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只有监察御史、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大诗人高适站了出来，建议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动用宫廷最后的钱财储藏，招募长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员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长安，“未为晚”。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八，带病御敌的哥舒翰在灵宝西原之战中意外惨败，二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六月初九晚，潼关落入叛军之手，长安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屏障。
逃走的不光是当地人，这才一天，幸蜀团就偷偷溜走不少人，尤其让李隆基愕然的是，内侍监袁思艺竟也一走了之，他在品级上与高力士平级，受到的倚重信任也仅次于高力士。
李隆基才听说了哥舒翰四天前被俘的消息，报信的是刚从潼关脱险的将军王思礼，于是李隆基任命他接任哥舒翰的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敦促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东进征讨叛军。
六月十九日才派遣爱将孙孝哲带兵进入长安。
孙孝哲在叛军中以“果于杀戮”闻名，一入长安就大开杀戒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杀掉安禄山质于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泄愤。为了给儿子报仇，安禄山指使孙孝哲血洗李唐宗室
投降安禄山的还有前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他们都是李隆基的亲信，张垍还是皇帝女婿
有一名叫雷海青的乐工悲不自胜，摔碎乐器拒演，西向长安方向恸哭不已，以示不忘旧主。安禄山怒不可遏，令军士将雷海青绑在宫殿柱子上，肢解示众，闻者莫不伤痛。
除了《凝碧池》以外，王维这次可以涉险过关，更靠的是弟弟王缙“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王缙曾出现在王维那首著名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中。
城中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南北向的中央大街——朱雀大街，据说宽达一百五十五米，纵贯全城，当时也称天街，是全城的中轴线。
全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大街上有金吾卫巡逻，坊门关闭后还在街上游荡的人被称作“犯夜者”，要受到“笞二十”的惩罚，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更曾有宦官酒醉犯夜被当场杖毙。
李林甫住在紧邻皇城东南角的平康坊，这可能是长安最繁华的一个坊，昼夜喧呼，灯火不绝。这里还是长安烟花极盛之地，李白等盛唐诗人和科举士子流连于花街，与歌妓同销万古愁。
杨国忠住在北邻平康坊的宣阳坊
安禄山是杨国忠的邻居，他的宅子位于北接宣阳坊的亲仁坊
宣阳坊还住着曾有“军神”之誉的高仙芝，他在天宝十载(751)的怛罗斯之败后，黯然返回长安，安史之乱初期为李隆基再度起用，却被冤杀于潼关前线。
长安的盛世，终结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李隆基的出长安日。
作为儒臣，也就是当时所谓“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张九龄的反战，特别是反对主动挑起边衅，正是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政治偏好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大唐首席宰相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接位，大唐政治进入了长达十六年的李林甫时代
张九龄这样的文学派更恪守士大夫意义上的道统和政治责任感，忠于皇帝但更忠于体制，不能亦步亦趋与皇权保持一致；而吏治派更注重对李隆基本人的效忠，没有道统这样的心理负担，不惜以绕开体制给予皇权更大的活动空间，或者说，多了一些李林甫式的“服从与依从的奴才相”[插图]。
太子日渐年长，身居储位二十余年，开始不以李隆基意志为转移地形成了一个以太子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
张九龄本着不能动摇国本的传统儒家价值观，坚决反对废立，
迫于关中粮食减收的压力，李隆基在开元二十二年带了一大帮大臣从长安来到洛阳，一待就是两年多。李隆基本人早就想回銮长安了，奈何张九龄和另一位宰相裴耀卿以不扰民为理由尽量拖延玄宗西幸之期，李隆基迫于爱民的政治正确只得隐忍不发。
关于牛仙客任相。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建功于西北战事，尤其擅长后勤事务，李隆基因此想提拔他为尚书，但事无巨细都想和皇帝争一争的张九龄此时又出来唱反调，说尚书这个职位历来是“有德望者乃为之”，牛仙客乃边疆小吏出身，骤然提拔到清要之位，恐怕遗羞朝廷。
李隆基授封牛仙客仅四天之后，张九龄与裴耀卿双双罢相，玄宗盛世的倒数第二根接力棒交到了李林甫手中。
的储君人选是三子忠王李玙。打哑谜的此月，李玙便被立为太子，后来改名为李亨，也就是日后的唐肃宗。
足以作为李林甫时代开幕式的大事件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二十一日，太子李瑛被废。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五十六岁的李隆基和二十二岁的寿王妃杨玉环在骊山温泉宫幽会，揭开了李杨《长恨歌》的序幕。
