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诸子百家争鸣，三教九流并存，儒道佛互争雄长又相互渗透的国度。
于是在眉山一带，又辗转流行着一句民谣：“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说苏氏父子的出名，是得尽了眉山千年灵气，因此他们一出名，眉山的草木也就枯了。
给儿子取这个名，倒是表现了苏洵的矛盾心理：既希望儿子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登高眺远，积极进取；又担心儿子不事检点，遭人嫉妒
一轼一辙两兄弟，一个豪放不羁、锋芒外露、光照千古，却屡招人忌，一生坎坷，而且差点身首异处；一个冲虚淡泊、随遇而安，但中有定见、沉稳执着
八岁那年，苏轼被送往乡塾读书
。这老师便是天庆观的道士，名叫张易简，虽是出家，却并不“出世”，对古今成败、国是盛衰极为关注，又卓具学识
他跪在母亲膝前，声泪俱下：“儿子就要和母亲诀别了！为正义和道德而死，是母亲的一贯教导，孩儿虽死犹荣。弟弟仲博孝敬，他会承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令儿子痛心的是，从此以后不能再在您膝前尽孝了，而您又要忍受割舍骨肉的痛苦。希望母亲节哀珍重！”
苏轼虽然只有十岁，却被范滂的高尚人格所感动。他问母亲：“我长大后如果也做范滂这样的人，您会同意吗？”母亲看看满脸稚气却又异常认真的儿子，心头一阵激动，她点点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成都知府张方平
他当时家里贫穷，读书靠向别人借阅，因而逼出了一套背书的诀窍，几乎达到过目成诵的地步，所以凡是读过的书便不再读。据说他曾在十来天内将《史记》《汉书》《三国志》通读一遍，就“已得其详”
他一面上书朝廷，推荐苏洵为成都学官，一面修书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介绍苏氏父子的文章及为人。
张方平和欧阳修虽然都是众望所归的“君子”，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范仲淹推行新政时，欧阳修是新政的支持者，张方平则因一桩案子而站在对立面，双方从此交恶。
，兄弟二人来到开封城内最繁荣的所在——大相国寺。这座著名的佛寺本为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的故宅。
因为这次大范围的水灾，原定在八月进行的进士科初试推迟到九月举行，仁宗皇帝的年号也因此由“至和”改为“嘉祐”以图吉祥。至和三年九月成了嘉祐元年九月。为了稳定京师治安，刚直无私的龙图阁直学士包拯受命出任开封府尹。
得知苏辙病了，韩琦很是焦急。他面见仁宗，说今年应举之士，只有苏轼、苏辙兄弟最有才华，苏辙得病，恐怕赶不上考期，建议将考试推后，等苏辙病愈后再进行考试。仁宗当即批准了韩琦的建议，将考试时间推迟二十天，即改为九月上旬进行。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皇帝的诏书公布了。主持这次全国贡举考试的是众望所归的文坛泰斗欧阳修
当时阅卷很是严格。先将考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的地方折起用纸糊上，编上序号，这叫“糊名”；然后由书丞誊抄，以避免主考官根据笔迹舞弊；再由参详官初阅，并提出意见；最后才由主考官决定录取的试卷，经与原试卷对照无误，张榜公布
面前这个青年不仅思维敏捷、文采过人，而且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然独步天下
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情不自禁地称赞：“读苏轼的文章，实在是一大快事。我年纪大了，该让路了，放他出一头地！”事后又对儿子们说：“你们记着，三十年后，世上人们就不会再说起我了。天下传诵的，只有苏子瞻的文章。”
苏轼兄弟回京之后，只被任命为外县九品主簿，协助知县典领文书，辨理具体事务。苏轼领的是福昌县（今河南宜阳）主簿，苏辙领的是渑池县（今属河南）主簿
参加策试的必须具有进士资格，而且得有大臣推荐，由皇帝亲自出题，在便殿考试。这种考试与进士考试不一样，只写一篇文章，叫“策试”，一般都是以时局为题，要求切中时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苏轼的荐主是翰林学士欧阳修
苏辙的荐主是龙图阁直学士杨畋
