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趁年华：苏轼传

前人既已珠玉在前，后人何以木椟在后？

早年的王安石意气风发，晚年的王安石意志消沉；早年的司马光虚怀若谷，晚年的司马光刚愎自用；早年的苏辙对外强硬，晚年的苏辙割地求和；早年的章惇光明磊落，晚年的章惇睚眦必报；早年的蔡确投机钻营，晚年的蔡确大彻大悟…

“如果他们都是天上的神仙，我自然是不敢懂的，可既然他们也是人世间的凡人，那又有什么不能问的呢？”

张易简讲得慷慨激昂，对小孩郑重地说道：“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这四个人，都是当今天下的人杰啊！”

这只尚未起飞的雏鹰，他姓苏，名和仲。好像不太认识？

做一只可以冲破一切世俗桎梏的雄鹰，肆意翱翔在苍穹之上。

北宋景祐三年(1036)，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

因为，苏洵的长子夭折，这是他第二个儿子，古人以伯、仲、叔、季为序，仲就是老二。和者，《礼记》云“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中正和谐之意，所以可以理解成：老苏家那个和顺的二儿子。

长子叫苏轼，这个“轼”字，指的是一辆车最前面那根供人扶靠的把手。

幼子叫苏辙，辙的意思，是车轮碾压过后留下的痕迹。

故取字“子由”，即信马由缰、听天由命之意。

他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他担心苏轼如同车轼一样，招摇张扬，遭人嫉妒，于是给他取字“子瞻”，意为登高望远，给原本无用的车轼赋予了眺望的意义，同时又淡化了车轼本身的锋芒。

在青春的缝隙间，那些雨天里溅上泥泞的笑脸逐渐长开，不知疲倦的时光也在一步步把兄弟俩推向那风波未测的明天。

眉山县的私塾设在天庆观的北极院里，教书先生就是天庆观的道士张易简。苏轼八岁那年，苏洵将他送往北极院读书，在张道士座下开蒙受训。

在苏轼十三岁时，父亲把他们兄弟二人送至城西的寿昌书院就读，拜在蜀中名士刘微之的门下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为了稳定治安，宋仁宗任命大名鼎鼎的“青天”包拯出任开封府尹。当时，包公有两个担任群牧判官的副手，一个叫王安石，一个叫司马光。

因为这场水灾，原定于八月进行的发解试推迟了一个月，宋仁宗为了冲掉晦气，把年号“至和”改成了“嘉祐”，与明清时期需次年才能更换新的年号不同，宋代的年号在当年就可以翻新。于是，至和三年九月就这样变成了嘉祐元年九月。

可命运有时就是这么顽皮，故意将这些年轻人杰安排在同一个时代相遇，还是在同一场考试中。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分别投靠在王安石或司马光的旗下，一起开创一个属于北宋的大变革时代

小孩托起下巴，听他们说起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是既没听说过，也没在书本上见过的名字，怎么就能让先生如此振奋？

张易简和书生聊得正起劲儿，突然被学生打断话题，有些气恼，心想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就很不耐烦地说：“你一个小孩子，不需要懂得这些。

在北宋，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发解试、省试、殿试。

三国时，曹操夺取幽州，将袁绍的儿媳妇甄宓赐给了自己儿子曹丕。孔融知道这件事后，大为不满，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周武王伐纣后，把妲己俘虏，赐给了弟弟周公。

孔融本就是阴阳怪气来讽刺他的，就很没好气地说：“我以今日之事推测古人，只是想当然，并无出处。”

在这一届榜单中，出现了三位宰相、八位执政，唐宋八大家登场了三位，宋学四派中三派的始祖纷纷到位。苏轼、苏辙、曾巩、章惇、张载、程颢、吕惠卿……随便一个名字，都足以引领一个时代。

母亲听了，很是爱怜地捏了捏他的小脸蛋，回答道：“你都能做范滂了，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母吗？”

