是军人，常年分离，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就领养了王瑞军
“陈医生，我活着只有一个心愿，我想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可能在王瑞军心里，比起爱情，用这场“掉价”的婚姻给父母一记反击更重要。
王瑞军的身世在王瑞军家彻底变成了“皇帝的新衣”，孩子不说破是因为怕被抛弃，父母不说破是因为害怕失去孩子，更害怕失去面子。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秘密”。
当时和王瑞军妈妈谈完，我的心情就非常沉重，让我沉重的不是那个秘密本身多残酷，而是王瑞军妈妈对待这个秘密的态度——她让这个秘密在这个家变成了一种禁忌
他说当初王瑞军妈妈一下子就转学的做法有点极端，但那个时候他不在家，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工作原因，他常年在外地，对这个家的付出非常少，他自觉有亏欠，所以对王瑞军妈妈的做法即使觉得不太合适，也并没有阻止。
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份“问心无愧”在王瑞军那里，已经快让她窒息了。
我好像听到了这个钢铁意志的女人内心坚冰融化的声音。
期待着封住这个家庭的坚冰也能随着这次见面一同融化
有一次，她发现自己拎着行李箱站在街头，但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她完全想不起来了。这个在癔症患者中也非常常见，叫作“癔症性神游”。
因为找到亲生父母的希望渺茫，那趟重返故地的旅程反而开启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是谁”这个问题在王瑞军这里并没有被解答，她独自一人走向了迷雾的更深处。
她不太能分清“现实”和“妄想”，她觉得她跟踪的那些人都有可能是她的父母，并且出现了“冒充者综合征”，坚决说养父母是别人冒充的，单位的同事也是别人冒充的。
家人之间吵了架，有猜疑，可以不解释，也不和解。普遍的一种做法是，我和我妈吵架之后，我妈叫我去吃饭，就叫道歉了；或者我气消了，说饿了，就算服软——但这样问题只是被“翻篇”了，而不是被解决。
如果还有机会见到王瑞军，我很想告诉她，那个困扰你的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赵文娟骂起人来一套一套的，还带着节奏。她和其他患者一样，骂社会、骂我们科主任，大多数时候就站在窗前对着院子漫无目的地叫骂
赵文娟穿着蓝白竖条相间的病号服，站在装着铁栏杆的窗户前，朝着院子漫无目标地飙着脏话。
见多了，我渐渐觉得病人这样的“晨骂”甚至就像“晨练”一样。或者像无聊了找个事打发时光，或是像发泄积怨摔个杯子，而窗外被骂的那些不是空气，而是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内心。
当了多年的精神科医生，我还是弄不清，患者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他们发病时可能比魔鬼还可怕，但一转身又成了纯洁无瑕的天使。两种模式来回切换，常常让我猝不及防。
来我们精神病院看病的人，尤其是农民，很多都先找过“仙儿”。这些“仙儿”某种程度上算是野生心理医生。有一次，“仙儿”把患者带到我们这里来，院里一个大夫竟然发现，这个“仙儿”是她心理咨询师课的学生。
赵文娟怀孕后脾气和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她会突然变得暴躁，半夜跑到外面大喊大叫；有时情绪低落，一个人坐着哭，扯自己头发，甚至打自己。她会自言自语，突然大笑。问她说什么，她不答，转身走开
和她们聊天，会觉得内心变得特别干净。精神病院与外界隔绝，待久了，似乎就不再会计较利益得失，会去思考一些本质的问题。
李贵宇说赵文娟已经不能工作了，她成天发呆，好的时候，能稍微帮忙干点活；坏的时候，他们就给她吃药，让她在家里昏睡。赵文娟已经被家人视为累赘。李贵宇说自己拿她没办法，再来治一治试试，也算是努力了
李贵宇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赵文娟妈妈曾患有精神病，犯病跑出去的时候，被车撞死了。他说：“如果知道这个事，绝对不可能和赵文娟结婚。精神病是要遗传的。你们家太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都瞒着。”
如果早知道赵文娟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最初的治疗方案都将调整。此时的赵文娟已经出现了“衰退”现象，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心理学中有个概念叫“期待效应”，意思是，你觉得事情会变好，那事情变好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反之亦然。站在高处，老想着掉下去，脚底就软了；
“这个小孩是谁？”这句话像敲进了王娜的灵魂。哪怕长大成人后，她还是无数次地问自己：“我是谁？”在童年，王娜“丢了”自己。
王娜第一次无原则地退让后，男孩越发放纵了。
那天，她躺在一个教堂前的大草地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她感受到了温暖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她说自己仿佛看到了那个一直抱着膝盖，蹲在地上的小女孩。女孩脱离了王娜的身体，一点点地站起来，微笑着，慢慢飞走了