高皇后见他如此高兴，自然也得捧场，问他有何喜事，也让后宫妃嫔们高兴高兴。仁宗看了看围拢过来的妃嫔，伸出二指：“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
望着已长大成人的弟弟渐渐远去，苏轼不禁一阵难受。以往是携手闯难关，往后就得孤身走天涯了
三月初七，是太白山山神的生日，苏轼准备好了礼物，前往太白山祈祷。他深信自己是虔诚的，事前洗了澡，还斋戒了三日。
在唐朝，太白山的山神是受封为“明应公”的，到宋朝却被改封为“济民侯”，后一名号虽然与山神济民的本意相合，但爵位降了一等，或许是对此不满，故未肯普降大雨。
自从上次祈雨之后，苏轼又干了几件漂亮事，衙门上下及父老乡亲都称其为“苏贤良”。但陈希亮听了不高兴，将一位当着他的面喊“苏贤良”的衙役打了二十棍，以示惩戒。
第二年即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宽容厚道的宋选离任了，接替他的是陈希亮
有一次，陈太守设宴招待下属，并打算在宴间议论一些公事，苏轼干脆托故不去，被陈希亮罚了八斤黄铜。
苏轼对这位和自己祖父同辈的上司不由得肃然起敬，对自己以往的傲气深自惭愧。陈希亮死后，苏轼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陈公弼传》，既叙其生平，也对自己“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进行忏悔。
在凤翔时，苏轼结识了一位和他同样性格豪爽而又博学善文的朋友——商州推官章惇。
公务之余，二人同游盩厔（今陕西周至）南山的仙游潭。
。章惇笑了笑，也不多说，顺着一条下垂的藤条，在绝壁上写下六个大字：“苏轼章惇来游。”
苏轼赶忙拦住。他指指架在两岸之间的那根横木，虽然是供人来往，但稍不留神，一失足便掉入深崖，连尸体也找不到，不主张去冒险。
苏轼这才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我在想，子厚兄将来定能杀人。”章惇不解，欲求其详。苏轼解释说：“你连自己的命都不当一回事，何况他人！”
苏轼的马听到虎啸，惊叫起来，止步不前。
看到老虎了，章惇将马身上挂着的一串铜铃取下，一个接一个摔在路面的石块上，发出一阵阵金属撞击声。老虎不明白是何道理，掉头而去。
离开仙游潭，一行人骑上马继续游览。来到一片密林处，他们便要穿林而过。随员中有本地向导，连忙阻止，说前面密林中有老虎出没，时常伤人
韩琦早年也是激进分子，以激扬风气、革除积弊为己任，并且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
将苏轼放到凤翔去，其实就是韩琦的主意，至于如何理解，则因人而异。这既可以说是爱护人才，挫挫年轻人的棱角，也可以说是排斥人才。苏轼的一位好友佛印和尚后来就曾公开表示过不满。
二苏在嘉祐六年的策试，说话毫无顾忌，全然不留面子，深深地刺伤了韩琦。如果韩琦当时不在宰相的位置上，感觉可能会不一样，但一在这个位置上，所有的批评便似乎全是冲着自己而来
那么什么是爱才养士之道？韩琦自然有说法：“所谓爱才之道，用之不过急，擢之不过速，显之不过度，褒之不过分。等到他的才能为天下人所知，为天下人所服，众望所归，然后委以重任，那不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吗？”
苏轼进了史馆，用今天的话说，便是在国家档案馆或文史馆任职。
韩琦素以奖掖人才著称，并非虚言。但他奖掖的是与自己政见相同者，所谓君子同道，而绝不奖掖与自己唱对台戏者。但苏轼也有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太过于喜欢玩弄文字，如果引导他继续在这条路上发展，那么他就不可能腾出精力来应付官场角逐了。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苏轼和王弗完婚了。苏轼这年十八岁，王弗十六岁。
嫁给苏轼之后，王弗才知道，自己这位颇负盛名的夫君不但不懂人情世故，有时还天真幼稚得像个大孩子
理家度日、待人接物，更是一塌糊涂。但王弗发现，这位夫君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待人诚恳坦荡，心无芥蒂，尤其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
在梦中，苏轼回到了故乡眉山，还是那间新婚的故居，妻子王弗正临窗而坐，像婚后的第二天早上一样，对镜梳妆。但四目相对，满腹思念，竟无从说起，只是相顾垂泪