中国自古以孝治天下，按照规定，父母去世，子女需要居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在这期间，不得为官，也不得嫁娶，待守丧期满，方能恢复往日的正常生活。

制科，一般都是考策论，就是考查考生们对时局的看法。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在宋仁宗明道年间，党项首领李元昊与宋朝决裂，宣布独立，建国“大夏”，宋夏战争自此打响。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曾把他抱在膝头，为他讲《后汉书》中关于范滂的故事。

当时，汝南征羌县有个名士叫范滂，也是范仲淹的先祖。他曾上书抨击宦官，因而遭到嫉恨。宦官们策划，要把范滂下狱论死。负责下发逮捕文书的督邮知道范滂为人，不愿将文书交给县衙，可范滂得知此事后，竟选择主动投案。当地县令见范滂投案自首，感动不已，道：“天下之大，您何必前来送死？君若不弃，我愿追随于您，咱们一起逃亡天涯！”可范滂不愿连累旁人，就拒绝了这个提议，只是希望在捉拿他之前，允许他先拜别自己的母亲。范滂回家向母亲辞行，跪下请罪，说自己不孝，无法再侍奉她了。范母是位深明大义的女性，她抹着眼泪，鼓励儿子道：“你现在做的事，可以和李膺、杜密这样的大人物比肩，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感到骄傲！”范滂拜别母亲，慷慨赴死，年仅三十三岁。

嘉祐六年(1061)的年末，苏轼赶到了凤翔，受到了他的上司、时任凤翔太守宋选的接见。

嘉祐八年(1063)，对苏轼宽容宠信的老上司宋选离任了，新任的凤翔太守换成了陈希亮。

陈希亮在自己官衙后院修建了一座精美的亭台，他非常满意，就为之命名“凌虚台”。

苏轼本就看陈希亮不顺眼，如今得了这个差事，就存心想给陈希亮难堪。他遵了太守之命，挥毫写下一篇《凌虚台记》，可内容却是含沙射影，嘲弄暗生。

多年后，陈希亮去世，苏轼看到讣告后怅然若失，平素不为他人写行状的他，这次却为陈希亮破了例，写就了一篇长达三千字的《陈公弼传》，

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治平三年(1066)，苏轼、苏辙兄弟护送苏洵、王弗的灵柩回归故里。

治平四年(1067)，皇位还没坐热乎的宋英宗赵曙病逝了，又是在韩琦的定策下，皇太子赵顼成了皇帝，是为宋神宗，改元“熙宁”。

宋神宗属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司马光。在当时，宋朝真正的弊病是三冗两积，三冗指的是“冗兵”“冗官”“冗费”，意思是兵员、官员以及不必要的开支太多了，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进而造成“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

王安石的态度是，只要学会理财，即使不用加税，也可以做到国库充盈。但司马光不信，他认为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朝廷手中，就在百姓手中，你要增加朝廷的收入，只能是从老百姓手中夺取，所谓的“理财”，无非就是变着花样地横征暴敛罢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苏轼能感受到章惇是真的杀伐果断、有胆有识，但在内心深处，总会对他身上那若隐若现的戾气感到犯怵。而此时的苏轼并没有料到，总有一天，章惇的这股子戾气将会冲着自己而来[插图]。

轮到王安石来主持变法，有了范仲淹的前车之鉴，他便打算先不在“节流”上纠结，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过强大了，这个流是节不下来的，贸然下手，只会遭到反噬，所以他决定从“开源”上想办法。

对于青苗法的这些弊端，王安石是心知肚明的，这涉及一个利弊取舍问题。他的真正目的是吞辽灭夏，再造汉唐，当下的这些民生困苦都是为了达成这个最终目标所不得不经受的阵痛，毕竟想要改变一些东西，就必须得学会舍弃另一些东西，对此他觉得值，所以顶着压力和骂名都要继续推行下去。

