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历史的本质永远是人，只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看见具体人物和他们的具体选择，给予同情之理解，才能窥见历史的真相。
生逢乱世，选择艰难，这些人物个性鲜明、气质各异，却都不得不在时势之下苦苦挣扎，也往往难逃悲剧命运、无奈落幕。
912年五月，朱温因为兵败河北，大病而归，驻跸洛阳，皇位传承已经迫在眉睫
当年六月，他作为宫廷宿卫首领，带兵藏于深宫，半夜突起，发动变乱，刺死了朱温。
朱友珪弑父后秘不发丧，假借朱温名义发布诏令，诬陷朱友文谋逆
在矫诏杀死最大的竞争对手朱友文后，朱友珪随即宣布继位，史称后梁废帝。
其实朱友文受宠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其妻王氏貌美，因而得以经常出入宫闱，深获宠幸，朱温重病时甚至还让她保管玉玺，颇有传位给朱友文之意。
当然也是“为子孙计”，其倾心结交朱温，还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让次子赵岩娶了朱温的女儿长乐公主。赵犨去世很早，未能见到朱温称帝，但他的眼光确实很准，为家人赌对了前途
913年二月十七日，袁象先率禁军千人突入洛阳宫城，一举诛杀了朱友珪。事变之时，朱友珪本想带着妻子翻城而逃却为时已晚，无奈之下，他只好让亲信冯廷谔将自己刺死，而这位亲信正是前一年帮他杀死父亲朱温的那一人。
在朱友贞的夺位之路上，有三个人物最为关键。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他的姐夫——驸马都尉赵岩。
杨师厚是朱友贞夺位路上第二个关键人物，其作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军中将领，此时正手握重兵，驻扎在河北前线。
但真正动手办事的是第三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朱友贞的表兄袁象先
朱友贞发动政变的时间却足以引发非议，毕竟他并没有在朱友珪弑君后第一时间举起讨逆大旗，反而是接受了新皇任命，一直等到大半年后才起事，这就让他的“讨逆”行为不免蒙上了一丝“谋逆”的阴影。
按中国帝制传统，历代新皇登基都会郊天改元，以示上受天命，更新气象。所谓改元，即在新皇登基的第二年颁布新年号；所谓郊礼，则是在帝都南郊设坛祭祀昊天上帝。
古人认为重瞳乃帝王之相，据说上古的圣王舜、西楚霸王项羽以及北齐宣帝高洋等人都有重瞳
至于后梁末帝时期的毋乙之徒是不是摩尼教众，今天学界并无定论。但无论这群人的宗教信仰如何，都反映出宗教在五代乱世中极易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
除了军变，在末帝统治末期还爆发了一场民变，史称“毋乙起义”
920年七月，在临近都城的陈州（今河南淮阳）境内，一个叫毋乙的人聚合当地百姓进行宗教活动，他们行事诡异，晚上聚会，天明散去，一律素食。在外人眼里，这种“昼夜伏聚，男女杂乱”实属“左道”，违背礼法，扰乱治安。这一势力很快就发展到上千人，曾与官府发生冲突，甚至一度击败驻军，骚乱蔓延到了附近三个州。
赵岩的贪腐骇人听闻，史书说其“货赂公行，天下之贿，半入其门”。据说，他因听说唐朝驸马杜悰生活极尽奢靡，十分艳羡，也效仿起来，“丰其饮膳，嘉羞法馔，动费万钱”。赵岩之流的贪腐只会加重地方对百姓的盘剥，沉重的赋税势必引发重重社会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毋乙起义”的发生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说，朱友贞一直很努力。他从上位开始，就力求打造自己的孝子形象。他也是一个模范丈夫，同时展示着宽容、仁厚与亲民，执着于郊礼以彰显天命。但他的帝位合法性却屡屡遭到挑战，甚至使兄弟反目。
四川的前蜀为代表，前蜀高祖王建紧随朱温称帝，两国相距甚远，并无直接利益冲突
岭南的南汉，在刘龑称帝后也与中原平起平坐，让后梁无可奈何。