说来，所谓“丁忧”也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制度。父母死了，得守孝二十七个月，以培养忠臣孝子。但真正认真去做的，少而又少。以苏轼而言，第一次母亲丧期才满，就有了儿子苏迈，这丧期内不得与妻子同房的规矩已成虚文。这一次他送父亲灵柩归葬，因有官船接送，省去不少辛苦，沿途游山玩水，在路上竟走了一年。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距王弗去世不到一年，苏洵也去世了
转眼已是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了，苏轼兄弟二十七个月的守制期也满了。在这二十七个月中，朝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宗皇帝已于上年，即治平四年正月去世，继位的是神宗皇帝赵顼
新娘他是早就认识的，她是王弗的堂妹，被称为“二十七娘”的王闰之。
到成婚时，苏轼三十二岁，王闰之二十二岁。他们将一道走过不算太短，但也不算太长的二十四年光阴。
开始时对韩琦韩大人将自己安排在史馆充满感激之情，以为是爱惜人才，如今看来，完全是“赋闲”。自己从小景仰范滂，崇拜范仲淹，难道到头来就是写写文章、赋赋诗，让人传诵？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几乎与苏轼兄弟回到汴京的同时，神宗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新法
。家庭生活条件的相对宽裕，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使他从无缺衣少食的忧虑
苏轼在二十岁随父亲到成都见张方平之前，没有出过眉山
从小就得到的“神童”美誉，也使他比同龄人有更多的优越感和浪漫色彩。
王安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却是在车船和马背上度过的
从小耳闻目睹的便是社会底层民众的饥寒交迫，以及父辈对国事的分析和忧虑。
苏洵的文章是书生见识，既无实效，也无深度。与此同时，苏洵则认为王安石的文章喜欢故作高深，以示标榜；由文及人，认为王安石为人也有许多伪君子的成分。
“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
与苏辙同在条例司为检校文字的还有后来成为王安石主要助手的吕惠卿。不同的是，吕惠卿是经王安石推荐，而苏辙则是由神宗亲擢进条例司的。
新法的主要内容也是涉及财政方面的，而出发点则是为天子聚财。在此一思路支配下，吕惠卿首先草拟了均输、青苗二法，并得到王安石的嘉许和批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思路是理财。他有一个著名论点，叫作“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和吕惠卿等人唯独没有考虑到推行这些法令的技术问题，以及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如何保证官员在执行过程中忠实遵循法令制定者的意图。
这些问题，同在条例司的苏辙考虑到了。他担心，政府机关介入经济运行，必然导致商业瘫痪；同时，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去从事贸易活动，他们在业务上并不熟悉，加上官场固有的恶习，经费成本肯定高于商人，到时不但不能赢利，很可能还要亏空
既然道不同，也就不可能相谋，苏辙要求退出条例司。
苏辙被差往洛阳，任河南府推事
。所以问题不在于考什么有用，而是考什么可以更好地发现人才。
。司马光因政见不同，便往西京洛阳编书，十五年绝口不谈朝中政事；苏辙被排斥到河南府任推事后，也不再上疏论道新法的是非
连续向神宗上了三份书状，对新法进行了全面批评。
第一份是《谏买浙灯状》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苏轼呈上了他洋洋万言的《上皇帝书》，对新法进行全面批评。还没等神宗喘过气来，他又写了《再上皇帝书》，将矛头直指主持新法的王安石，认为只有贬黜王安石并离散其党，朝廷之事才可有为。
苏轼这次按弟弟的车辙运动了，要求离开京师去做地方官。虽然当权者打算对他进行压制，但神宗一如既往地欣赏苏轼的才学，让他去了古往今来才子们都愿去的人间天堂杭州，做杭州通判。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同眷属，如释重负地离开京师，前去杭州赴任。
欧阳修就住在离陈州二百多里的颍州（今安徽阜阳），从陈州顺颍水而下，只是一日的路程，而且也在去杭州的行程途中，何不就此前去拜谒。