在王安石变法时，第一件事就是推荐吕惠卿进入条例司，担任检详文字，成为新党的二号人物。时人就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回。

程颢认为王安石变法树敌太多，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王安石始终不愿重用程颢。程颢无奈只能外放州郡，潜心著述，最后创立了洛学。

旧党的真正希望，在那些年轻一代的后生身上，只是这些年轻人杰的想法，却又各不相同。第一位是程颢。这位是程朱理学的鼻祖级人物，他在变法中被分为旧党，但比较神奇的是，他与王安石相处得十分不错。

第二位是张载

第三位是曾巩。历史上把曾巩划分到了旧党，但我觉得这位老兄应该是比较纠结的。作为欧门子弟，他的师傅与师兄弟都反对变法，他也只能反对

第四位是苏辙。

苏辙发现自己的意见不得采纳，就自请离开条例司，被差往洛阳，担任河南府推事。

但苏辙在条例司多次与王安石、吕惠卿发生分歧，

认为当务之急是整顿常平仓法，而不是发放什么青苗贷。

其实，每个人都有能让自己内心牢固的东西，比如国家，比如百姓，比如自由，比如那份自以为是的骄傲。每个人都是为了那个东西才坚持走下去的，这些就是他们不肯妥协的原则。

在苏轼眼中，祖宗之法存在缺陷，但并未到需要改变的地步，国家的当务之急，还是在整顿吏治上，这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当苏辙离开条例司后，宋神宗就想让苏轼接替苏辙，担任条例司的检详官。王安石果然出来阻止了，他告诉皇帝，苏轼兄弟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不堪大用。这其实就和当年的韩琦一样，目的是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只不过韩琦是个笑面虎，虽有小心思，可表面功夫做得到位，一副我这都是为你好的样子。王安石则相对耿直，干脆就说苏轼兄弟是流俗之人，所学不正，还是别用了

到宋真宗时，皇帝故意让庙堂上“异论相搅”，看似是宽容大度，能容得下不同声音，实际上是为了让不同的声音彼此内耗，以保障皇帝独尊的超然地位。

只有做到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国家才能安泰，百姓方得安康，不然国家危亡，只在旦夕之间。

要知道，但凡能在政治中心混的，就没一个善茬。饶是傻白甜如苏轼，一旦明确了自身的旧党立场后，他在《再上皇帝书》中，对王安石就不可能再有所保留，像党同伐异这种事，要么就不做，做了那就得往绝里做。

造谣只是张张嘴，辟谣却要跑断腿。这应当是王安石的手段，就算打不倒你，也要搞出一堆黑料，让你自顾不暇。

与他友善的旧党人士纷纷被贬谪出京，就连旧党旗帜司马光都自请外放，去了洛阳闲居，自此十五年闭口不言政事，安心在家中编撰《资治通鉴》。

可以说，苏轼第一次去杭州，是政治斗争失败后的结果。

熙宁四年(1071)六月，苏轼上书神宗，希望可以外任地方。

熙宁初年的这场政治斗争，以王安石的新党大获全胜而告终。

生命有时就是这样，总得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

如果说，张方平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那欧阳修就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恩师。

他们两个太像了，都是纯粹的人，所以只做最真实纯粹的自己。也正因为纯粹，即使面对挫折也不会消极地逃避，即便经历再多坎坷也不会怯懦地退缩。

杭州，古称钱塘。相传当年大禹南巡，为江水阻隔，乃造船渡江，后遗舟于此，古人又把方舟称为杭，故而此地便有了杭州之名。

这是苏轼第二次出任地方，第一次他在凤翔府干过三年，但凤翔是西北偏地，长官叫知府，副官叫签判，而杭州却是东南大州，长官叫知州，副官叫通判

熙宁五年(1072)，苏轼开始振作身心，试图疏浚杭州的水利工程。

他常说自己的性格像一头自由散漫的麋鹿，但官场却把他变成了一匹循规蹈矩的立仗马。

所谓立仗马，就是那种在仪仗队里用以表演的马匹。这些马在旁人眼中，是金鞍玉饰、高贵优雅的，可在苏轼眼中，马本是有野性的，而这些立仗马之所以高雅，可以终日安静而不嘶鸣，是被皮鞭抽打训练出来的结果，从来不是它的本性。

