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个人的书房，也可以看到他孩子的未来。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长大，自然而然地会受到熏陶。
“文革”期间，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不缺书。这一批书虽然没什么了不起，但对我很重要，
现在大学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凭个人兴趣来读书的能力和意愿，都是为了写论文而读书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网上阅读和手机阅读，我自己也有片段的、零碎的阅读，但必须有书斋里正襟危坐的阅读做底子，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消遣
说最早读到的我的一本书，为什么今天不再往下做了，那本书就是关于明清插图的《看图说书》
书应该是用来阅读的，而且应该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目前我已经在努力减少了，有兴趣的书、日常需要的书才保留，其他的书都去图书馆借阅。
早年的阅读除了提供知识以外，定下那个调子、那个趣味也十分重要，哪些东西你读得进去，哪些东西跟你有点隔阂，这些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到日后的成长。
人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地图，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比一下子获得某个知识更重要，因为学会这个地图的建构，即使现在忘记了，等你需要时也知道到哪里去找。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说过一点，之所以大学时不要发表太多文章，是希望你把水坝筑得高一点，这样放水的时候才会冲得远一点，要是有一点点就泄，你不可能走远
寻寻觅觅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寻觅过程中，思路和眼光也会发生调整，像揉面一样，新的资料进来会挑战原来的设想。
我对《国故论衡》的初版本特别感兴趣，当时我是从网上拍下来的；我对鲁迅的几个早期本子特别珍惜，因为是当年岳父送的；我还对一本特别小的《唐诗一百首》很珍视，因为那是我小时候读过的。
书房是读书人的精神空间，每个读书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构建这个空间
三岁左右，母亲教我识字，她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这些书把文学著作转换成小孩可以看得懂的形式，上面有注音符号。
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母亲给我买了一套《奥德赛》，那些图画非常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能读到的白话文作品只有朱自清、徐志摩的，其他左翼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作品等都是禁书，我们中学生根本没机会看到
俄国文学，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作品，当时他们的作品在台湾也是禁书。
还有就是金庸的作品，当时在台湾也是禁书。
除了这些白话作品，我也读一些古典的东西，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没有翻译，没有注解，就这么硬着头皮读下去，也就慢慢读懂了。
我家里有一套艺文印书馆版的《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是父亲帮朋友买的，结果没拿走，就留在我们家了。我拿一支红笔，点校《资治通鉴》，这次的阅读经历给我后来读古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夏威夷大学中文图书馆在美国大学里排名大概第五、第六位，有很丰富的中文藏书，那些年在台湾看不到的书，我要借这个机会统统看完，非看不可，便天天泡在图书馆里。
但是，对于爱书人而言，尤其是退休以后，平常不怎么出去，畅游在书堆中，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快乐和幸福感。
古人说“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
买书也是如此，所谓资深藏书家都喜好拿当年买到便宜书来说事儿，但以我的经验，真正的好书从来没有便宜过。
我们都知道，大英博物馆藏的唐咸通九年(868)刊刻的《金刚经》是世上已知有确切纪年的最早出版物
幸福是一种感觉，很难用准确的刻度来予以衡量
清代藏书家方地山说：“买书一乐，有新获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卖书不售一乐，书仍归我所有也。”我觉得无隅先生的幸福指数就很高，买书有得书之乐，卖书有得钱之乐，卖不出去仍然能为之一乐，因为书还在自己手中。这就是极佳的心态。
唐玄宗宰相杜暹藏书万卷，他在每部书上都写着这样几句话：“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他说自己靠薪水买书很不容易，所以一一予以仔细校勘，希望子孙们能够从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凡是卖出他的书，或者将家藏借给别人，都算不孝的行为。