李瑁的心思都在如花美眷——刚结婚没几年的寿王妃杨玉环身上。
导致李白败走长安的“小人”，很可能就是李白在翰林院的同僚张垍。他不仅是开元时代名相张说的次子，还是李隆基的女婿，
从天宝五载开始，李林甫对太子以及他身后正在生长的政治势力，连续三次发动了几近致命的进攻，史称“天宝三大案”。第一案，韦坚与皇甫惟明案。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皇甫惟明是太子的旧属，这两人都可以算是太子的势力
但偏偏此时皇甫惟明又犯下了致命的失误——他与韦坚的密会被李林甫探知。李林甫当即向李隆基汇报，指控皇甫惟明和韦坚密谋发动政变，拥立太子。
李隆基自然大怒，立即处置了皇甫惟明和韦坚。李亨眼见大事不好，主动和太子妃韦妃进行了政治切割，与已生了两子两女的韦妃挥泪离婚
第二案，杜有邻与柳勣案。韦坚和皇甫惟明案还未完全结束时，李林甫在天宝五载一月又出招了。杜有邻是太子姬妾杜良娣的父亲，因为和女婿柳勣失和，柳勣以“和太子一起在背后批评皇帝”为由告发了老丈人
第三案，王忠嗣案。皇甫惟明被贬后，原本就身兼河东和朔方节度使的王忠嗣，一度又兼领了空出来的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成为当时大唐军界第一号人物
王忠嗣此时说出了他这辈子最见人性光辉的一句话：“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
李隆基想让王忠嗣收复吐蕃控制下的要塞石堡城，但王忠嗣觉得强攻石堡城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所得不如所失”，主张等待时机谨慎图之。
李隆基虽然是李林甫某种意义上的总后台——至少是乐见李林甫出手的——但他的意图也就是利用李林甫反复摧毁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消弭太子对皇权的现实威胁，却并没有废太子的意思
杨钊此时并未更名为杨国忠，还只是一个中级官僚
天宝九载十月，李隆基一下子给了杨钊两项大恩宠：一是给杨钊的舅舅张易之兄弟平反，为则天皇帝的这两位面首恢复名誉，也等于洗白了他的家世；二是亲自给杨钊赐名“国忠”
李隆基完全不相信自己宠爱的王鉷会参与密谋，但他希望王鉷主动将弟弟交出来认罪，作个大义灭亲的姿态好平息物议。但谁知王兄弟情深，竟流着泪拒绝了皇帝的保全之意，引发了李隆基的震怒。
说起来王鉷多少有些冤枉，他的弟弟王銲结交了一个自命有王者之相的妄人，这人自不量力地想发动政变。政变自然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却将王鉷兄弟牵连了进来。
李隆基登时指派杨国忠和陈希烈审讯王鉷兄弟
结果是，李隆基勒令王鉷自尽，王銲杖毙，诸子皆诛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林甫病逝，终年七十岁，长达十六年的李林甫时代至死方休
就盛世的终结，杨国忠和李林甫谁的责任更大，《资治通鉴》各打五十大板：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杨国忠“终成其乱”。
最能显示李隆基凉薄的是，他还命人劈开李林甫的棺木，取出其口中含珠，剥下象征荣宠的金紫朝服，改用小棺，以庶人之礼下葬。李隆基或许认为，没有毁棺戮尸，没让李林甫死无葬身之地，已经算是君恩浩荡了。
天宝十二载(753)初，杨国忠与安禄山合谋，诬告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思约为父子，意图谋反。
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担心受到牵连，便迎合杨国忠出来指证岳父。
仅在天宝十载(751)这一年，唐帝国就打了三场大仗，更准确地说，是三场惨败。
第一战，征讨南诏。这场仗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直接打的，但由于剑南属于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所以杨国忠才是这场战争的幕后主导。
第二战，安禄山征契丹。安禄山为邀功请赏于长安，投李隆基所好，在东北频频对契丹和奚主动出击。
第三战，怛罗斯之战。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率领下，总人数三万左右、以两万安西军为主体的唐蕃联军，经过七百余里的长途跋涉，在位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北的怛罗斯，与以逸待劳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军队遭遇。
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杨国忠为报三年前征伐南诏惨败之仇，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强行派李宓率七万大军二征南诏
两征南诏，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资治通鉴》甚至说“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
这也正如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说：“检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需看其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
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给出了一个预言家式的警示：“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
天宝十三载(754)，七十岁的李隆基志得意满地俯视着他的盛世。