915年，刘龑因为吴越钱镠的王爵高于自己，大为不满，上表求封南越王，被拒后，刘龑对属下说了一句：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从此他断了朝贡，很快称帝（917），建立南汉政权。面对刘龑的不臣之举，朱友贞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可以说，杨师厚之死成为后梁灭亡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对于年轻的朱友贞而言，杨师厚手握重兵且桀骜难制，无疑构成巨大威胁，末帝“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
史书说赵岩也爱好文艺，擅长丹青，其画作《八达游春图》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920年夏，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起兵反叛。朱友谦，本名朱简，河南许州人，早年为盗，后在陕州为军校，唐末投靠朱温，“奉事尤谨”，被朱温赐名并收为养子。朱温称帝后，朱友谦任河中节度使，受封冀王，成为颇有势力的一方诸侯。
刘鄩的悲剧结局已经无可逆转。他驻守前线一年半后，终于在917年九月入朝复命，毫无意外地被指斥为失守河北的最大责任人，遭到贬职。河北之败刘鄩背了“锅”，而三年之后的一场平叛行动，则成为引发刘鄩之死的最后一战。
刘鄩领兵西进。他一贯用兵谨慎，希望迫使朱友谦投降，不战而胜，于是一边送劝降信给朱友谦，一边缓缓进军。结果朱友谦不但拒降，还招晋军来援，夹击之下，梁军溃败。
末帝对刘鄩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但其“通敌”之举却无真凭实据，顾忌刘鄩在军中的影响，只是下诏让他在洛阳养病。不久后，末帝颁下密令，让人用毒酒鸩杀刘鄩于洛阳。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自刘鄩失利河北后，前线梁军主将是贺瑰与谢彦章，前者善将步兵，后者为骑兵统帅。
本来贺、谢二人同具将才，齐心协力当有作为，但二人之间却矛盾重重。贺瑰一直对年轻的谢彦章心存嫉妒，“恶其与己齐名”，这就为日后战事埋下了隐患。
于是贺瑰暗奏末帝，构陷谢彦章通敌，不等皇帝答复，就埋伏甲士，谋杀了谢彦章及两个骑兵将领。
贺瑰率梁军迎战，双方在胡柳陂（今河南濮阳东南）展开大战。本来梁军众多，围困住孤军深入的李存勗，但结果却是梁军先胜后败，被李存勗麾下骑兵冲击得溃不成军，战死近三万人。这场五代军事史上著名的胡柳陂之战，最后以晋军大胜结束。
梁军副帅段凝也妒忌王彦章，“与彦章动相违戾，百方阻挠之，惟恐其有功”。在这两股势力的联合攻讦下，末帝担心王彦章拥兵难制，下令召回王彦章，“由是彦章功竟无成”。
后梁此时尚存名将，那就是后被称为“王铁枪”的老将王彦章（863—923）。王彦章很早就投入朱温军中，天生神力，擅使铁枪，正史描写其“冲坚陷阵”“所向无前”，民间野史更是将他描绘为百战百胜的五代猛将。在将星如云的后梁前期，王彦章的军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梁晋的最后一战却让他名垂青史。
末帝本来派出了更多亲信，让他们换上百姓衣服，再去召段凝回援，结果这些亲信一出门就四散逃命去了。朱友贞只有“日夜涕泣，不知所为”，连宫内的玉玺都不见了，原来已被左右偷走奉迎唐军了。事已至此，朱友贞知道已经无路可走，他让亲从刺死了自己，时年三十六岁，后梁王朝至此终结。
极为讽刺的是，那些朱友贞的昔日宠臣，无一随之殉国。其姐夫赵岩向南逃到许州，被地方官斩杀；张汉杰兄弟在唐军入城后，皆被处死；表兄袁象先以地方节度使的身份入朝参拜新君，遍贿新朝权贵，很快就获得新君青睐，继续荣耀加身；梁军主帅段凝在得知开封陷落后，率五万大军投降，“出入公卿间，扬扬自得无愧色”。后梁百官在李存勗入城之时，也纷纷“迎谒于马首”，安然“各复其位”。只有老臣敬翔忠心不贰，自缢而死。
李存勗在923年四月称帝于河北魏州，国号大唐。
后唐之初，李存勗野心勃勃，出兵灭亡了四川的前蜀政权，可以说是五代史上第一次统一南北的尝试
史书中记载了一个“晋王三矢”的故事：李克用在病榻上交给李存勗三支箭，并说出三个仇敌，一个是与自己死战多年的朱温，一个是恩将仇报的燕王刘仁恭，还有曾和自己约为兄弟，后来却背叛投梁的契丹之主阿保机，李克用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严父如山，慈母若海
庄宗称帝后，尊母亲曹氏为皇太后，而将嫡母刘氏尊为皇太妃。本来刘氏为主母，曹氏是侧妃，现在母凭子贵，两人地位倒转。