所谓的快乐，从不是得到的多，而是计较的少。

可以说，友谊这种事是一种遇见，它不能等待，也不能准备。你快乐，不如有人因你而快乐，那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的任期已满，按例他该上书朝廷，由中央决定他日后的升降去留。

熙宁七年十二月，苏轼一家人，总算赶到了密州。

但作为王安石助手的吕惠卿，在朝堂上一向风评不佳，人人都觉得他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自打吕惠卿上台后，他在为国敛财上变本加厉，创立了“手实法”。所谓手实法，就是让百姓估算自家财产，再向官府上报，朝廷会按各户人家的财产状况，将民户分为五等，按一定比例平摊役钱，算是一种变相的财产税。

《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任何作品，在写出来之前，是属于作者的，但写出来之后，就属于读者了。《水调歌头》也一样，有些人从中看到了怀乡念弟，有些人从中看到了乐观向上，还有些人看到了人生真理、宇宙奥妙，但不论他们看到的是否是当初苏轼想表达的，都不重要了。你理解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

熙宁九年(1076)中秋之夜，苏轼在超然台上欢饮达旦，

但这次的密州，旱情却是从未有过的严峻，加之蝗灾肆虐、盗贼频发，还有朝廷上的新党人物在横征暴敛，一堆糟心事都给凑一起了。想来朝廷安排他到这里，就是看中了他在杭州的治绩，希冀他可以将多灾多难的密州百姓带出绝境吧。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奉诏移知河中府，离开了多灾多难的密州。

从杭州、密州再到徐州，他走过的地方总会留下抹之不去的温暖，他的模样总会被人们铭记，那些是专属他走过的痕迹，长长久久，经年不忘。

苏轼倒是百无禁忌，下令拆毁霸王厅，用拆下的材料，在东门重新起造了一座大楼。因为阴阳五行上讲，土可以克水，所以苏轼命人用黄土刷墙，为之取名“黄楼”。

上面的朝命变了，让他改往徐州，担任知州。

一连数日的暴雨，使洪水快速涨潮。是夜，苏轼短衣赤膊，拄着手杖，亲自赶赴东南大堤，和城中的青壮年们一起加固堤坝，抗洪救灾。

这世上最糟糕的感受，就是不得不怀疑自己曾深信不疑的东西。

王安石离去，同平章事（宰相）成了软弱无能的韩绛，参知政事（副相）成了狡诈多变的吕惠卿，提举市易司的人成了骨鲠刚直的曾布。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前往江宁赋闲养老。

他想，如果范仲淹是沐浴阳光的树叶，那他就是在黑暗中的根。即使他为大宋鞠躬尽瘁，依然没有唤起别人的同情。

他用他最耀眼的年华演绎了一场极致的盛景，可他的倒影却无法遏制住他眉眼间的苍凉——所有人都铭记着范仲淹，而他似乎就快要被遗忘了。

就好像含了一口腥热的血，不论咽下还是吐出，都有种无法言喻的苦涩

吕惠卿当了半辈子王安石的副手，第一次品尝到大权在握的滋味，但他心中清楚，皇帝真正信任的人还是王安石，他可不想再沦为那人的影子。于是，他大兴冤狱，株连到了王安石弟弟王安国的头上，就是为了预防王安石的东山再起。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奉诏入京，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登宰相大位。

熙宁八年，恰好又发生了几次天变，在王安石眼中，那是“天变不足畏”，可宋神宗坚持“天人感应”说，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你王安石连老天都不畏惧，更别说朕这个天子了！皇帝的这些细微心态被王安石捕捉到，这让他意识到，这个相位自己是坐不下去了。