霓裳羽衣曲》并不是一首中国本土舞曲，很可能源于天竺的《婆罗门曲》，由河西节度使进献给宫廷，精通音律且擅长琵琶、羯鼓的李隆基润色改编，配以歌词后改名为《霓裳羽衣曲》。
在这一政治架构下，右相杨国忠作为朝廷中枢的权力代表与边将掌控的藩镇军事集团互相制衡；而在边将这里，尽管东平郡王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是帝国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但以西平郡王哥舒翰为首的西北边防军作为唐帝国第二大军事集团，也可以制约、牵制安禄山。
参加朝会时，安禄山见太子不拜，还自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李隆基调笑三百三十多斤的安禄山肚子大，问他肚子里装了什么，安禄山一本正经地回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令李隆基龙颜大悦。
比安禄山小十六岁的杨贵妃很高兴地收下了这个义子，还让宫女给安禄山洗澡，模拟当时给婴儿祈福的“洗三”仪式。洗完澡后，又用锦绣包裹住安禄山，放在一个彩轿上抬着在御花园中巡游。
还有一个著名的桥段是，安禄山每次去见李隆基和杨贵妃，都是先拜贵妃，李隆基很是诧异地询问，安禄山的回答是“我们胡人的礼仪是先母后父”，不仅讨好了贵妃，还强化了他的愚忠人设。
李白不可能不知道，无论是追随安禄山，还是远赴幽燕地区，都存有巨大的风险。据说李白的第二任妻子宗夫人强烈反对夫君的幽燕之行，但她拦不住一直都是无脚鸟的李白。
宗夫人也是宰相之后，或者说也算是奸相之后，她的祖父宗楚客曾三任宰相，被即位前的李隆基在政变中诛杀。说起来，李白的结发妻子许氏也是相府之女，许夫人的祖父是唐高宗时代的宰相许圉师。李白与婚内身故的许夫人生了两个孩子，男孩叫伯禽，女孩叫平阳。
李白同时代的盛唐诗人中，王维出身河东王氏，杜甫出身京兆杜氏，崔颢出身博陵崔氏，王之涣归宗太原王氏，都是根基深厚的望族。
这位盛世天子一生文治武功无往不利，人生经历可以概括为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成功史让李隆基从极度自信陷入自负，拒绝相信有人可以颠覆他亲手打造的盛世。
杨国忠深知安禄山圣眷未失，强硬反安不会得到李隆基的任何支持。他此时展现出了难得的政治妥协，拉着韦见素向李隆基建言：“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安禄山一直想当宰相而不得，现在我们也想通了，只要安禄山愿意来长安，就遂了他的愿吧。当然，安禄山的三个节度使也别再做了，任命三个人各当一个
天宝十四载六月，适逢宗室之女荣义郡主赐婚于安庆宗，李隆基下诏让安禄山进京观礼——这可是亲儿子的婚礼，但安禄山竟称病不至，李隆基也就听之任之了。
安禄山为何反？除了杨国忠的“逼反”之外，拜相之路遇阻，身边亲信撺掇，尤其是军事实力独大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变量是：安禄山和太子李亨的关系
《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说，“安禄山极不可能像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声称的那样早有谋反的计划”“当安禄山相信他已失去玄宗的支持，失宠又一定会发生和迫在眉睫时，他才最后与朝廷决裂”。
人类过于厌恶不确定性，所以对成败都希冀找到符合自我叙事的归因。
但封常清等人以往的军功是建立在精锐的西北边军之上，当脱离了西北边军这个军事平台，单凭他们这些将领的将略，可能远不足以力挽狂澜。
府兵是一种“兵民合一”的非常备军制度，平日种田，战时打仗，对唐朝中央财政压力不大，但府兵从制度设计上更适合打短期战争，如李靖灭东突厥那种速决战，毕竟府兵农忙时还要回家种田。
天宝年间，在李林甫的主持下，唐帝国进行了一次重大军事体制改革：一方面完成了从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府兵制在实质上被废止；一方面在边境设立了十大军区，由九大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各自辖制。
在天宝中后期，安禄山的范阳、平卢与河东“东北三师”，是宇内最强悍的军事集团，唯一可以勉强与之抗衡的就是哥舒翰领衔的“西方二师”，也就是河西和陇右两大节镇，总兵力在十四万八千人左右。
让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转任户部尚书，由安思顺在朔方的下属郭子仪接任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没有血缘关系的堂兄，两人虽然从小关系甚密，但之后走向反目，安思顺还曾多次向李隆基进言“禄山必反”
李隆基又召见了“西北军三巨头”之一的高仙芝。同是三巨头之一的封常清也曾是高仙芝的旧部。
在主战场河南，李隆基共设置了三条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驻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第二道，封常清保卫东京洛阳，手下的六万守军是他花了十天时间就地招募的；第三道，副元帅高仙芝统兵五万，坐镇陕郡。
安禄山大军进逼时，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任陈留才数日，虽带兵苦战，但以寡敌众，本就毫无胜算。十二月初五，陈留郡太守郭纳开城投降，张介然被俘。
为了泄愤，安禄山不仅杀掉了张介然，还屠杀了近万名陈留降兵，将这场战争进一步推向了野蛮与无序。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八，常山郡在粮尽矢绝后陷落，苦战六个日夜的常山太守颜杲卿被史思明俘获，绑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安禄山被骂到了痛处，命人将颜杲卿绑到桥上，用刀慢慢割他的肉并分食之。颜杲卿此时仍骂不绝口，行刑人钩断了他的舌头，说：“现在你还能骂吗？”颜杲卿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一直骂到了气绝身亡。