跪在母亲陵前的庄宗，也许又忆起昔日与母亲汾桥相别的情景，想起母亲那句“何事栉风沐雨，离我晨昏”的感叹，不知是否心有所憾。
庄宗灭梁后，派皇子继岌把曹太后接到洛阳，还为之建造长寿宫，却把嫡母刘氏一个人留在了太原。《新五代史》言简意长，说“太妃独留晋阳”，一个“独”字尽显母子三人间的微妙关系。
刘夫人送别昔日姐妹，情绪低落，史书说其“分诀之后，悒然不乐”，很快就病倒了。
同光三年（925），刘夫人病逝于太原。噩耗传来，曹太后悲恸不已，“悲哀不饮食，逾月亦崩”。
本来父死子继，天经地义，但在当时的沙陀传统中，还有另一种模式，即兄弟相继。
沙陀人源自突厥，拥有与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的部族政治文化，其君位传承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部落会议选汗的原始时期，君位世袭的兄终弟及时期，最终转向嫡长子继承制。
但在游牧民族与汉文化互动的过程中，中原政治传统中的父死子继模式，以更大的诱惑性逐渐为部族政治所接纳，无论是早期的鲜卑，还是后来的沙陀和契丹，都从兄弟相继逐渐转向父子相承
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叔叔克劳狄斯毒杀兄长篡位，后来被侄子哈姆雷特所杀。这种王权继承中极具典型意义的叔侄之争，笔者称之为“克劳狄斯现象”。
唐末五代时期，收养“假子”之风盛行。这种异姓“假父子”的结合往往以子随父姓、父赐子名的形式确立，收养过程极为简单，史书中往往就一句“收为假子，赐以姓名”云云
欧阳修特地在《新五代史》里写下一卷《义儿传》，详述其事，后世野史还编出“十三太保”的说法，其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对于武将而言，被收为“假子”即意味着与“恩主”结为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得信任与重用
增加了一种特殊的“父子”关系，形成更为紧密的“拟血缘”关系，无疑有助于五代枭雄更有效地掌控军队。
李存审的儿子们也很争气，在五代宋初皆为显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曾封王的符彦卿（898—975），符彦卿有三个女儿还做了后周和北宋皇后。
李克用墓志里特意强调，李克用有三位夫人，刘氏无子，陈氏亦无子，只有曹夫人生了长子李存勗
德妃嫁入晋王府时大概十五岁，而当时李存勗只有十二岁。年少的李存勗对迎娶伊女肯定毫无己见，但遵父命而已，不可能如墓志所说：“闻其令淑，有慕姬姜之德，遂成牢卺之欢。”
庄宗正室姓韩，《五代会要》载，韩氏于同光二年（924）冬被册为淑妃，仪式隆重。
庄宗次室姓伊，史称德妃伊氏，其墓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盘羊沟
德妃墓也出土过一套精美的银质茶具，茶壶还有特制的“德妃宅”和“伊”字底款，显示出德妃在契丹生活的优渥。
936年，契丹南下中原，冬天退兵时，德妃、淑妃被掠入契丹
在被掳“旋经七载”后，德妃薨于辽太宗会同五年（942），享年六十一岁。
淑妃应该很快离世，而德妃则一直在契丹怀州（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生活了七年之久。
刘氏是河北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民间流传其名为刘玉娘，史料则只以刘氏称之。九世纪末，在晋军出征河北的一次战役中，年龄只有五六岁的刘氏被掳走后献与晋王李克用，成为李存勗生母曹夫人身边的丫头，从此与家人失散。
就这样，刘氏以孤儿和歌女的卑贱起点，华丽转身，一跃成为“大唐”皇后。
将亡国归咎于后妃，堪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常规”模式，诸如商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汉朝的赵飞燕、西晋的贾南风、唐朝的杨贵妃等，在儒家观念和男权视角下，大都被视为红颜祸水。
但应该指出的是，刘后的佞佛、贪婪、干权固然极大影响了庄宗朝局，可如果没有庄宗的纵容，刘后安可为之？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庄宗自己的种种失误，一个刘后又怎能让强大的帝国不到三年便轰然垮掉