书籍是流通物，将它们禁锢一处，不是藏书的正道，因为你的所得，永远是别人的所失，你以得书为乐，就很可能有一个人正在以失书为苦，所以说，藏书家也不是时时快乐的。
。资金来源有限，而爱书之情无穷，因此说，无论你有多少钱，只要你喜欢上了藏书，你丝毫不用担心花不完。而最为吊诡的是，每当你把手中的钱花到弹尽粮绝时，你会发现更好的书在那里向你搔首弄姿
比如国外有个藏书家，他想办法积攒下一些私房钱，而国外旧书店卖的书都会用铅笔在书上标明售价，这位老兄都是将买到书的价格用橡皮擦掉一个零，以此说明他是因为捡漏才买回的这部书。
总之，人活在世上，总要找点价值，当然体现价值的方式多种多样，保护和传承传统典籍只是其中之一种
我就一点点地在里面掏，掏出茅盾的《鼓吹集》亲笔所书序二页，还有巴金的《新生》亲笔所书序一页。当时兜里只带了三百元，怕小贩不卖给我，还好最后这一口袋三百元成交
我在这间书房里整理了三本书。一本是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还有一本是孟超的《流云散记》，虽然是个小册子，但整理过程非常麻烦。
二〇二〇年，又整理出版了古琴大师查阜西的《古琴的常识和演奏》。这
我在保存的陈梦家夫人赵萝蕤的一些书札、稿件中发现这本小书，还发现了查阜西先生当年为赵萝蕤亲自整理抄录的古琴谱一册，以及查阜西与陈梦家夫妇谈古琴的信札等
有一次在北京，别人让我帮他带一本《边城》，结果买回来一本《围城》，最后只好自己留下了，后来发现《围城》比《边城》更火。
。我曾经在香港古书展看到一本奥威尔签名本，开价十万。藏书家王强说这纯属瞎开价，他说一万就能帮我找到，可三年多过去了，我还没找到。奥威尔签名本很少，因为《1984》出版后不到一年，奥威尔就去世了。
。早就耳闻拥有十六万藏书的“蝜蝂斋”大名。
李冬君：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无书可读，只能读《毛泽东语录》，背“老三篇”（即《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那时候上学都要背“老三篇”，背不下来不能回家。
还有一个读连环画的记忆很深刻。当时向同学借了一本《智取威虎山》连环画，结果给弄丢了。我哭着跟我妈说，把同学的书弄丢了。后来我妈买了一本让我还给同学，但买的这本是大开本，我丢的那本是小开本，书是同学姐姐的，她只要自己原来那本。没办法，我妈又去给人解释，然后赔了钱让她自己去买。这样，我就意外地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小人书。
。南开大学历史学泰斗郑天挺先生说过一句话：“没有两万张卡片的积累，不能写书。”这应该就是南开历史学的传统。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蝜蝂传》：“蝜蝂者，善负小虫也。
李冬君：刘刚有两个斋号，一个叫榆木斋，这是我给他起的，我总说他是榆木脑袋，他说那就叫榆木斋吧；另一个叫万卷书屋，是他自己取的。这两个斋号现在都拿到慈城的书房去了。
在慈城还看到一个“进士录”，在这里看到我们南开大学的“校父”——创始人严范孙的名字，他就是慈城人。
史前文明不是以中原为中心，而是四周开花，再往中原慢慢汇聚，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构成了一个以玉文化为精神主体的史前中国的方国联盟体
玉是一套礼制文明，它把爱打的青铜文明也改造成礼制文明，所以，后来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
青铜器在商代达到了世界高峰，也迎来王朝中国的第一个高峰。
我们写《文化的江山》，精神上秉持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形式上承袭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中的诗性语言，立场上有来自鲁迅先生的批判性的成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邢台地震，我们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个地震棚，在里面读书，我的阅读启蒙差不多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后，我有了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书房，但实际上每个房间都是书，还有一个地下室也是书，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册书
我是一九八六年毕业的，到一九九一年才发表第一篇文章，我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表文章，要多读书。
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人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变得很可怜。
绿茶：说到日记，去年有一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马勇：这本日记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蒋梦麟，郑天挺是蒋梦麟的学生
。北大中古史为什么牛气，就在于他们有很强的历史解读能力，这方面的传统来自陈寅恪。虽然陈寅恪出自清华，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陈寅恪的几位重要学生如周一良、王永兴等都是北大历史系教授。