卢奕有个儿子叫卢杞，是中唐著名的奸相，几乎可以和李林甫、杨国忠“齐名”，但卢杞之子卢元辅又以名节著于史册，可见忠奸即使在一个家族内部都是门玄学。
。东京留守李憕在破城前与御史中丞卢奕相约：“吾等担负为国御敌的重任，虽然现在败局已定，但我等誓死不降。”
封常清年轻时向高仙芝毛遂自荐，高仙芝的幕僚都嫌弃他是个斜眼的跛子，不愿接纳，封常清用执着和坚忍打动了伯乐，这才成为高仙芝的随从。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恰逢安禄山的生日，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划，又找了一些所谓的洛阳耆旧劝进，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国号大燕，建都洛阳，改元“圣武”。因此，756年也可以称作“圣武元年”。这一年一共有三个年号，除了“天宝”和“圣武”，第三个年号在七个月后才会揭晓。
封常清和边令诚并无私怨，很大程度上是受累于高仙芝。李隆基赫然而怒，当即下令赐死高仙芝和封常清，让边令诚监斩。十二月十八日，边令诚回到潼关，先找到封常清，宣读完赐死圣旨，当即执行。封常清一世英雄，死后就陈尸于一张破竹席上。
接着是高仙芝。高仙芝外出回营后，边令诚在一百余名陌刀手的随同下，把高仙芝带到封常清丧命之地，也向他宣读了赐死的圣旨
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和从兄颜杲卿都在安禄山的辖区内任职，颜真卿是平原（今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太守，颜杲卿是常山（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太守。
颜杲卿起兵才八天，紧急回援的史思明和蔡希德就兵临常山城下。颜杲卿深知城中兵少、寡不敌众，就向河东节度使王承业求救。欲夺颜杲卿之功的王承业拥兵不救，颜杲卿只得孤军奋战，血战六昼夜后，饮水、箭矢和粮食全部消耗殆尽。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八，常山城陷。
这篇祭文就是名满天下的《祭侄文稿》，真迹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二十三行，二百三十四字，号称“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集序》、苏轼《寒食帖》齐名。
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十九日，也就是洛阳失陷后第七天，高仙芝和封常清被杀第二天，李隆基在长安召见了哥舒翰。哥舒翰虽是河西和陇右双料节度使，但这一年二月在入京述职途中，洗澡时突发中风，昏倒很久才苏醒过来，之后半身不遂的他一直在长安休养。
在李林甫时代，打压太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主题，李林甫先是配合李隆基废掉了前太子李瑛，然后又一马当先地谋求倾覆太子李亨。李林甫打击太子特别是太子身边的势力，契合了李隆基防范储君的政治诉求，但李隆基并不想真正废掉李亨，李亨这才自李林甫的连环政治追杀中幸免。在倾轧李亨的过程中，杨国忠曾是李林甫的马前卒，这也间接促成了杨国忠的政治崛起，但也让他和李亨很早就成为政治对手——当然，储君与宰相的交恶，也一向是李隆基所乐见的。
天宝十五载二三月间，哥舒翰让人伪造了一封安思顺写给安禄山的密信，李隆基阅后勃然大怒，未经深入调查就贸然杀掉了安思顺。
曾任朔方节度使的安思顺是安禄山无血缘关系的名义上的堂兄，但与安禄山长期不睦，还多次密报安禄山的反迹。李隆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以策万全还是剥夺了他的兵权，让他回长安当户部尚书。
尽管颜真卿在河北的敌后抵抗已做得足够优异，但他毕竟是文官出身，擅长的不是亲临战阵，他在河北的成就主要是由坚忍、威望和胸襟所取得的，和指挥作战关系并不大
军队除了战斗力不高的郡兵之外，都是些近乎乌合之众的新兵，面对的又是叛军名将史思明和蔡希德以及数万叛军精锐。
此时，日后平定安史之乱的真正主角终于出场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世称“李郭”。
常山毕竟是颜杲卿就义之地，常山三千团练兵发动兵变杀掉了留守胡兵，擒获守将安思义后举城归降李光弼。
哥舒翰的骑兵统领王思礼密信给哥舒翰，请求他向李隆基请旨诛杀杨国忠，哥舒翰不答应；王思礼又请求用三十名骑兵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再行杀之，哥舒翰说：“如果这样做，就是我哥舒翰谋反，和安禄山又有什么区别。”
以王思礼为首的军中少壮派，不仅敌视乱国的杨国忠，而且政治立场亲近太子，他们也在推动哥舒翰和杨国忠交恶。军中此种“亲太子”和“诛杨”的政治倾向，可能并不是哥舒翰一军所独有，至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此时就有了诛杀杨国忠的意图，这些多少都会成为影响马嵬驿之变的变量。
只有尽快平叛，才能挽救李隆基日渐流失的政治威望；只有尽快平叛，才能令开天盛世恒久远；也只有尽快平叛，李隆基才能将盛世之君的神圣人设安放在苍穹之上……
从兵力来看，潼关守军号称二十万，且不说这个数字有多少水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支缺乏训练和整合的杂牌军，有新兵，有诸蕃部落兵，有从洛阳、陕郡撤下来的残兵。
没有人比哥舒翰更知道手中这支军队的真实战斗力。面对李隆基的催战令，他赶紧上奏：“安禄山身经百战，不可能无备而来。说陕郡只有四千老弱病残，这一定是他们主动放出的假情报，意在诱使我大军出关。此时出关，正中了他们的圈套。而且叛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防守，利在坚守。时间站在我们这边，陛下何必急于一时，再等等其他勤王之兵吧。”
天宝十五载六月初四，哥舒翰挥泪出关
战后清点残兵人数，近二十万大军，劫后余生的只有八千余人。