三垂冈之战作为李存勗亲政后的第一战，就为其用兵定下“奇险”的基调。
胡柳陂大战，应该算得上李存勗亲身接敌、临阵翻盘的最经典一战。
灭梁后诸侯来朝，庄宗傲然说出了那句名言——“吾于十指上得天下”，自负之态尽显无余。
李存勗当然不会放弃称帝，他要向天下人证明，自己受命于天，是大唐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和现实重建者。为此，尊唐黜梁成为其塑造自身正统性的最核心策略。
所谓天子受命于天，实行祭天既是对天子合法性的确认，也是对天下的一种宣示。
庄宗也通过种种“外交”塑造着后唐帝国的正统性。
924年五月，幽州节度使李存审病逝，两个月后，其子符彦超“进其父牙兵八千七百人”，这应该是对庄宗抑制地方兵权的一个回应。
中央权力衰微与地方势力坐大是唐帝国崩溃的主因，也是晚唐五代政治的核心特征之一。
庄宗还恢复了宦官监军制度，派驻亲信宦官赴地方监军，意图侵蚀藩镇之权。
总之，庄宗灭梁后为中央集权所做的种种努力，可以视为对唐末以来地方割据局面的整顿，从整个五代至宋初，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进程看，不无功绩。但庄宗的集权努力在强大的分裂惯性下阻力重重，最终激化了与河东旧将的矛盾，而他自己也因为骄逸腐化和用人不当，身死国灭，大业崩塌，成为五代乱世洪流下的一朵浪花。
如梦令·曾宴桃源深洞》更是词风婉约艳丽：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其实，庄宗继位之初，在用人方面颇有所得。张承业留守太原，稳固根本；郭崇韬随军谋划，运筹帷幄；周德威、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审等大将统兵，攻城陷阵；孔谦主理度支，调度军需。
但在庄宗得国后，用人之失却日渐显现。虽然他一直想加强对军队的掌控，灭梁后更是努力追求中央集权，试图削弱河东旧将和地方势力的威胁，同时收揽后梁降臣为己所用，任用包括宦官、伶人等亲信势力，但可惜一系列集权和人事政策并未收到效果，反而使得政权内部出现分裂，最后矛盾在兵变中爆发，遂至于亡
庄宗善待后梁降将，除了稳定人心、巩固新朝的现实目的，应该也有借以抑制河东旧将之意。
庄宗集权没有错，打压异己和提拔亲信本身也没错，但错就错在其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失察失策，宠信之亲从不堪大用，拉拢之降臣各怀私心，一旦危急来临，竟无忠臣！
同光三年（925）的伐蜀之役是庄宗发起的唯一一次“统一”实践，此役大获全胜，短短七十日灭亡前蜀。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伐蜀成功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则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成为庄宗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个推动庄宗伐蜀的人是高季兴
第二个促使庄宗伐蜀的人，正是前蜀后主王衍自己。开创前蜀的王建死后，幼子王衍继位，专宠宦官，不修武备，荒废政事，耽于享乐。
第三个伐蜀的推动者是后唐客省使李严。
后唐大军进入成都平原腹地，很快王衍请降，唐军进入成都，伐蜀之役结束。后唐自出兵之日到灭蜀，一共仅用了七十天！
至此，后唐所辖领土远超后梁及其他五代中原各朝，成为整个五代时期北方王朝版图之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伐蜀之役也让庄宗的帝业达到顶点。
但谁会料到巅峰之后，却是大业的骤然崩塌，而崩塌的起因之一，是伐蜀主帅郭崇韬的被杀。
庄宗长子魏王李继岌担任伐蜀主帅，但此时李继岌年纪尚小，真正统军的是枢密使郭崇韬，熟悉蜀国内情的李严也随军入川。
据传，成都人痛恨王宗弼投敌卖国，当地很早就流传一首童谣：“我有一帖药，其名为阿魏，卖与十八子。”王宗弼本姓魏，十八子为李，蜀人以此童谣痛斥王宗弼卖国。
王宗弼作为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亲信“假子”，其在王建死后仍然位高权重。