我比较推荐这些年出版的外国通史作品，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以及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等等。
。读历史，还是应该从通史角度切入，从远古通下来，不要一上来就钻入“点”的阅读。
父亲读工科，对线装书兴趣不大。我现在书房里更多的都是个人阅读史和成长史的记录。
在那个阅读饥渴的时代，每次借书，都要先说好，借多长时间，有时候第二天必须还，经常熬夜把书看完。
记得那时候看福尔摩斯，都是玩命地看，熬夜看，按时归还，不然下回人家就不借你了，
“治学的人应该有一些无用的小爱好。”淘古物，玩收藏，不见得对学业有直接帮助，但它能让人更清醒，也能开阔视野。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种是狼吞虎咽，我们可以称之为“泛读”；另一种是东挑西拣，可以称之为“选读”；还有一种就是细嚼慢咽，当然就是“精读”了。
肖复兴作家，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曾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
还有一位美国作家叫马尔兹，他有一篇小说叫《马戏团到了镇上》，我印象特别深。这个小说写的是：有两个小孩，听说有一个马戏团要来镇上演出，他们大老远地从清早出门到镇上已经中午了。一打听，看马戏要票，他们没钱，很沮丧。后来有人出主意，说一会儿马戏团来了之后，你们去帮着卸东西、干活，一人可以得一张票。等马戏团来了，这俩小孩就帮人家干活，累得够呛，但是很高兴，因为真的一人得了一张票。等晚上马戏团演出开始，小丑刚一出来，这俩小孩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
我不太赞成读书破万卷，认真地读一个人的书或读透一类书，对人的影响和帮助可能更大。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契诃夫、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巴乌斯托夫斯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雨果的《九三年》都对我影响很大。
赵蘅画家，作家。
父亲是翻译家赵瑞蕻，母亲是翻译家杨苡。
对我们家而言，读书似乎再正常不过，就是日常生活，不读书，反而奇怪，我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书，这对我的童年影响特别大。
文、法两学院暂设在蒙自市，父亲和爱好诗歌的同学们成立了“南湖诗社”，请朱自清、闻一多两位教授担任导师。回到昆明后，诗社更名为“高原文学社”，父亲和母亲杨静如（笔名杨苡）就是在“高原文学社”时认识的。
每天早晨她一觉醒来，精神特别好，东想西想，那些久远的事、久远的人，那些欲吐为快却没精力写出来的东西，都会伴着耳机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歌的旋律流淌出来。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她从不讳言死亡，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伯爵》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在任何突然来临的事故甚至劫难出现时，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三兄妹都长寿（杨宪益享年九十四岁，杨敏如享年一百零二岁）。
我爸爸和穆旦是同班，我妈妈和许渊冲同班。西南联大外文系出了很多大翻译家
两本世界名著《红与黑》和《呼啸山庄》的译作诞生在我家，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的人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说一种话——真话。不趋炎附势，不说阿谀奉承的话，难怪他这一生遭遇种种不测却依然坦坦荡荡呢！做自己不会后悔的事，不做不能原谅自己的事。这是舅舅的人生信条。
小学期间，我把周边的七八个小人书铺所有的书都看完了。这可以算是我的阅读启蒙了。
少年时候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是重要的底色
还有一部叫《墙》。一群人，在迁徙过程中遭遇了一堵墙，有些人用身体去撞它，用头去撞它，维持秩序的士兵就要阻止，不服从的要抓起来。后来，人们就在墙角下安顿下来了。过了很多很多年，人们还是想知道墙的那一面是什么样子，于是大家商量齐心协力把墙推倒，几乎没费多大劲，墙被推出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个是岁月本身，另外一个是前人的历史。
其中一部是《篱笆》，电影只有一分钟长。两户人家从外地搬来了，各自耕地建房，中间立了一个篱笆。某天晚上，甲户人家的男子总觉得这篱笆有点向自己这边斜了点，他就偷偷地移过去一些，一移肯定会矫枉过正。第二天，乙户人家发现了，晚上也偷偷移回去，更加矫枉过正。之后，双方就互相指责，肢体冲突，大打出手，全家死翘翘了。过了若干年，又来了新人。这个过程就从头再来一遍。
有几部无声短片给我印象很深。
戏剧《等待戈多》，我看的是高行健版本，说实话当时看不懂。如今，我再回想这个剧，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明白了。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大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些关键的因素始终没变，就像流浪汉脱下鞋子，抖了抖沙子。钱、权还在少数人手里。