欧阳修在，就如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欧阳修一去世，赤子无所仰庇，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
佛印俗姓谢，名端卿，杭州人，也有说姓林
皇帝既然赐了大相国寺一个和尚，干脆人情做到底，赐谢端卿法名了元，号佛印。
“四大”本是佛教所指构成宇宙的四大元素，即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地大以坚为性，能载万物；水大以润滋为性，能包容万物；火大以暖为性，能成熟万物；风大以动为性，能生长万物。而人身也是由四大构成，故又将人身称为“四大”。
佛家讲究四大皆空，任何事物和现象只有因和缘，却无固定不变的实在；便是人身，也不是自我实体，而是由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等五种难以捕捉的抽象物集合而成。既然是这样，你坐到哪里去？
苏轼闻言，也不吭声，随着佛印来到内殿，但见这里的观音菩萨与他处不同，不禁又问：“别处观音都手持甘露瓶、垂柳枝，以救苦救难、普渡众生，为何你处观音却手持念珠？”
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到了杭州
凤翔是小府，只能称“签判”，杭州则是大州，所以才叫“通判”。不过通判地位虽高，却没有独立处理公事的权力，最后还是得知州或知府拍板。
苏轼到杭州后，第一件不满意的事就是监狱关满了犯人。经了解，这些犯人大多是因为买私盐、卖私盐而被捕入狱的。
通过和囚犯的接触，苏轼发现自己这才算真正了解社会、了解民众，朝廷的一个法令、一项政策，如果不切实际，会将多少百姓推上绝路，执政掌权者实在是应该谨慎从事。
没想到苏轼来杭的第二年，陈襄也到杭州任太守，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在此后两年里，苏轼和陈襄一起，深入山村，走访乡民，赈灾救荒，排忧解难，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唐代宗时，名臣李泌曾为杭州刺史
来到杭州后，他经过实地勘查，命人在城内开了六口井，引西湖水入城，满足了城内居民的饮用。
杭州古称钱塘，又名余杭。相传当年大禹南巡，在杭州为江水所阻，于是造船渡江，渡江后弃舟陆行。古人称方舟为“杭”，“余”即弃、即遣，大禹遗舟于此，于是有“余杭”之名
环湖山峦叠翠，花木繁茂，楼阁亭榭点缀其中
有人称张先为“张三中”，说在他的词中见到的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陪着苏轼游西湖的，有文人圈子里的朋友。那时在杭州的著名文人首推词作家张先。
一同上路的有妻子王闰之及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还有王闰之买下的一个丫环朝云。
朝云是杭州人，聪明伶俐，有一副天生能唱歌的好嗓子，这年刚十二岁，比苏迈还小六岁
当年十一月，苏轼到了密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地处胶州半岛西南，既无地产之利，也无交通之便，土地贫瘠，民无宿储，比起杭州，真是天壤之别
苏轼求神祈雨、指导和组织百姓捕杀蝗虫之外，还得请粮赈济，并组织百姓生产自救
王安石当政时，虽说客观上重视国计而轻视民生，但总是时时注意民间的反映，其主观愿望仍是希望国与民均富，故聚财时总是想既增加政府收入又不加重农民的负担。而吕惠卿则不然，他一门心思只想着增加收入，至于农民负担是否加重，全然不予考虑
杭州的娇歌软语、良辰美景，使苏轼个性中的天真、缠绵、嬉戏、伤感等特质得以发挥。
密州的穷山瘠壤、粗俗豪气，则使苏轼个性中的豪迈、旷达、超然、狂放等特点得到激发，从而使他开始向文学巨子的行列迈进。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苏轼在密州任满
让苏轼赴徐州任知州。
苏轼一面组织青壮年赶赴东南大堤，将大堤加高加厚，一面冒雨来到屯驻徐州的禁军武卫营，动员禁军参加抗洪
“我为本州太守，定与徐州共存亡。武卫营禁军和民壮已赶赴东南大堤加固堤坝，有我苏轼在，绝不让洪水侵入徐州。你们都是好百姓，在这紧要时机，更应齐心同德，共渡难关。”
“黄楼”的含义可以举出许多。苏轼根据阴阳五行说，黄色代表土，土能克水，因而这建在河堤上的黄楼便是克水的象征。另外，黄楼与黄河同色，黄河就不能冲刷黄楼了。
通判、签判是副手，可在一地干三年；知州、知府是一把手，在一地只能干两年。所以苏轼签判凤翔、通判杭州都是三年任满，而知密州、知徐州，两年便任满。