虽然杀了王宗弼，但郭崇韬领军在外，功高震主，而且他平日得罪了太多人，一时间谣言四起。很快，庄宗派出宦官入蜀，召郭崇韬回朝，而素来忌恨崇韬的刘后也暗中传下教令，让儿子李继岌直接在成都杀了郭崇韬。
926年正月，命令传到成都，李继岌在宦官相助下，设计杀了郭崇韬
我们捋一下时间线：926年正月郭崇韬被杀，二月康延孝反叛，同时河北发生兵变，三月李嗣源反叛，庄宗那边形势已经很危急了
此时，庄宗已死，谁还肯为一个少年卖命呢？最后，李继岌穷途末路，哭着让一个手下勒死了自己。
可以说，郭崇韬的冤死导致了蜀中大乱，延迟了伐蜀大军的回归，成为庄宗败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庄宗没能解决好伐蜀胜利后的善后问题。他令王衍一家北上，本来许诺不杀他，但后来出尔反尔，派人杀其全家，失去蜀人民心；郭崇韬死后，李继岌幼弱，新任命的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尚未赴任，而东川节度使董璋的任命却引发了康延孝之叛，伐蜀大军军心已乱。所以无论是蜀民还是唐军，庄宗都未能安其心，焉能不败？
就这样，一个赌钱输了的军卒，一个被胁迫的裨将，还有一个被吓跑的伶人，一同造就了这场邺都兵变。这一天是同光四年（926）二月初六。
当人们看到郭家满门在洛阳被处死，立时谣言四起，说郭崇韬在西蜀杀了李继岌自立为王，所以被灭门，谣言传至魏博，当地民心动荡
邺都兵变的消息传来，庄宗先是派出了自己最宠信的将领元行钦前去招抚。本来赵在礼有意归顺，但在魏州城下，与元行钦同来的史彦琼却跳出来大骂，说等城破之后将你们这群死贼碎尸万段。这就惹恼了皇甫晖，他扯坏诏书，聚众备战。
庄宗有些慌了，连连催促儿子带伐蜀大军速归，怎奈在蜀中康延孝之乱的牵制下，大军根本来不及回援中原。帝国危矣。小人物皇甫晖就这样不经意间成为庄宗帝业的掘墓人，《新五代史》说：“庄宗之祸自晖始。”他和赵在礼后来的命运也值得一提。
贝州城内有一支魏博军队刚戍边归来，朝廷因魏州空虚，怕他们回去生乱，命其留屯贝州。军中一个叫皇甫晖的小卒，夜间聚众赌博，输了钱躁怒不已，拔剑为乱。他率众劫持了都将
皇甫晖率乱军拥着赵在礼，四处点火劫掠，第二天一早直奔魏州。魏州将领找到史彦琼要兵御敌，史彦琼却怀疑他们有异志，不肯发兵，说等乱兵到了也不迟。结果乱军很快攻城，史彦琼却吓坏了，一个人逃回京城
听说他要调任，百姓奔走相告，说：“眼中拔钉，岂不乐哉！”结果赵在礼继续留任，还下令当地每人交一千“拔钉钱”，此即俗语“眼中钉”一词的来历
赵在礼被时势推上节度使之位，在新君即位后又历任多镇，贪下巨万家财。后晋时，他在宋州为官，继续搜刮无度，百姓苦之。后来
皇甫晖的结局要好得多。从后唐到后晋，皇甫晖一直任刺史之职，因此对赵在礼官居节度使愤愤不平。
后来契丹灭晋，皇甫晖投奔南唐，终于当上了节度使。多年以后一直到后周征淮南，在滁州清流关一战中，皇甫晖拒战被俘。
最后，皇甫晖拒绝救治，很快死去，其悍勇如是。这昔日魏博的一个小军卒，本来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却在偶然的机会下掀起滔天巨浪，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五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灭梁短短四个月后，李嗣源就上表“乞退兵权”，史书说是因为奸佞当权，“故重臣忧惧，拜章请退”，而真实原因恐怕是他觉察到了庄宗的猜忌，不得不韬晦保身。
庄宗还是错了。三月初六，李嗣源带兵到达魏州城下，第三天晚上军营骚乱，乱军簇拥李嗣源入城，奉其为主，很快南下向阙。
非专业的拔箭势必引发失血，而人在失血情况下会感到口渴，这时候大量补水反而会稀释血液中的电解质，使血液渗透压降低，形成低渗性脱水，从而加速失血，而且对脑细胞损伤极大。
庄宗想不到的是，宫城之内，亦藏危机，最终断送自己性命的，是伶人郭从谦发动的兴教门之变。
郭从谦原名郭门高，本为伶人，受宠于庄宗，他的发迹史十分传奇。
枢密使郭崇韬权势滔天之时，郭门高逢迎其门，以其同姓，拜为叔父。他又与庄宗同父异母的弟弟、郭崇韬的女婿李存乂结交，被李存乂收为“假子”，改名从谦。
很快，乱军纵火焚烧兴教门，开始缘绳而入，庄宗毫无惧色，继续战斗。就在这时，一支流箭射来，庄宗中箭，倒地不起
