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下来是个男孩就养着，如果是个女孩就不捡起来了。不捡起来的意思是把孩子直接放进装满水的桶里，待孩子没气了就在后山上挖个小坑埋掉。
姐姐出生后，日子过得皮打嘴歪，母亲每天背着孩子到坡里出工，男劳动力一天挣11个工分，女劳动力一天挣7个工分，母亲生怕生产队里的人认为她背着孩子是拖累，总是用尽全力
没有时钟，没有手表，母亲凭着外公说过的“寅卯不天光”推断我出生的时间，就是卯时。
母亲跟我说她很喜欢念书的感觉，她说小时候背着大表哥爬5里的上坡山路到仙侣三队的学堂上学，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那个年代山区农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孩子名字越贱可能越好养，所以叫狗子狗剩狗娃的很多。
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问过母亲，他们总说借，总不还，为什么还要借给他们？还记得当时母亲拉下脸呵斥我：人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会借盐吃？我们不借给他们，他们就没地方借了，以后不准你说这种话！
王伯娘大致也是无路可走了，又到唯一的求救处来哭泣。那一晚，我亲眼看见母亲把她平时极少穿的白色带暗红格子的的确良衣服，送给了三女子。
临行前母亲用布包了一小包土让我带着，说如果在大城市里闹水土不服就用这个土泡水，等它完全沉好了，喝一点上面的水。
母亲不仅生养了我，还遗传给了我柔软的心灵，教给我干净做人的道理。
可以怀着和她一样的悲悯态度来对待弱者，可以耻于在穷困的土地上锦衣玉食从而坚守干净从政的底线。
霞热烈地回应了我，霞在信中流着泪答应了我的求爱，霞在信中拥抱了我。我们的第一次拥抱，是隔空在信中完成的。我和霞的爱情就这么正式开始了。
那个时候我开始相信命运，我和霞太不同了，我们不是一个平行世界的人，就像两列面对面驶过的列车，曾经在同一个站台擦肩，相聚却是为了分离，最终逃不过各奔东西的命运。
“行甲你来了！”霞笑盈盈地帮我接过提包拉我进门，她脸上的喜悦像是南国开着的迎春花。这是我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见面，几年里我千百回地想象过我们见面时的情景，真实的见面和想象中的任何一回都不一样。
考研和高考最大的区别是，高考只有总分这一个录取分数线，而研究生考试除总分以外，还有单科分数线。1995年考研的单科分数线是45分，而我的政治是44分。
当年事实上有一个补救的机会，就是可以缴8000元的培养费读自费研究生。当时我的月工资是122元，8000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1996年1月8日，这一天居然就是我的生日，我的25岁生日。后来到单位上请婚假的时候，张阿姨看了我的结婚证，说小陈你结婚时满了25岁，算是晚婚，可以请18天晚婚假了，否则就只能请3天假。
我终于明白了出院时我问医生“一段时间”到底是多长，我到底要吃多长时间的药的时候，医生说过的那句话，“不要急，事实上当你真的不用吃药了的时候，你自己是知道的”。
在罹患抑郁康复以后，霞曾经跟我深谈，说行甲我们当初本来一无所有，大不了我们再一无所有，我陪着你回下湾村，你会种田，我会做饭，我们还可以很好地生活。
行甲我们还是和奶奶在的时候一样，说说我们每个人过去的一年和来年的打算吧。我说完后，霞沉吟了好久，说我这过去的一年，还有过去的十年，都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爱你。
1992年7月我大学毕业，那年我21岁。
县燃化局还不算最基层，我又被燃化局安排到下面的县矿山公司做安全员和统计员
有时井下矿工们为了节约头顶矿灯的电，稍微歇息的时候就会熄掉灯。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黑乎乎的，眼睛是唯一能迎着我们的灯发出一点亮光的东西。
小时候听村里人把村小煤窑挖煤的人叫炭狗子，因为他们用肩膀拉着煤从井口出来的时候都是浑身黢黑且四肢着地爬着往前走的，确实像狗走路的样子。
三个月后的一天，一纸调令下来，我被调到了县政府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工作。
两年后，一次意料之外的工作转变出现了。
稿子一共也就是30多页，我看了一下没什么难度，于是就接下了这份活儿。那天下午到凌晨2点多，我就把所有的材料翻译完了，第二天交上去后返回矿山公司上班。
两年后，我被调往县外贸局担任副局长，兼任县外贸公司副总经理
大学毕业4年，我成了一名副科级干部，这在小县城里是一件极其难得的事情。
整个名单快要念完时，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倒数第二个单位，组织部长念道“共青团兴山县委书记：陈行甲”
各家有各家的苦。但是主要原因只有两个，一是家庭实在困难，上学的花费对这些脆弱的家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觉得上了学也没什么用，小孩已经识字不是文盲，够用了
团县委书记任上两年，最耗费心力也最有成就感的事，是在1998年9月初开学后我牵头的“让千名流失学生重返校园”活动。
28岁那年，我在宜昌市委党校学习期间，被县委组织部叫回来谈话，我被安排到全县最大的乡镇水月寺镇担任镇长
那一年吴启雄书记被安排到县政协担任副主席，其担任书记时的老镇长王书家被提拔担任书记，我接任镇长。
我到任镇长的半年左右，由于水月寺农工商总公司和枝城二三八厂的债务纠纷，我的镇财政账户以及我作为全镇法人代表的镇长办公室，被宜都市人民法院异地执行查封
孙晓蓉后来说在旁边看到我当时说得快哭了，她都听不下去了。大概我当时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辛庭长，宜都法庭临时解封了我们的财政账户，那一个月，全镇教师的工资仍然准时发放。
很多年后想起“陈叔叔一定会来的”这句话，还是会眼角湿润，向琼一家在贫苦岁月中对我的期待和念想，是我人生中莫大的正反馈。
吴书记亲自带队，拖着镇政府全体干部浩浩荡荡开到村里，大队伍进入黄家，直接抓了黄姓村民夫妇俩上车。拖到镇上后，丈夫在政府门前广场被开群众会批判，妻子被几名女干部带到镇卫生院手术台引产。