惊魂未定的哥舒翰在关西驿收拾残军，本想固守潼关，但适逢崔乾祐率军杀来，哥舒翰麾下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人眼见势不可为，就劫持了哥舒翰准备归降叛军。
安禄山大喜，当场将哥舒翰封为司空，又以叛主为由，砍了火拔归仁的头。
，几天后哥舒翰被送到洛阳见到大燕雄武皇帝安禄山的那一刻，他的意志瞬间就崩溃了
一年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在兵败弃守洛阳之前，随手杀掉了哥舒翰。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四日，是李隆基弃长安的第二天。逃亡队伍上午从金城县出发，约走了二十八里路，中午抵达了马嵬驿（今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西北），一个距离长安一百一十里出头的驿站。
马嵬驿之变按照时间线可以分作上下两个半场：诛杀杨国忠、缢杀杨贵妃。
等到杀杨国忠的那一刻，直接理由却不是之前的“社稷不守”，而变成了“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当时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陈玄礼带着禁军准备发动兵变诛杨之前，偶然发现杨国忠被二十多个吐蕃使者拖着说事，吐蕃人应该只是因饥饿讨要食物，但禁军们很可能觉得“杨国忠勾结吐蕃谋反”这个临时加上的诛杨理由更加有煽动力，就高喊着这句话发动了马嵬驿之变。
《安禄山事迹》还特意记录下了诛杨英雄的名字，“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马伯庸就凭着这仅有的一句话，惊才绝艳地给张小敬创作了一本书：《长安十二时辰》。
杨国忠被杀时几乎未经任何抵抗，但他应该是在试图逃跑时被乱兵杀死的
李隆基让高力士去找陈玄礼沟通，得到的回答是：“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按照兵变参与者的逻辑，杨贵妃不死，就是“贼本尚在”。
这时候，高力士的一番话击破了李隆基最后的幻想，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李隆基其实已经没有了选择权，他最后只能接受现实，将杀贵妃一事全权交给了高力士。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了佛堂，“缢杀之”。但贵妃究竟是自缢而死，还是高力士动的手，并没有准确的说法。
在私怨上，杨国忠在李林甫时代就全程参与了倾覆东宫的三次冤案，从此与李亨便势同水火；安禄山起兵后，杨国忠更是先动员杨家势力搅黄了李隆基关于太子监国的动议，继而与李亨的“兵权代理人”哥舒翰恶斗，直至哥舒翰被逼兵出潼关，全军尽没：对于这样没有底线的政治对手，李亨自是除之而后快。
队伍往扶风方向没走出多远，又被迫停了下来。这次出状况的倒不是禁军，而是道路被当地父老堵住了，也就是史书中著名的“遮道请留”。父老们凄婉地向李隆基请愿：“长安宫阙是陛下居所，历代陵寝是陛下祖坟。现在连居所和祖坟都被抛弃了，陛下又能往哪里去呢？”
灵武将是李亨的龙飞之地。
几乎就在李亨北上灵武的同时，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李隆基弃长安的十天后，叛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未设防的长安城。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二日，四十六岁的李亨在灵武（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称帝，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同日，改元“至德”。
一路走来，李隆基重建了后杨国忠时代的朝廷中枢，陆续任命了崔圆、房琯和崔涣为相，其中二崔都是剑南当地官员，再加上早前的韦见素，一共有四名宰相，颇有些大革前弊、刷新政局的新气象。
第四，本朝传统。李唐本就有盛产宫廷政变和制造太上皇的家学渊源，无论是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还是李隆基逼宫的“先天政变”，在李唐的语境内本就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事
李亨着手平叛大业的第一步棋就是，不顾河北战事逆转的风险，将郭子仪和李光弼两军强行从河北调回朔方
在高仙芝、封常清和哥舒翰这三位老将或死或降之后，郭、李二人此时已隐隐是唐军新一代灵魂人物。
边令诚被杀，除了降贼劣迹之外，也可能因为他对冤杀封常清和高仙芝要负主要责任，被唐军上下视作祸国权奸。
李亨在灵武的超预期收获是李泌。李泌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七岁时就被李隆基召见过。天宝十载(751)，李隆基征召李泌入朝，让他到东宫辅佐李亨，但没多久，李泌就因为得罪了杨国忠而被逐出长安，从此干脆在深山中隐居修道。
李泌一到李亨身边，就给出了三条重要建议。
其一，劝说李亨离开灵武，一路南进，先转移至彭原（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等到西北勤王边军陆续到位，再移驾即将改称凤翔的扶风，将凤翔作为战略反攻基地。
其二，李亨本想任命骁勇善战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劝阻称：“建宁王固然是元帅之才，但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在平叛中立下奇功，那广平王何以自处？
李亨听从了李泌的建议，任命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提早消弭了一个政治隐患。
其三，李亨曾有意在收复长安后，掘开李林甫墓，焚骨扬灰，以报当年李林甫罗织冤案、陷害东宫之恨