庄宗先是被扶至绛霄殿廊庑下，身边一个原在宫中驯鹰的亲从动手拔出箭，随后庄宗口渴要水。宫内刘皇后此时听说了兵乱，忙着收拾财物准备逃跑，已无暇顾及庄宗，只是派太监送来一碗乳酪，这可能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发酵类牛奶饮品，庄宗一饮而尽，却很快命丧当场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里也写道：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庄宗的继任者李嗣源，史称明宗，也是五代帝王中极具特色的一个人物
契丹人也曾是李嗣源的手下败将。917年，契丹南下围困幽州，幽州节度使周德威告急，当时很多将领不建议救援，想等敌人粮尽而退兵。但李嗣源力排众议，愿带五千人去救幽州。
李嗣源一生里最闪亮的一战——奇袭开封。
庄宗当然清楚，灭梁之战李嗣源立下了第一功。入城时，庄宗拉着“大哥”的衣服，亲密地用头相抵，说了一句：“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这位“大哥”真就夺走了他的帝位。
“大哥”与“小弟”、能将与强主的关系几乎是一个死结。李嗣源的能力与威信、战功与职位，只会让“性刚好胜，不欲权在臣下”的庄宗猜忌日增，对其既用又防
二人很早就因为一员猛将的归属而展开争夺。元行钦最初效力于幽州，后来晋军伐幽州，李嗣源收服元行钦，纳为养子，但庄宗听说元行钦“骁健”，向“大哥”讨要，“嗣源不得已献之”。庄宗从“大哥”手里夺爱，不仅仅是想增强亲军实力，亦可视为对大哥的抑制，不欲其军力过强，而李嗣源虽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925年，李嗣源上表，举荐养子李从珂为太原内衙都指挥使。李从珂在军中资历深厚、军功赫赫，还曾在胡柳陂之战中救过庄宗，升职实属正常，但庄宗闻奏却大怒，说了一句：“军政在吾，安得为其子奏请？”不但未予提拔，还将李从珂降职，外调戍边，打压之意未免过于明显。
李嗣源麾下还有一位勇将，就是后来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李嗣源非常欣赏他，还把女儿嫁给他。
即使李嗣源最初并无野心，但面对庄宗的猜忌与压制，忧惧与不满日增，但形势所迫，只有隐忍等待，而一旦时机来临，不反何为？这一年李嗣源六十岁，而他麾下的追随者们早已急不可耐了
庄宗曾收养大批将领为“假子”，为其赐名，至此，这些“假子”纷纷“请复旧姓名”，明宗当然诏准
李嗣源出任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后，威望如日中天，获得了更多河东将领追随。这批旧将虽然功勋卓著，却在庄宗灭梁后受到冷遇，封赏不如宦官、伶人，也比不上后梁降臣，心中不满渐生。
毫无疑问，姓名在换代之际被视作忠诚的符号，改名背后实际是权力更迭和阵营转换。
成为“大哥”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必为军中翘楚，乱世之中起于军旅，战功卓著，部曲亲兵，骁勇难当，亲从故旧，遍布军中，此为“大哥”之军力基础；其次要具有领袖魅力，善于结交，广为吸纳，深孚众望，危急时刻，各路英豪望风而至，此为“大哥”之人望条件；最后要有外力推动，“大哥”往往功高震主，饱受猜忌，或主弱臣强，众口铄金，压力之下，形势逼人，一遇良机，不得不反，此为“大哥”之外部动力。
《新五代史》里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肥战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明宗此语，至今读来，依然震动人心——养肥战马而使百姓贫瘠，于国何用？
明宗时时警醒自己勿贪图享乐。一次宫内失火，官员建议修补，明宗说了一句，这是老天在警示我别奢侈啊
李嗣源戎马一生，称帝时已经年近六旬，在北方五代十四个皇帝里面，他是登基时年纪最大的一个。
明宗体会民生多艰，往往与民为利
一日，明宗问冯道，天下丰收，百姓富足否？冯道说“谷贱伤农”，并诵出唐人聂夷中的《伤田家》一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
明宗曾与宰相赵凤谈及铁券，赵凤解释说，铁券就是皇帝赐给功臣，许诺其子孙世代富贵的凭信。其实对于铁券，明宗并不陌生，要知道庄宗在位时只给三人颁过铁券——郭崇韬、朱友谦和明宗李嗣源，而郭、朱二人皆被族灭，明宗也险些遭难。念及往事，明宗不禁感慨万千，“嗟叹久之”。赵凤接着说：“帝王执信，故不必铭金镂石矣。”意思就是只要皇帝待臣以信，又何必需要铁券。
明宗应该听进去了，终其一朝，从未颁赐过铁券