在某种意义上，爱和恨是一回事，都是浓度很高的情感。真正放下就是和自己的内心和解。
明显，我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工作了。作为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一名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我抑郁了。可悲的是，人一旦抑郁起来，脑子里有多少专业知识都没用。我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去处应该是哪儿——54号诊室。
这个世界上需要被倾听的人太多了
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意义，它就是什么意义。
“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是来受苦的吗？”我问老师。那天傍晚，我从王娜的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了。我久久地陷入悲愤的情绪里，没办法走出来。
老师告诉她，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力量比我们大很多的东西。“她走了，去了她想去的地方。你努力了，你要原谅你自己。”精神科医生如果真把每个患者的故事都放在心上，那确实太沉了，背不动，也走不远。
人会出现抑郁可以理解为：心里有把刀捅向了自己，王娜的抑郁就是这样来的。
但几年过去，再次写下和王娜有关的文字时，我发觉自己想起她，脑中浮现的都是她最后一次来精神科看我的样子——她牵起裙摆，脸上笑得像花一样：“陈医生，你看我的裙子漂亮吗？我爸给我买的！”原来我们已经好好道过别了。
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上学时学的“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怎样的疾病：热情的时候如火，抑郁的时候又如堕地狱。很多人形容这种病就像“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来回跳跃”。
老米很能折腾，这些折腾甚至给大家惹了不少麻烦，但大家也很被这种“折腾”打动——这种折腾代表着渴望交流、融入，渴望回归到正常的秩序里，渴望与人产生联接。而只有一个对生活有期待、有要求的人才会折腾。
实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他渴望维系自己那时隐时现的、对生活微弱的掌控感。他需要那扇窗，就如同需要生活本身。
林鲲，你别一直抱着你妈，让她歇一歇，林鲲点点头，双手松开一点，可母亲刚一直起腰，他立刻又紧紧抓住不让走。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叫“退行”，就是退回到小时候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经常不得不严肃地纠正自己很多浪漫主义的想法，精神病其实是不能被感化的。很多人觉得对一个精神病人好，他就会对你好，但其实你对他的好在他的理解里可能并不一样。
作为医生，我清醒地知道自己要遵守的规则和要履行的职责，可我依然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煎熬之中。我给不出一个答案。
“这个问题对任何一个精神科医生都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能站在公共道德的立场上来看这件事，我们是医生，我们只能对自己的患者负责。”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教堂里听人忏悔的神父不能把祷告者的秘密公之于众一样，我们只能守着这些秘密，以期他们在心灵的片刻宁静之后，做出更好的选择。
精神疾病里也有“鄙视链”，抑郁症作为一种“时髦病”可以被接受，而精神分裂症不行。
有时候我会明显感觉到精神病患者在某些方面的情感是缺失的，他们也许会被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困住，比如出门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又对于一些明显重大的问题视而不见，比如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林鲲的内心其实有一扇门，当他特别在意一个人的时候，那扇门就会向那个人打开，曾经是帮他考英语的学姐，后来是妈妈，而现在这个人是妻子。
他的眼神越过我，好像也越过了我身后的窗户，飘向很远的未来。他说，他打算把他和妻子之间的门关掉了。
这份离婚协议和浪漫无关，但每个字眼都是诚恳的，每一个条款似乎都是一句来自父亲的“对不起”，又都是一句来自丈夫的“我爱你”。而他最后的这份勇气和坦诚，或许会让他们的未来有另一种可能。
“这次婚姻是从欺骗开始的，我必须结束它。如果我们还有缘分，以后可以重新再在一起。
无论我做出怎样的选择，我都希望对方能给我知情的权利——让我知晓你的一切，然后决定爱不爱你。这也该是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