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徐州任满，奉调湖州
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也是新法的拥护者。
定为翰林院知制诰时，母亲病死，却隐匿不报，被揭露后又借故不奔丧，被司马光斥为禽兽，苏轼也对此进行了讥讽
首先发难的是监察御史里行（试御史）何正臣。
更露骨的是最后两句：满朝都是理财能手、聚敛专家，老百姓更没法活了，还不如投入漳河，去做河伯的妻子。
皇甫遵以太常博士任御史台推勘官，自告奋勇去提解苏轼，带着儿子和两名台卒，一路上马不停蹄。到润州时，他因儿子生病而耽搁了半天，却被苏轼的信使跑到头里。
驸马都尉王诜娶了神宗的姐姐魏国大长公主
王诜立即派人通知在南都宋州的苏辙
湖州通判祖无颇见多识广，也是旁观者清，他陪着苏轼用正式礼节来见差官，并要求验明差官的身份
他连夜写了两首诗，请狱卒梁成交给弟弟苏辙
一方面是苏轼的诀别诗，另一方面是太皇太后的临终遗言，还有太祖皇帝留下的祖训，都救了苏轼的命。
苏轼下狱后，存心要置他于死地的固然不少，如李定、舒亶、何正臣及王珪等人便是。但千方百计要救他出狱的也不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他上书要求代哥哥服刑。张方平、范镇、吴充、王安石及其弟弟王安礼，还有当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都采用不同方式向神宗进言，营救苏轼。杭州和湖州的百姓则做了几个月的解厄道场，为他祈福消灾。
一是节俭。苏轼在给秦观的书信中说到他“痛自节俭”的办法：每日生活费规定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的头一天，先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为一串，挂在屋梁上
新任太守徐君猷将一块营防废地划给了苏轼
他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砾石，刈割杂草，深挖细耙，终于整理出五十亩田园，开始了躬耕自给的日子
当年陶渊明种豆南山，诸葛亮躬耕隆中，都是先立足于生计，然后才谈得上纵情风光山水、指点天下英雄。
放不下架子，脱不下长袍，致使家人挨饿受寒的腐儒是让人瞧不起的。
这块田园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作为苏轼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块新的基石。有了这块基石，黄州的四年才成为苏轼新生活的起点。
元丰七年（1084年）春，苏轼刚刚从“物故”的梦中醒来，朝廷便来了调令。朝廷将他调往汝州（今河南省临汝），仍是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但离京师毕竟近了许多。
前一年已是苏轼侍妾的朝云生了一子，苏轼戏作了一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远远望见昔日精强过人、如今风烛残年的王安石，几乎不复相识，心中一阵酸楚。不等座船停稳，苏轼便跃上码头，长揖问安：“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看看自己的便服，又看看帽子也没来得及戴的苏轼，笑道：“常礼难道是为你我之辈准备的吗？”
自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离开黄州上路，十月间到金陵，在江南盘桓了三四个月，才重新上路，到第二年二月底才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到应天后，苏轼干脆住在老友张方平家，等待消息。消息终于等来了。朝廷允许苏轼一家住在常州。
苏轼对新法的认识远较司马光深刻。出任杭州通判之前，苏轼与司马光一样，对新法是持全面批评态度的。但到了地方之后，苏轼的看法有些改变了。
苏轼将免役法和原来的差役法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利在于民户免除了差役，得专力务农，其弊则在免役钱和助役钱收得过多，而且往往移作他用，并不用在雇役；差役法下的民户固然不需纳钱，但得时常为官府服役，不能全力务农。罢差役行免役已有二十年，吏民已经习惯，如果变易更张，反而容易另生弊端。
就在苏轼等人反对司马光废免役法时，也真有人做了司马光喜欢的事情。开封府蔡京不动声色，五天之内就征集了一千多人充役。