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吾不得，非但卿言。后下诏将其处死。
昔日庄宗玩物丧志，明宗深以为戒，“不迩声色，不乐游畋”
沙陀人作为中原政局的主角之一，其崛起与消亡成为十世纪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明证
庄宗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十三习春秋”，写诗、编曲、唱戏样样精通；与其亲兄弟那些异族色彩鲜明的名字相比，庄宗本人的沙陀名从未见于史书，我们不妨推测这是他故意掩饰而使之淹没的一个努力。
与多才多艺的庄宗相比，明宗就显得太没“文化”了。他精通“蕃语”，却对汉字一窍不通，《新五代史》说他“不通文字”，《资治通鉴》也说他“目不知书”，看不了奏章，只好让臣子帮忙
沙陀进入中原的历史就是一部汉化史。作为唐初西突厥一部，沙陀人早期生活在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一带，因其所处沙丘遍布，被称作沙陀
李从荣少年得志，难免骄纵起来，而此时衰老多病的明宗也开始日渐多疑。不知不觉中，父子之间裂痕渐生。
当庄宗身边旧将“多策马而去”改投明宗之时，有人劝李从璟逃走。但他“终无行意”，最后被元行钦所杀。李嗣源夺位后，对长子之死耿耿于怀，将元行钦处以极刑，以报杀子之仇。李从璟在生父与君主的对决中，最终选择了忠君而死，在这场后唐皇位之争中，成为忠孝困局下的一个悲剧人物
从古至今，又有哪个皇帝心甘情愿传位交权呢？即使明宗早已心有所属，但儿子如此急不可耐，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又让老父亲作何感想呢？
李从荣从皇宫出来，听到宫里哭声，以为父亲已经驾崩，就做出了一个更愚蠢的选择——兵变。他不知道明宗竟然在后半夜又醒转过来了。
933年十一月的一天，天降大雪。明宗外出赏雪却感染伤寒，病情严重，半夜醒来，又吐又泻。李从荣和宰臣一起去见明宗，当时明宗已经无法辨人了
那么，李从荣为什么要急于兵变而不是静候传位呢？其实也不难理解——明宗一直以来对立储一事不置可否，这让李从荣无比焦虑，他写伐吴檄文等种种行为恐怕也是想力促父亲早做决定。然而如今父亲“驾崩”，他尚无名分，而另一个潜在竞争者却已经出现，那就是他的三弟李从厚
李从荣有个小儿子，此时正寄养于宫中，诸将要斩草除根，明宗说这小孩子又有何罪呢，但最后还是“不得已，竟与之”。
李从荣之叛对明宗的打击是致命的。他的病情就此恶化，六日之后便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七岁
明宗一开始不相信，又问了一遍，确定李从荣真反了，明宗悲愤不已，以手指天大哭，当即下令禁军平乱。李从荣带兵自天津桥南而来，发现宫门紧闭，随即禁军大至，李从荣手下四散奔溃，很快其夫妻双双被杀。
闵帝李从厚的结局已定，但过程却极为戏剧化。他向东逃至卫州（今河南卫辉），遇到了一队骑兵，为首一人正是明宗的女婿、李从厚的姐夫、时任成德军节度使的石敬瑭
李从荣一死，明宗立刻急召李从厚进京，但没等到儿子到来就病重身亡。三天后，李从厚才到达洛阳，很快继位，史称后唐闵帝。
石敬瑭尽杀李从厚亲从，把李从厚留在驿站，自己直奔洛阳，向胜利者李从珂输诚。石敬瑭的选择与当时绝大多数人别无二致——所谓忠义，在五代乱世实在是太奢侈了。
从后梁到后唐，兄弟争位已经连续上演了两次，前有后梁朱友珪、朱友贞的夺位之争，后有李存勗、李嗣源的“兄弟”斗法。
936年，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筹码，召契丹南下相助，击败后唐主力，进逼洛阳。毫无意外，从前的一幕再度发生，后唐诸将纷纷叛附新人。第二年年初，李从珂见大势已去，携全家自焚而死。至此，后唐灭亡。
李从珂面对征讨大军，在凤翔城头即兴激情演说：我年未二十从先帝征伐，出生入死，金疮满身，树立得社稷，军士从我登阵者多矣。今朝廷信任贼臣，残害骨肉，且我有何罪！城下诸军多为李从珂旧识，当场就有人阵前倒戈，选择拥护“大哥”李从珂，余众则纷纷溃散。
李从厚也是人中龙凤。史书说其“性仁厚”“寡言好礼”，不近酒色，喜读《春秋》，而且因为长得很像父亲，明宗“特爱之”
934年四月三日，李从珂进入洛阳，登基称帝，随后派人鸩杀了李从厚，闵帝的皇后与四个儿子也一并被杀
参与型：代表政权当推湖北的荆南政权。
归附型：代表政权是浙江的吴越政权和湖南的马楚政权