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那种把灵魂和肉体活生生剥离的惨痛，终于让这位几乎隐忍到最后一刻的老人崩溃大哭。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最重要的人和事？可无论是理想还是感情，现在他全都失去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从徐州离任，知湖州军州事。

元丰二年(1079)六月，有个叫何正臣的侍御史，从他的谢表中摘出了这么一段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但值得疑惑的是，这些年讽刺新法的旧党人士那么多，他们为何就偏偏挑准苏轼不放？在我看来，其一，是其他旧党中人抨击新法，都是写成奏章，上书给皇帝看的，偏偏苏轼写诗来嘲讽新法，是给老百姓讲的，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其二，这本就是新党对旧党的一次政治进攻，真正的目标人物是旧党党魁司马光，只是司马光避居洛阳，绝口不言政事，没有把柄可抓，而苏轼曾被王安石认为是司马光的谋主，又是个嘴上没有把门的，天天在地方上写诗诵词，全无顾忌，正是一个鲜明的靶子。

事实证明，这场风波真正的幕后主使正是时任御史中丞的李定。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投入台狱。

在西汉时期，因御史府内栽种了许多柏树，树上时有乌鸦栖息，所以御史台又有“柏台”“乌台”之称，而本案因诗而起，又是由御史台审理的，所以人们将这个案子称为“乌台诗案”。

王安石本已赋闲在家三年有余，听闻乌台惊变，苏轼被捕，也撰信一封，质问怎么可以圣世而杀才。他的弟弟王安礼更是不理会李定等人的劝阻，在皇帝面前表示：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苏轼因言获罪，恐后世之人以为陛下不能容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宋神宗名义上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曹氏是宋仁宗的皇后

苏轼贬谪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在本州安置；王诜、王巩、苏辙三人，以降职贬谪处置；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黄庭坚等二十二人，皆罚款处置，算是给这场案子画了个句号。

元丰三年(1080)春，苏轼在举国迎接新年的贺声中悄然离开东京。他的目的地是黄州。

在黄州期间，苏轼是没有俸禄的，他向新太守徐君猷讨要了一处废弃的土地，带着全家去开垦，清理了足足有五十亩的农田，从此过起了自力更生的农夫生活。

或许这就是人们喜欢苏轼的缘故，他那有趣而又温暖的灵魂即使被岁月洗涤后仍然鲜活，好像永远都不被落寞腐蚀，不被绝望侵袭，也不被脆弱击溃。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直至元丰七年(1084)春，宋神宗懒得再和他商量，干脆自行其是，以皇帝手札下达恩典，着苏轼量移汝州，官职仍是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但总归是挪窝了。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琪？

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题诗。

谁都知道，杜甫一生最爱海棠花，却从没有一篇咏海棠的诗句，究其原因，是爱到深处，反而不知道该用什么文字去表达了。

王安石不善言辞，只是站在原地对苏轼笑着，而苏轼的表情一开始似有惊愕与慌乱，而后却在瞬间笑得无比坦然。这是他们两个人时隔十四年后的再见，漂泊之苦，丧子之痛，不过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希望很多人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百益而无一害的变法。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不论是先秦的商鞅变法，还是中唐的两税法，或是明代的张居正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做到了富国强兵，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增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这就是后人总结出的“黄宗羲定律”。

元丰八年(1085)二月，朝廷的命令下来，允许他们前往常州居住，仍为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赵顼于他而言，不仅仅是君上，更是一个因造化弄人而错过的知己。现在想想，这一路走来，仁宗、英宗、神宗、韩琦、欧阳修、陈希亮……他这一生真的很幸运，早在一开始就已经被那些人灌满了无数的爱。