诺贝尔奖作品《蝇王》。飞机失事，荒岛上的人分成两派，开始有领地，有领袖，势不两立。
我们始终强调一种狭隘的所谓真实性，其实任何作品的真实性都是那一个作家眼里的真实性，都会打上个体的烙印。
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很顺的话，他是幸运的。幸运的人不太关注不幸运的人，只有被打到的不幸运的一群，才会体会到这种落差。有些人可能承受不住，有的人挺过来了，那他的一生就构成了戏剧化。
我们全社会，实际上对于普通、平凡是很恐惧的，生怕自己落入平凡那一族。
人生到了现在，其实是不断地卸担子。人这一生，身上背的担子太多了，有些人是生活强加的，有些是自己给自己加的。
朱永新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现在的教育，把所有的一切都想象成是为未来的幸福做准备，其实教育不是一个准备的过程，而应该讲求教育本身就是幸福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片面或者异己的人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一名高干子弟，他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
止庵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
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书这事没法取巧。一是老老实实读书；二是把那些无用的干扰去掉。”
读书，必须有个底座，其他的阅读才能在这个底座上生长。
我主张，人在年轻的时候，应该多读分量重的书，因为等老了想再读这些重的书，读不动了
藏书是值得说的事，读书却是不太值得说的事
读书就跟在银行存钱一样，是保底的，知识这个东西，一定得有些是没用的。
“文革”以及之后，我们总说无书可读，但那一代人读的书，可能比现在的人读的书要多得多。
我很多朋友，原来读书的现在不读书了，还没有听说谁原来不读书现在读书。这种能力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有没有就存在很大差别。
读书这事，脑子里得有一张地图，最好对一个门类有一个地图感。比如，说唐诗宋词或历代散文，你突然说一个人，你得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他周围是谁，前后是什么关系。
刘苏里万圣书园创办人。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共阅读史，不得不提李泽厚的影响，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几乎影响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一九七八年五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三十五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一千五百万册，瞬间售罄。北京各主要新华书店门市同时发售《哈姆雷特》《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家》等作品，哄抢之势现在无法想象，毕竟与世界隔绝了三十年，“破四旧”破得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都不能读。
刘苏里：怎么走出始终走不出的困境，是我阅读的出发点，也是一种方法论。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人类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每个个体也在应对自我的困境。
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这一百年的承平时代，欧洲几乎没有战争，成为欧洲大发展最重要的一百年，之后的“一战”“二战”，文明进程受到极大挑战。
茨威格的潜台词是，它再也不会回来了。一九四二年他在流亡巴西期间自杀身亡，让我一下子想起王国维的自尽——养育他们的文化面临毁灭，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知识体系，通过阿拉伯人的保存，再次经修道士的努力，回到西方本土，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死者为大，往往有很多夸大成分，溢美之词偏多，在引用的时候，要注意其可靠性
有些书中可能只有一两条相关资料，抄出来就特别方便使用，不用再一一去翻书。抄卡片的功夫做到家后，把卡片一排，大致的思路就出来了。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
赵珩文化学者。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
少年时的阅读对我影响非常大，后来人生的很多面向，在这里都能找到痕迹。
隆福寺是民国时期北平的两大书籍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为琉璃厂。
高峰时，隆福寺有二十几家书店。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都并入了中国书店，只剩下一家叫“修绠堂”，专营传统的线装书，按经、史、子、集四部摆放。
上学时，老师让读的书都不怎么读，就爱读这些课外书。
可见，孩提时期，家庭的阅读氛围和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多么重要。