找死人寻仇，只能向天下表露天子念及旧恨，胸怀不够宽广，那些投降叛军的人会因为恐惧被报复而打消反正之念；太上皇统治天下五十年，一朝失意，听闻陛下记恨宫廷旧怨，内心难免惭愧不安，万一因此感愤成疾
在这四位宰相中，李亨对依附杨国忠的韦见素有成见，态度冷淡疏远，但房琯却转瞬成为他的新宠，大概是因为房琯盛名在外且特别能说，“言时事，辞情慷慨”。
房琯可能真的是一位庙堂之才，但败笔是，他过于自负了，目空一切到像他这样一个没有临阵经验的文官竟向李亨主动请缨，呈请亲自率军东征，克复两京。
房琯将大军分为三路，浩浩荡荡向长安挺进。十月二十一日，中路和北路两军作为先锋，在咸阳东面的陈涛斜（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与叛军宿将安守忠部遭遇。
他采用上古的兵车战术，出动了两千辆牛车，让步兵和骑兵混杂其中，对叛军发起冲锋。自车战的鼎盛时代终结于战国时代，这可能是兵车在此后这一千年中首次作为战场主角大规模出现在战争中。
唐军自相践踏，人畜大乱，死伤者四万余人，房琯带着数千败军逃离了战场。
两天后（十月二十三日），不甘心失败的房琯重整旗鼓，又带领刚抵达战场的南路军与叛军交战，再度一败涂地，连南路军和中路军主将都投降了叛军。
在不到十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房琯，李隆基委派给李亨的另外三位宰相韦见素、崔涣和崔圆，也均遭罢相贬斥，“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这更可见房琯败于忠诚度，而非不知兵。
房琯彻底失势后，身在凤翔中枢的杜甫曾为他上疏叫屈，措辞激烈，不仅没救下房琯，反而牵累了自己，险些锒铛入狱。
江陵长史李岘不想与李璘沆瀣一气，快马赶往行在凤翔报信于李亨。李亨对江陵的局势忧心如焚，又召来高适一起商讨对策。高适在御前慷慨陈词，分析了江东的各种形势利害后，断言李璘必败。
至德元载(756)九月，永王李璘抵达江陵。两个月前，尚未退位的李隆基出于多种考虑，封李璘为领四道的节度大使，坐镇江陵
，李亨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
高适此时可能已经知道，旧友李白也在永王军中。安禄山起兵后，李白和妻子宗夫人辗转南下，在庐山隐居。后经李璘谋士韦子春三次延揽，五十七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决意入幕永王。
。二月下旬，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带兵在大庾岭堵截到李璘，混战中李偒被当场格杀，而李璘则是中箭被俘，很快就在驿馆中被杀。
李璘的失败使玄宗在同肃宗的斗争中失去了最有份量的筹码。至此，胜负已成定局，因此不难理解，何以李璘死后‘上皇伤悼久之’”。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十月初九，睢阳城陷，张巡与许远一起被俘。叛军名将尹子奇语带讥讽地问张巡：“听说你督战时，都激愤到眼眶破裂、血流满面、牙齿皆碎，何至如此呢？”张巡傲然答道：“我欲气吞逆贼，只是力不从心而已。”尹子奇勃然大怒，令人用刀撬开张巡的嘴，发现只剩下三四颗牙齿。
自至德二载元月睢阳被围以来，张巡、许远以一支不足七千人的孤军对抗十余万叛军；至十月失守，睢阳保卫战打了九个月之久
病痛，再叠加起兵后的忧惧悚惶，让本就脾气暴烈的安禄山更加烦乱，身边人动辄得咎，连贵为谋主的严庄也时常被肆意鞭挞。不堪凌辱的严庄决定除掉安禄山，他找到了阉人李猪儿作为内应。
李猪儿本是安禄山的亲随，十几岁起就开始侍奉，后经安禄山亲自阉割，愈加得宠，连安禄山去华清池面圣，都让李猪儿跟着。
宫廷政变并非儿戏，严庄还找到了安庆绪作为政变的闭环。
立储无望也就罢了，安庆绪更担心自己被父亲杀掉，为弟弟让路，这时候经严庄一挑唆，他立即答应：“兄有所为，敢不敬从。”安庆绪加入。
严庄感觉动手的时机成熟了，正月初一（一说正月初五）夜，他和安庆绪站在安禄山的营帐外，让李猪儿带刀直入帐中，李猪儿挥刀猛砍安禄山的腹部。安禄山发现遇袭，想取床头挂着的刀，但因为双目失明一时间又没找到，只能摇着帐幔撕心裂肺地怒吼道：“是我家贼！”喊罢，“腹肠已数斗流在床上”，当场毙命。为了掩人耳目，严庄让人在床下挖了一个几尺深的洞穴，用毛毯包着就将安禄山草草埋了，什么安葬仪式都没有。
在睢阳保卫战的前三回合中，张巡将自己在雍丘保卫战中初露锋芒的军事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以少胜多、昼夜苦战、以攻为守、夜袭敌营、削蒿为箭、斩首战术……张巡证明了他是这个时代的军事天才之一。
张巡守雍丘最神奇的一幕是用草人借箭骗倒了令狐潮：他命人给一千多个稻草人穿上黑衣，用绳子串起吊到城下，做出一副夜袭的模样，叛军自然是万箭齐发……当守城将士把“黑衣人”拉上城楼后，清点战果，居然得箭数十万支。
至德二载(757)正月，张巡带着仅有的三千人进驻睢阳，许远所部也只有三千八百人，两军合兵也不过六千八百人。而在睢阳城下，是尹子奇带来的十三万大军。
在双方交锋的第一个回合里，张巡指挥唐军昼夜苦战，最多时一天击退叛军二十次进攻。
进入八月，睢阳守军更是只剩下了六百人。张巡决定不再下城，他和许远各领三百人，他守东门和北门，许远守西门和南门，与将士们在城头上同食共寝
当时，睢阳附近有三支唐军：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贺兰进明在临淮（今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南），但这些人都在一旁拥兵观望，畏葸不前。危急之时，张巡派南霁云率三十骑兵突围而出，告急于贺兰进明。这位被称作“南八”的盖世勇将“直冲其众，左右驰射”，以仅阵亡两人的代价，冲出了叛军的数道包围圈。
“霁云昨日来时，睢阳军民已断粮一个多月了，我虽然想独食，但实在难以下咽。大夫坐拥强兵，却坐视睢阳失陷，没有半点儿扶危救难之心，这岂是忠臣义士所为？”南霁云此时忽然自断一根手指，对着贺兰进明说：“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帅交给的任务，只能留下这根手指，以证明在下已经尽力。”举座悚然动容，泣声不绝。
粮食很早就吃完了，连茶纸、树皮也都吃完了，坚守总得吃东西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