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苏辙行动了，要求罢黜蔡确和韩缜。

作为旧党老资格的苏轼，官位更是三级跳。身为礼部郎中的他，进京才半个月，就被命为起居舍人。再过三个月，又升为中书舍人。半年后，更是奉诏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蔡确霍然转身，目光直直瞪着那大叫的鹦鹉：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元祐八年(1093)，蔡确抑郁成疾，殒命岭南。

苏轼问柔奴，岭南是不是不好？柔奴却只是笑答，只要有让你心安的人在身边，到哪里都是家乡。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回京，万人空巷。

有次，他在经筵为宋哲宗讲书，课间休息时，小皇帝靠在窗子上，随手折了一根柳枝玩。按理来讲，这就是个小事，可没想到程颐看到，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还严肃告诫道：“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陛下不可无故摧折柳枝！”

我们都知道，程颐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人。在明清两朝，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在司马光谢世后，元祐旧党主要分成了三个派系：朔党、洛党、蜀党。

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逝世，吕公著又老迈年高，高滔滔就把朝政大事交给了吕大防和范纯仁。

黄泥巴掉裤裆——说不清

其实，看一个人不顺眼是件很玄的事，苏轼看程颐是个矫揉造作的伪君子，程颐看苏轼是个荒唐无形的浪荡子，都把彼此看成了自己人生的反面教材，这一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可能不生起仇怨？

元祐一朝，旧党当国，北方人再次占据主场，对南方人不免歧视。但问题在于，四川也算南方，所以当时朝野间流传一句话，叫“闽蜀同风，腹中有虫”，把福建人和四川人一块儿骂了。

元祐年间，苏轼设计了一个筒高檐短的帽子，经常在公众场合戴它。因为苏轼本人的名人效应，这个帽式慢慢风靡汴京，人们把这种帽子叫作“子瞻样”

苏轼是一个没多大政治野心的人，在元祐年间，他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官居正三品，上有太皇太后的信任，下有蜀党群臣的拥护，就算他真的想当宰执，那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佛印俗家姓林，法名了元，年少时因读了一卷《楞严经》，放弃了尊荣的身份，跑去剃度受戒为僧。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量移汝州，在庐山和佛印见面。二人登山游玩，苏轼兴之所至，便留下了那首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佛法在何处？”“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

元祐四年(1089)七月三日，苏轼回到了阔别十五年的杭州。

苏轼为杭州做的事，百姓都看在眼里。在那些年里，杭州家家户户都挂着苏轼的画像，还有的为他建立生祠供奉香火。可那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要的只是让百姓活着，好好地活着。

这人当即大喜过望，这扇子固是值不了多少钱，但上面可是有东坡居士的真迹，平日里就算是有钱都求不到的。这人把团扇放在摊上一出售，才一个下午，便被人们以一千钱一柄的高价抢购一空，一场借贷纠纷案，就这么被苏轼以戏剧性的方式解决了。

西湖的存在，并不只是游玩观赏，它上可以贯通运河，下可以灌溉农田，是亿万生民衣食所系，希望官府可以整治西湖。

元祐六年(1091)，苏轼离开了杭州

自苏轼离任后，老百姓们为了纪念他，自发地把他修筑的那条长堤命名为“苏公堤”。时至今日，苏公的背影已然远去，但纵然身影消逝，在那“苏堤春晓”的落落风华中，却还是始终长存着他和杭州那份延续了千年的羁绊。

元祐六年(1091)，苏轼在杭州的两年任期已到，该回京述职了。

元祐六年(1091)八月初五，太皇太后诏下，让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去他老师欧阳修家的颍州，当个太守吧。

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在扬州还不足半年，就被太皇太后以兵部尚书兼侍读的身份，召回了汴京。

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女中尧舜”高滔滔病逝，一个叫作“元祐之治”的时代落下帷幕。