司马光对此很是感叹，什么时候能够少发一些议论、多干一些实事呢，如果人人都像蔡京这样奉法无滞，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令下之日，苏轼气得连连跺脚，口里直骂：“司马牛！司马牛！”
苏轼愤怒了，当众骂道：“程颐可说是糟糠鄙俚叔孙通！”这句话是脱口而出，透露出苏轼内心对程颐的鄙视，颇有人身侮辱之意。程颐以讲学出名，没有应科举考试；叔孙通则是汉初儒生，帮助刘邦草定仪礼，被后人指责不识大体。苏轼这句话既挖苦程颐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乡野教师，又嘲笑他只拘泥小节而不识大体
程颐是著名学者周敦颐的学生，十八岁时游太学，写了一篇《颜子好学论》。
一次，小皇帝哲宗在经筵讲学休息的时候折了一根柳枝，学着骑马的样子，自觉很是威风。这本是小孩的天性，但程颐见了，马上站起身来，责备说：“现在正是春天，万物生荣，皇上怎能无缘无故去摧折生命呢？为君者以仁为本，草木和人一样，都是生命，不爱惜草木，又怎能爱惜万民？”
神宗皇帝灵位入祖庙的日子，苏轼与众人祭祀过神宗之后，来到司马光家凭吊。主持司马光丧事的是程颐，他站在门口，不让众人进去。理由是，祭祀神宗皇帝灵位进祖庙是吉礼，而凭吊司马光是丧礼，参加了吉礼的人在同一天不能参加丧礼。
苏轼发现，灵堂中竟然没有司马光的家属。按当时的风尚，父亲死了，儿子应该在灵前接待客人。一问方知，这又是程颐的主意，说父亲死了，儿子应该悲痛万分，不能出来见客。
程颐不比王祈，他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观念和一股政治势力。就其本人来说，也是出于信念和责任感，并无故作的成分。但双方都以自己的原则裁量他人
苏轼不具备司马光的资历和政治凝聚力，在一般朝臣眼中，他的形象更多地是豪迈无羁的文人，而不是能够主持大计的稳健政治家。
元祐四年（1089年）初夏，苏轼一家上路了。感激太皇太后的恩典，让他再一次去那人间天堂的杭州。
东汉末年，张角靠着行医治病，竟然搞起了一个太平道，信徒上百万，和东汉政权分庭抗礼，可见郎中作用的巨大。
苏轼任杭州太守的两年，水旱相继，疫病流行，加上杭州又是东南都会、人间天堂，游客汇集、商贾往来，疾病的传播更加厉害。
苏轼刚好也得到一个方子，是老友巢谷传给他的，叫“圣散子”。
黄州疫病流行，有个名叫金择善的判官，自称懂得医术，要治病救人，便开了一个药铺，配了些成药，但价钱高得吓人
穷人买不起药，只得挺着。金择善便玩了个花样，买不起药的可以赊药，月息一厘。息率倒是很低，但原价不变。通过这种办法，金择善发了一笔大财。
每当他凭着本意办件好事，总是要得罪一批人，这也是不合时宜。
苏轼的作风是说干就干，他从政府的办公费用中拨出两千缗钱，自己也捐出黄金五十两，办了个“安乐坊”，请懂得医术的道士在安乐坊坐诊，专为一般群众看病。据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的“人民医院”。后来，安乐坊搬到西湖边，改名“安济坊”。
疏浚六井，解决饮用水
苏轼找到了上次参与治井的子珪和尚。子珪此时已年过古稀，但仍是热心肠。他提出以瓦筒代替竹筒，底部用石槽托住瓦筒，上面再加上石盖，底盖坚固，永不损坏。虽然投资较大，但能一劳永逸
挖出的杂草污泥，则在湖的西侧筑成一条长约六公里的大堤，将西湖分成外湖和里湖两大部分，堤上有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座石拱桥
运河疏通了，饮水解决了，西湖得到了整治，病人得到了医治，饥民得到了赈济，人们都感谢苏太守。苏堤上建起了苏轼的生祠，民户家里开始供着苏轼的画像。春节到了，不少百姓抬着美酒、肥猪犒劳太守。
建生祠他坚决反对，倒不是怕政敌以此为借口进行个人攻击，而是不愿受人拜祭。身为地方官，为地方办事、为百姓解忧本是分内之事，他唯恐做得不够，哪能让百姓将自己当作神灵供奉起来呢。
地方官的责任只是让老百姓遵守国家法度，按时纳粮服役，不闹事、不迁徙、不给中央添麻烦，如此而已。
李白的诗是从美酒中来的，君不闻，李白斗酒诗百篇。杜甫的诗是从忧虑中来的，君不闻，杜甫不眠忧战伐，长恨无力正乾坤。但悠闲自在的宋代士大夫真是离不开歌妓，无论是来自烟花巷中的柳永，还是被公认为文坛泰斗的欧阳修，以及大江东去、气吞长虹的苏轼，无论他们足迹到何处，总是有歌妓相陪。
苏轼与众不同处，是将歌妓视为知己，尊重她们的人格和才华。当时的歌妓也确有不少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对于歌妓们的困难，苏轼往往也和帮助挚友一样鼎力相助
官府均备有歌妓，属官户，专供官员寻欢取乐，没有人身自由，直至年老色衰，才得脱籍。