张巡此时做出了睢阳保卫战迄今为止最具争议性的一件事：人相食。张巡杀掉了爱妾，许远杀掉了几个家奴，将士们不忍吃，张巡逼着他们吃……
十月初九，当潮水般的叛军涌上睢阳城头时，饿病交加的唐军将士已无力举起自己手中的刀枪。四十九岁的张巡向西遥拜，对着李亨的方向高喊：“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张巡此时可能还不知道，王师此时已光复了长安。
睢阳城陷三日后，张巡、许远至死不忘的援军终于来了，由兼任河南节度使的宰相张镐亲自领军。张镐本有希望救下睢阳，他曾严令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但桀骜不驯的闾丘晓畏敌不进，故意放慢救援速度，直接导致了睢阳在孤立无援中失陷。张镐事后大怒，召见闾丘晓时以贻误军机罪杖杀了他。有一种说法是，行刑前闾丘晓曾以家有老母为由乞活，但张镐冷冷地回答：“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王昌龄从被贬地龙标辗转回乡，路过亳州时被妒忌他才华的闾丘晓莫名杀害
凤翔也就是之前的扶风，李亨即位后才易名。
一个值得反复提及的细节是，李隆基曾和李亨有过正式约定，收复长安之时，他将放弃一切权力，彻底结束太上皇与皇帝分享皇权的“二元政治”。
李泌并不认同先行收复两京的平叛方略，提出了直捣范阳，覆其巢穴的替代性方略。
李泌并不认同先行收复两京的平叛方略，提出了直捣范阳，覆其巢穴的替代性方略
李亨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说：“如今各路大军云集，钱粮赋税也都到了，应该趁兵锋正盛之际克复两京，岂能长途跋涉数千里去取范阳，这不是舍近求远吗？”李泌回应称：“以现在的兵力，克复两京不在话下。但叛军势力迟早会转弱为强，我军也会再次陷入困境。总之，先行收复两京并非长治久安之策。”
李亨对李倓控制着禁军兵权深感不安，父子矛盾“随着两条平叛路线的分歧而激化，最终使肃宗借助李辅国诛除建宁势力”。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进抵位于长安西郊的香积寺，以李嗣业领前军，郭子仪领中军，王思礼领后军。大致可以推测出，李嗣业统领的是安西北庭军，郭子仪的中军是唐军主力朔方军，曾为哥舒翰副手的王思礼统领的应是河西与陇右的“西方二师”余部。
同日，十万叛军也在香积寺以北摆开了阵势，他们的统领是安守忠和李归仁，也就是在清渠之战中击败郭子仪的燕军黄金组合。两军都没有观望拖延的意思，香积寺之战即刻爆发。这也是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大唐兴废，在此一战。
李嗣业之后，岳飞也在郾城大战中，用陌刀的变种“斩马刀”，大败完颜宗弼的重骑兵精锐铁浮屠。
此时李嗣业摆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陌刀军阵：李嗣业身先士卒，全体重装步兵各执陌刀，如墙而进，长刀如林，绞杀一切挡在他们前面的叛军，挡者“人马俱碎”
当天（九月二十八日），唐军光复长安。自去年六月十三日李隆基逃离长安，数日后叛军大将孙孝哲占领长安至今，光复长安共用了一年三个月
香积寺一战，从午时战斗到酉时，在三个时辰左右的时间里，叛军共被斩首六万余级，跌入沟堑摔死、压死的也不计其数，残军匆忙逃回长安。
但此时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李俶面前。为了争取回纥尽快出兵，李亨此前曾与回纥可汗达成了一个未经深思熟虑的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奴婢皆归回纥。”
如果真的要履约，就必然意味着一场不下于当年叛军入城的大浩劫，不仅是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十室九空，而且李亨朝廷势必民心尽丧，将光复长安的荣耀变成一场开门揖盗式的国家耻辱。
他对李亨的最后进谏，力陈建宁王李倓被杀是冤案，以武则天之子李贤的《黄台瓜辞》为例，劝告李亨以史为鉴，不要一错再错，继冤杀建宁王之后，再纵容身边人对广平王不利，所谓“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李泌这番话的背景是，李亨宠幸张良娣，这位未来的张皇后很有政治野心，与李辅国勾结，先是除掉了建宁王，又想对广平王下手，以为将来自己儿子夺嫡做准备。
李亨杀子也让李泌感到了这位主子骨子里的凉薄，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逼宫父皇、追杀亲弟李璘、赐死皇子，很难说下一步屠刀会不会转向李泌。
三天后（十月二十一日），叛军中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陈留郡军民杀掉了叛军守将，宣布全郡反正。陈留守将就是尹子奇，此时距离他攻陷睢阳、杀害张巡（十月初九），连两周都不到
至德二载十月十八日，洛阳光复
在洛阳，广平王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他寻回了王妃沈氏，也就是民间以讹传讹的“沈珍珠”。
其二，叛军中有人来降，接洽时唐军才发现竟然是严庄。这个参与密谋起兵的安禄山顶级谋主、谋杀安禄山的策划者、安庆绪的头号重臣，竟然在穷途末路之时也降了，反得干脆，降得也利落，倒也是奸雄本色。
张巡的以身许国与人相食，王维的忍辱偷生与不得已，在盛世崩坏的天裂地坼之时，或许都可以视作人性在极端状态下的不同面相。对争议英雄固然不宜以今度古、求全责备，而对大时代中的挣扎者、求存者，能给些同理心就给些吧。
至德二载(757)十月二十三日，李亨还都长安，恰巧与李隆基辞别成都是同日。
第二天（十二月初三），李隆基进抵咸阳，李亨亲自前往咸阳望贤宫接驾，见面前特意脱下天子专属的黄袍，换上了太子时代的紫袍。
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父亲李旦玩过这一套的李隆基自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你，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显然话中有话，李亨也就心照不宣地“勉强”穿上了黄袍。