元祐九年(1094)四月，宋哲宗下诏，改年号“元祐”为“绍圣”，尽革元祐之政，尽复元丰之制，史称“绍圣绍述”。

只是他又比白居易幸运，白居易年少时对湘灵爱而不得，晚年侍妾小蛮和樊素也离他而去，可他却在年少时娶到了心爱的王弗，之后又有贤惠的王闰之，现在更有王朝云甘愿陪他一起奔赴那未知的山海，从这个角度看，反倒是白居易该羡慕他才对。

对了，还有一则小事，那就是当时苏轼的身边有个书童，叫高俅。

端王登基称帝，也就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艺术皇帝宋徽宗，而高俅也跟着鸡犬升天，一路干到了太尉。

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历经千辛万苦，总算抵达惠州。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所以，当他流落到儋州，发现接触的都是山野村夫，第一个反应不是读书人的自命清高，而是放下姿态，开办学堂，和当地的土民成为朋友，教导他们的孩子读书，还收了个叫姜唐佐的门生。

苏轼坚强，乐观，不服输，又倔强，善于用笑容去打败太阳，甚至比太阳还要光芒万丈，在久远而又晃荡的年岁里闪闪发亮。

元符三年(1100)，年仅二十四岁的宋哲宗说死就死，没有留下子嗣。他的弟弟端王赵佶捡了个大漏，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公元1101年，苏轼合上双眼，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嘱咐儿孙，等他百年后，将他的遗骨安葬在兄长身边，以实现他和哥哥的“夜雨对床”之约，从此和哥哥世世为兄弟。

政和二年(1112)九月，七十四岁的苏辙躺在病榻上，看到了多年之前的苏家故宅，那里的回廊仍然明亮，院落里的花开得繁盛，他的眼前一片恍惚。

是年，苏轼不过十九，王弗亦不过十六，正值青春年华。

苏王两家缘起唤鱼池，王方对苏轼欣赏之意更盛，骤然得知女儿当日竟也取名唤鱼池，不由惊叹：“此乃天缘之合，韵成双璧。”

治平二年(1065)，王弗因病离世，享年不过二十七岁。

王闰之陪伴了苏轼二十五年，这也是苏轼一生中最动荡不安的二十五年

第二年，王闰之去世，失去了夫人的苏轼，终于露出了一直深藏的软弱与惘然。八年后，苏轼与世长辞，苏辙遵从兄长遗愿，将其与王闰之合葬。他为她准备了世俗意义上最隆重周到的仪式，可他们都明白，那是敬，不是爱。

一群淡妆浓抹的舞姬里，一个年纪小小、打扮素净的女孩闯入了他的眼帘。有好友起哄，让他作诗。他一边看向那少女，一边写下那首传诵千秋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场不乏眼尖的人精，看出他明写西湖美景，实则暗咏相逢佳人的感受，故而在宴席散后，苏轼虽没有表示，心思活络的好友还是把这名舞姬买下，当成礼物送给了苏轼。这个舞姬，就是王朝云。

绍圣三年(1096)，王朝云身染瘴气，不幸亡故，长眠在了惠州丰湖边的山脚下。

轼将亡妻的姓氏赠予她，取名朝云，字子霞。

他既不英俊也不讨喜，但他一定比谁都爱着这世界，比谁都温柔，更比谁都孤寂，所以他选择一生都为这个世界而战，为此生，为此死。

或许在多少年后，我还是会想起他当年的那句话：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当时谁都知道，元祐更化已是大势所趋，章惇倒台是注定的，没人可以阻止，这时候弹劾他本就是一种政治正确。或者说，这是苏家兄弟重回朝堂，必须要向旧党纳的投名状。

章惇可以在乌台诗案不顾舆论伸出援手，也可以在后来尽逐旧党翻脸无情，可他却总是唯唯诺诺犹豫不决，既做不到章惇那种快意恩仇，也学不来他的睚眦必报。

什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什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总之就是“无一乞怜语”，这让章惇感到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对于苏轼一贯的乐天作风，他始终感到无能为力。

他能做的，就只是再将那人贬到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