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那些不经意间播下的种子，那些没有企图的浇灌，说不准在什么时候会有一阵春风拂过就出土了。
在清华脱产学习的两年时间，是我人生的巴颜喀拉山。长江和黄河在巴颜喀拉山源头分岭，我的人生之路在这里分岭了。多年后当我登临巴颜喀拉山的时候，我心里想起的就是当年的清华岁月。
毕业之前，我又在施祖麟老师的指导下，把这篇7万多字的论文的核心观点浓缩成一篇1万多字的文章《解决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的路线图设想》，施老师亲自打磨修改，然后施老师和我共同署名在致公党中央的杂志《中国发展》上发表
清华毕业的时候，对未来何去何从曾经小小地纠结了一番。同班同学中北京以外的同学大多数选择了留在北京工作或者去上海等大城市，我一度打算去国家开发银行工作，毕业前半年就已经跟国开行的一位老师谈好，只要我做决定，随时可以拿offer。但是毕业前湖北省委出台了一个吸引人才的政策，北大和清华的研究生愿意到湖北基层工作，可以直接安排副县级职位。
如果我们在对我们不那么重要的方面让让步，然后力争在对自己的人生分量很重的选择支上胜出，我们的人生是否会精彩许多呢？
感受到的是无边的森林，是宽阔的海洋，是清风微笑着拂过大地，是云朵静静地围绕着高山，是星空俯瞰着大地的呼吸，是秋水仰望着长天的静谧，闭上眼睛，能感受到自己的灵魂已经不可遏制地浪漫起来
筵席，而现在，是该说再见的
2011年10月15日，我正式离任宜都市长到巴东上任县委书记。
但是，在我任县委书记5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县委政府大楼的后门。
网上不消停，线下就更忙乎了。在刚到巴东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接待过30批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两三百人围着我，里三层外三层。
在前半年里，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凡是我下乡或者出差回来，只要一进县委政府办公大楼，出来时门口一定是黑压压的上访人群在等着，我一出门就是一拥而上，扑通一声下跪的，抱住我的脚的，抱住我的膀子的，有时是几拨人同时从两边抱住我的脚和膀子
我渐渐地明白，除了正常上访的老百姓以外，还有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人员在指挥这事。
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予以负面反馈。
巴东的民风之顽劣让我心焦，可是真正让我心力交瘁的还是巴东的贫困。
我感到如此的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想到老百姓无助的期望，翻翻捉襟见肘的财政，想想几个月前在宜都任市长时还雄心勃勃地想实现全市免费医疗的梦想，恍如隔世。
我每到一个村，有两个必看，一是问村支部书记这个村里最穷的是哪一户或者哪几户，无论多远多偏我一定要上门看；二是这个村有没有学校，如果有学校我一定要去看，并且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村里学校课堂上听一节课。
经过充分的调研，我的结论是，老百姓的怨气戾气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是被我们800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颠出来的，是被贫困封闭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
“我们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期待的目光，早已穿越万水千山、风霜雨雪，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
我要求每一个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结一户穷亲，给穷亲多少钱物我不提要求，但是我要求干部必须每年至少到穷亲家去三次，至少在穷亲家住一晚。
全县有条件的村委会都开通免费Wi-Fi，接入名统一都是“gongchandang”，我想让老百姓知道，是共产党在给老百姓提供信息基础设施，让山村封闭的老百姓跟上互联网信息社会的步伐。
为了节约宣传成本，同时考虑到宣传效果，我自己出镜录MV演唱用于巴东旅游推广的县歌《美丽的神农溪》
旅游是注意力经济，必须向外界宣传推广，否则无论你多美，孤独地美着也是不行的。
其实这些进入腊月到书记县长办公室外面等着进去汇报一分钟献上信封的，还真的只能算是和书记县长一般关系的干部，真正关系好的干部是在大年二十九或三十那天翻山越岭驱车几百里赶到时任书记县长的老家一起团年的，这样的干部不在少数。
2006年底给书记县长拜年的信封里装的还是5千元，2008年底就有部分干部上了1万元，到了2010年底，可能考虑到2011年是换届之年，信封里面的厚度升级，有部分干部送的信封里开始上升到2万元。
有的人可能把春节视为融洽上下级关系，沟通联络感情，结“兄弟”、拉“圈子”以期得到提拔重用的机会。有的人本不愿送礼，但担心不拜年送礼会被视为另类，更担心“送了未必能看出效果，但不送立马就有后果”，
从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三组走出来，能当个县委书记已是祖坟冒青烟，官当到多大算是大？以我这点底子，能当这么大的“官”，太够了！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完全出于感情的人情往来是社会的黏合剂，是美好的。我想说的是我希望和大家有这种美好的、没有负担的交往。
宜都市整合了农业、林业、国土、水利和能源五个部门7000万元项目资金，现在十多个山头1.6万亩柑橘园内路相通、田成方、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基础设施完善，建成了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真正发挥了项目资金的作用。