我读书速度非常快，一天可以读三本长篇小说。上午、下午、晚上各读一部。那些年，对读书的渴求近乎疯狂。什么都读，什么都背，甚至连字典都背，把能读到的书都背下来了，从《诗经》一路背到现当代散文。
宋代重文轻武，以文治天下，是科举制度完备带来的成果
那时候，主要是去书店淘书，比如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万圣书园、北师大对面的盛世情（不久前，盛世情在经营二十多年后闭店），还有北大校内的野草书店等。
绿茶：您的书房叫“一帆斋”，这个斋号典出何处？诸葛忆兵：“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是唐代诗人王湾诗中的两句，我用来自勉。做学问就是要秉持这种态度，要正派。
绿茶：所以，那我们现在还能看什么呢？罗新：看现实，只有通过观察现实，才能理解历史。现实中我们怎么撒谎，每个人怎么撒谎，过去的历史也是一样，都是在选择性地说。
很小的时候，我订了一份《儿童文学》，从第一期到不订为止，应该有上百本
有一次，诗人徐小斌问我：“诸子百家，你喜欢谁？”我不假思索地说：“庄子。”庄子确实是我的偶像，诸子百家时，大家都在抢话筒，都生怕自己的声音太小，庄子不干这事，只躲在陋巷读书著述。这份安静与寂寞让庄子的精神得到大自由，只有精神自由，才会写出大文章。《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千百年来安慰了多少失意的文人。
梁鸿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提到梁庄，就会想到梁鸿，就像提到高密，就会想到莫言，提到丁庄，就会想到阎连科一样。
贾樟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作为四位出场作家之一，带着我们来到梁庄，看她曾经生活和成长的地方
尽管我们似乎可以用理论跟别人侃侃而谈，但真正到自己写作时，想把这些运用到自己的语言肌理中来，又非常困难。
对写作者而言，广阔的阅读是非常重要的。我是一个纯粹阅读享受者，很少去预设阅读会给我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而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形成丰富的积累，慢慢来，先享受阅读。也许有一天在写作时，那个东西就来了，但也许永远没来，但阅读的快感还在，思索的乐趣还在。阅读和写作的融入是非常难的，也许有些作家到晚年才能感受到那么一点点融入。
我教学生也都提倡他们在阅读时，要有文学谱系，知道不同作家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每个人在文学星空中处在什么点上，这是大量阅读带给你的，靠老师讲是不行的。
我很喜欢《出梁庄记》，这里面的厌倦、羞耻、羞愧时时涌上来。这些厌倦和羞愧，使得我不断洗刷自己，不断塑造自己，对我思想的生成、情感性和对待生命的态度特别重要。
简单分享几本：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 著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 著
《王氏之死》史景迁 著
《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
《瘟疫年纪事》丹尼尔·笛福
《儿子与情人》劳伦斯 著
张翎：正像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韩敬群所说：“一个没有离开过故土的人是没有故土的。”乡土的概念只是针对离人而言的。
阅读在其中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书籍是我汲取文学营养的一大源泉，但同时阅读也把我推入对自己写作的失望（甚至绝望）之中，因为越多地深入世界文学库藏，我就越感觉自己离一个好作家的目标非常遥远，遥不可及。
在书房里面拍照片，怎么着都觉得特别合适，所以我认为书房除了具有精神寓意之外，还有一种视觉上、心灵上的安抚作用。
鲁敏：我的阅读，其实不是一本书一本书这样紧盯着读的，我会好几本书同时展开来读，一本在厨房，一本放餐桌上，再有一本在沙发边的茶几上，甚至卫生间里也有，包括单位里也会放一些这样的书，一起加入竞争体系中。我喜欢做那种“赛跑式阅读”，就是想看看到底哪本书能够更吸引我，能够让我用更快的时间读完。
比如，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他的书就从这种赛跑中脱颖而出，然后我就一直很喜欢他，他有一本代表作叫《烛烬》，一读就放不下了，别的都不看了，甚至夜里爬起来挑灯夜战，非得一口气看完不可。
阿乙：我读书很杂，不同类型的作家对我都有深浅不一的影响。比如，存在主义作家加缪、卡夫卡，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美国作家福克纳，俄国作家契诃夫等
证明阅读通俗文学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这也养成了我的一种眼光：再俗再烂的作品，换一种读法，也有它的文化内涵与学术意义。
所有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不管历史叙事者是不是有心造假，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与利益来选择说哪些东西，不说哪些东西。
我们做任何研究，就不能只关注单一学科。比如，文学，就不可能只关注文本和作家，而必须去理解文本与作家背后的时代。
现在应该广泛看文学之外的书，既是对写作的补充，也是对形成自己丰富看法和认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