十一月底，风尘仆仆的李隆基一行从成都一路北上，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走到凤翔。刚到凤翔，李隆基就感受到了他与李亨地位的逆转，李亨派三千精骑“奉迎”，名为护驾，实际上一见面就解除了李隆基随行的六百多禁卫军的武装，但是《资治通鉴》还是将这一幕淡化为李隆基的主动选择，“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
这一年半间物是人非、白云苍狗，李隆基被迫成了太上皇，杨贵妃和杨国忠死在了马嵬驿，安禄山在洛阳死于阉人与儿子之手，长安城失而复得……
从凤翔缴械，到强征御马，再到兵谏迁宫，这三件事，每一件都说是李辅国“矫诏”而李亨事先不知情，但哪一件又不是契合了李亨对太上皇的猜忌之心？李亨是很热衷表演，但他更敏感多疑。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仅过了几天，他晚年最贴心的那几个人就被扫荡一空，“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被抽离的不仅是友情、亲情与回忆，连守护身边人的最后尊严也被无情剥夺。
乾元二年(759)三月，号称六十万的唐军在邺城大战中意外遭遇大溃败，半年之后，洛阳又再度沦陷于叛军之手，李亨的平叛大业从收复两京时的高歌猛进骤然转为晦暗不明的胶着。
李豫就是之前的广平王李俶，乾元元年被立为皇太子时改名，但李隆基叫他的小名“大收”。
宝应元年(762)四月初五，唐玄宗李隆基在孤寂中郁郁而终，终年七十八岁。
就在李隆基驾崩前一个月，被流放巫州的高力士遇大赦归。返京路上碰到流放之人谈及长安事，知李隆基已经驾崩，“力士北望号恸，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九岁。
玄宗李隆基去世后十三天（宝应元年四月十八），肃宗李亨驾崩于大明宫，终年五十二岁。这可能也不是巧合，据说病中的李亨知道上皇驾崩后，“不胜哀悸”，“疾转剧”。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二十二日，史思明的使者从范阳抵达长安，向李亨献上降表：河北十三郡和八万大军，即日起归顺朝廷。
史思明降唐有可能只是权宜之计。在李光弼的劝说下，李亨决定派人到范阳秘密除掉史思明，谁料谋划败露过早，反而逼得史思明于乾元元年(758)六月再举反旗
李亨可能认为此战必胜，便又开始摆弄互相制衡的帝王权术，以“子仪、光弼皆元勋，难相统属”为由，并没有为二十余万大军设置一个总领兵权的元帅，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从乾元元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唐军攻邺城四个月不克，用了水攻之策仍破城无望。
在此期间，香积寺之战的头号功臣李嗣业攻城时死于冷箭之下，“如墙而进，人马俱碎”的陌刀传奇几成绝响。
乾元二年三四月间，史思明以替安禄山报仇为由设计杀掉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这也是历史上北京第一次正式使用燕京这个名称。
上元二年(761)三月十三日晚，史朝义在鹿桥驿（今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东北）发动兵变，囚禁了逃跑未成的史思明。次日，史思明被史朝义的部将勒死，用毡毯裹尸，由骆驼运回洛阳，终年五十九岁。
史朝义与安庆绪弑父的原因几乎一样，那就是作为长子，不被父皇器重，眼见幼弟立储在即，遂铤而走险。
宝应二年(763)正月，史朝义和他的大燕朝都已进入了最后时刻。睢阳节度使田承嗣、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燕京留守李怀仙等纷纷降唐，众叛亲离的史朝义最后走投无路，在一片树林中自缢而亡。
随着史朝义身亡，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
宝应元年(762)冬，与王维同龄的李白正在当涂养病，他的族叔李阳冰在这儿当县令。三年前，因永王案被流放夜郎的李白至白帝城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途中快船快意地写下了《早发白帝城》。
日暮途穷的李白只能去当涂投奔族叔李阳冰。宝应元年十一月，六十二岁的李白病重死于当涂，临终前“枕上授简”，将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
李白去世后一年，一封朝廷诏书姗姗来迟：任命李白为左拾遗，即刻进京。对于一生都求仕无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李白而言，这一迟来的官位或足以慰风尘。
广德元年(763)春天，杜甫在蜀地听闻安史之乱平叛成功的消息，惊喜欲狂，“生平第一快诗”喷涌而出：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长安是盛世怒放之都，是乱世离散之城，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猝不及防。长安是念念不忘，是求之不得，是心底最深处的炽烈欲望，杜甫、李白、王维，至死也没有抵达他们梦想中的长安。
在大时代的丕变中，帝王、宠妃、储君、宰相、边将、诗人、宦官、枭雄、叛将、贰臣……每个人都深陷于走不出的盛世困境，每个人都在寻路突围，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每个人都回不到长安。
我会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好恶，但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历史写作者理应克制自己单向度道德批判的冲动。对，是克制，不是隐匿立场与判断：张巡对面可以站着并非兽性的敌人，李隆基身边更可以隐藏着雄才大略的颠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