我也不会爱惜眼下这身还算白净的羽毛。我不知道你们掌握了什么，我也不敢肯定我的言行没有瑕疵，但是我坚信我有一样东西你们不一定有，那就是“底线”！
我从小就有英雄情结，总梦想有朝一日白马轻裘仗剑天涯，去斩妖除魔惩恶扬善。这一次，虽千万人，吾往矣！
领导插手工程项目捞好处，就是在搜刮可怜群众的福利，用农村话说，是在“摁着叫花子拨眼屎”，怎么狠得下心？怎么下得去手啊？
我宁愿被明火执仗地抢夺，也不愿制度的尊严如此被羞辱！在这些人眼中和手中，制度算什么？就是一纸空文，就是一个玩物，就是一个他们搞鬼的工具和在世人面前的遮羞布！
同志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党的选择，任重道远。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做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感觉活得才有力量；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感觉活得很轻松；做一个有爱的人，我感觉活得很幸福；做一个心存敬畏的人，我感觉活得才踏实。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其实隐喻了我们的人生，一个追求理想的灵魂就像奔向大海的河流，路途注定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向着大海的方向不变，最终会绕过那无数的漩涡和暗礁，奔向一马平川东流入海。
德鲁克讲到人生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也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足球比赛上下半场分别是45分钟，而我任期届满的这一年，正好就是45岁。
我在深圳创立了恒晖公益基金会，最重要的初衷就是做公益社会实验来帮助寻找因病致贫社会难题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反复思索后认定的“渔”了。
现阶段仅仅靠商业保险、靠慈善救助、靠自己求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一个更加完善、高效的国家医保系统，才是解决因病致贫这个社会痛点的最公平、最根本的办法。
2018年10月，国家新纳入医保目录的17支抗癌药中，就有培门冬酰胺酶。伊马替尼针对费城染色体阳性儿童白血病也在2019年8月纳入了国家新一期医保目录。
它既需要有对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怀，又需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广泛的资源整合能力，还需要有一个正直的、值得信赖的公众形象。
我讲了整整半个小时，那几分钟的腹稿，让我迅速整理了一下孰轻孰重，孰详孰略，我用大约5分钟时间说了一下我过去的背景，20多分钟时间汇报了一下我未来想做的事。
我们国家近年来贫困的代际传递情况仍然比较明显，底层25%的人群父代收入不高，把这个状况传递给子代的可能性是48%，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可能性，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是不畅通的。
贫困人口从社会底层往上升的通道越顺畅，社会才越和谐越有活力。我相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公平、最有效的通道，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渠道只能在于教育。
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能够把孩子的精神困惑当成和感冒一样的正常现象来平和地科学地对待呢？
我想发起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帮助精神困惑的青少年。
我给这个项目起名“知更鸟计划”。我喜欢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假如我能够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回它的巢穴，我便没有虚度此生；假如我能够让一颗心免予忧伤，我便没有虚度此生
抗击疫情后期，恒晖公益基金会牵头发起了“传薪计划”公益项目，为抗疫前线壮烈牺牲的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公益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英雄的未成年子女提供长期的教育关怀服务
从嗷嗷待哺直到大学毕业的全过程中，我们将为每个孩子提供每年12000元左右的教育经费支持，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至大学毕业；同时我们对每个孩子会有教育成长陪伴关怀：
我们希望为每个薪火宝贝提供像“家”一样的温暖陪伴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让他们在不完整的家庭中，仍有完整的爱，有足够的力量去积极面对人生，成长为身心健康的栋梁之材。
王齐跟我说：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创作，纯净的音乐遇到了一群有爱的人，就像种子遇到了水和阳光，开始呈现生命的样子。
当你不再和自己对话，不再不断地理解自己，不断地和自己周旋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一个被时间流驱使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你就没有了。
我们不该忘记自己走过的路，同情过的人，呼唤过的正义，渴求过的尊重，是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深植于生活世界的共通意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