或许是太皇太后要让苏轼游遍天下著名的西湖，元祐七年二月，苏轼到颍州才半年，便又奉调南下扬州。
这种万花会如果偶尔为之，倒真能促进洛阳牡丹业的繁盛，但年年为之，处处攀比，成了一大祸害。钱惟演在洛阳风光了还不够，又不惜重金，寻购名品，用快马送往东京汴梁，供后宫妃嫔观赏。于是上行下效，官吏强取豪夺，中饱私囊，商贾层层加价，一株上等姚黄、魏紫，价钱高达二三十万钱，负担全着落在老百姓身上。
洛阳是牡丹万花会，扬州则是芍药万花会。在扬州搞万花会的始作俑者便是被苏辙斥为奸邪的蔡京。
实际上，芍药市场全被大商人垄断，他们低价从花农手中购花，高价卖给官府；官府按高价向市民征收花会费用，向商人购进芍药。其巨额差价则由商人和官吏瓜分。每年一度的万花会，成了官吏和商人合伙宰割百姓的良机。
一道命令下去，扬州停办万花会。
虽然官场不尽如人意，但不进官场，又怎能替老百姓出力。可进入官场之后，愿意而又能够替老百姓办事的人实在太少了。
读书人的最大毛病是喜欢以己之心度人，自己喜欢读书，就以为天下人都喜欢读书，自己服膺孔孟的道理，便以为治天下就必须学孔孟。
太后希望苏轼因势利导，从皇帝的兴趣入手，引他走上正道，改去性情怪僻、好色懒惰的恶习，进而调停皇帝与太皇太后、元祐众臣的关系。
中国正派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善于设计笼子。他们既为君主设计笼子，也为自己设计笼子。但他们的笼子从来就笼不住君主，也笼不住小人，只能笼住君子自己，其后果则往往是小人得志，君子受压。
苏轼的夫人王闰之去世了，享年才四十六岁。作为苏轼一生中相依为命的第二位妻子，她和苏轼共同度过了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
苏轼还没有从丧妻的悲痛中缓过气来，另一个打击又降临了，主持朝政八年多的太皇太后高氏因病去世。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苏轼终于到了惠州。
好友王定国来到惠州，让自己带来的歌妓劝苏轼喝酒。歌妓是京城人，复姓宇文，艺名柔奴，长得眉目清丽，天生一副好嗓子。苏轼本来已有八分醉意，见柔奴说是京城人氏，不由勾起一阵凄楚。他举着酒杯问柔奴：“世居京师，来这岭南，可曾思归？”柔奴盈盈一笑：“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王朝云是苏轼通判杭州时来到这个家庭的，那时她才十二三岁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苏轼在惠州的新居落成不久，朝云去世还不及一年，朝旨又下来了，再贬他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市）别驾，昌化军安置。这昌化军旧称儋州（今海南儋州市）
他将苏轼的诗念了两遍，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嫉妒。无论在朝在野，自己总是如箭在弦，没有一天悠闲自在；苏轼则无论在朝在野，总是有那样多的朋友，那样多的欢乐。按理说，苏轼颠沛流离，发放海滨，妻死妾亡，举目无亲，应该凄楚悲凉才是，怎么还是那样有兴致、有闲情？
章惇是够狠毒的，他为苏轼选择了一个自认为足以摧折信念、毁灭躯体的地方，食无肉、病无医、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穷山恶水、人蛇杂居，让苏轼在此与蛮夷为伍、悠闲自在吧！
但苏轼不管在哪里，总能得到当地士民的帮助。虽然被驱出馆舍，当地百姓却帮他盖了三间新房，其中黎子云兄弟出力最多。
苏辙多次劝他择友宜慎，他却对苏辙说，上至玉皇大帝，下至田院乞儿，都可以交朋友。在他的眼里，天底下几乎没有坏人。即使是程颐，也不过是性情不合，不愿交往而已。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二十七岁的哲宗竟然说死就死
哲宗死了，他没有儿子，就由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太后向氏听政
向氏是神宗的皇后，她和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一样，虽然不懂多少政治，却本能地将司马光、范纯仁、苏轼兄弟等元祐大臣视为正人君子，而不满意章惇等人的作为。
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初染病，到七月中旬病势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