偏远型：主要代表势力为福建的闽国和岭南的南汉。
地方政权尤其是南方诸国并非孤立的静态存在，实际上其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与五代王朝和其他政权的互动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并立型：主要是指占据江淮的杨吴政权及其后继者南唐政权，还有四川的前后蜀政权
王建在891年正式成为西川节度使，从一个盗驴贼崛起为一方诸侯，又在903年受封蜀王，与晋王李克用、梁王朱温和吴王杨行密等人并驾齐驱。
王建诸子中的老大王宗仁天生残疾，已被排除在继位序列之外，所以老二王宗懿在王建诛杀了养子王宗佶后就被立为太子
913年，成都有人挖出铜牌，上书王氏传国久远云云，王建大喜，认为这是天降祥瑞，仿照铜牌文字，给王宗懿改名为元膺。之后王建特地下诏给王元膺，痛说家史，回顾自己创业之不易，勉励谆谆，说“吾提三尺剑，化家为国”，而你“襁褓富贵，不知创业之艰难”，希望儿子“赤心待群臣，恩信爱士卒”，“绝畋游之娱，察声色之祸”
王建原配夫人周皇后无子，另外几个妃子无宠，后宫里最有权势的是大小徐妃姐妹。大徐妃有子王衍，封为郑王，在兄弟中年龄最小；小徐妃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花蕊夫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至今流传
王建问起太子摆宴之事，唐顺势诬陷说：“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尔。”这句谎言锐利无比，要知道王建本就生性多疑，而前一年发生在中原的朱友珪弑父血案，也一定让王建非常敏感，一听唐道袭此话，其立刻宣旨招兵入卫宫城。这边太子王元膺听到父亲让唐道袭调兵，以为他要动手抓自己，马上带人去打唐道袭。双方在宫门口相遇，大战一场，唐道袭被杀。这相当于坐实了谋反，王建随即下令禁军平叛，王元膺兵败逃亡，藏到一艘小船里。第二天早上，饥饿难耐的王元膺出来讨食被发现，随即被杀。
王衍的文学才华应该有母亲的影响。其母大徐妃和其姨小徐妃都长于诗文，小徐妃更以花蕊夫人之名闻名当时，有诗集《花蕊夫人宫词》流传至今
王建是“文盲”一个，崛起于草莽，凭武功成就大业，在他任内，虽然任用文官恢复唐制，但前蜀本质上还是武将专权；而王衍一出生就是锦衣玉食，从未吃过苦，“生当富贵，坐得乾坤”，从小不习弓马，手无缚鸡之力。
《花间集》所收多为君臣花间樽前的宴乐之词，风格香艳绮丽，靡靡中尽现五代蜀中纸醉金迷的宫廷生活。
后唐大军十一月就进入了成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王建花了二十年时间打下的前蜀帝国，在王衍手里丢掉只用了七十天！
唐军入城那天，王衍套着草绳，口衔玉璧手牵羊，以古降人礼恭迎其至城北驷马桥。
很快李嗣源带兵南下，庄宗帝位不稳，其手下建议不如除去王衍，以绝后患，庄宗于是派宦官持令入陕，就地诛杀王衍。本来敕令上写的是“王衍一行，并从杀戮”，枢密使张居翰看到，心存不忍，抹去“行”字，改为“家”字，一字之差，拯救了前蜀数千随从与官员。
王衍被杀后不久，庄宗就死于洛阳兴教门之变。两个王二代，一个孱弱无能，一个英雄盖世，但最终都逃不过身死国灭。
929年初，三十八岁的高从诲继位，成为第二代荆南之主
高从诲一上位，就将他爹晚年的激进策略全盘推翻，重新回到尊奉中原的道路上。他的逻辑很简单：“唐近而吴远，舍近臣远，非计也。”由此足见高从诲对荆南地缘政治环境的清醒认识。
明宗死后，其子争夺皇位，李从厚、李从珂相继败亡，最后石敬瑭借契丹大军，入主中原。在北方纷乱之际，高从诲派人到淮南，致信当时控制吴国大权的徐知诰，劝其称帝。
但他预感到契丹在中原待不长，又派人偷偷去了太原，劝当时实力最强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称帝，说你要是得了天下，就赏我郢州就行
北方局势随着后晋与契丹的矛盾激化，再度发生重大变化。947年，契丹大军南下，灭了后晋，
可以说，高从诲完美继承乃至超越了其父高季兴的实用哲学，与时俱进，生存第一，四处拜码头，谁也不得罪，一旦发现获利机会，也绝不犹豫，赢了更好，输了也不丢人，知错就改，继续逢源。
高氏父子经常截留南方各国向北方进贡的使团，“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等他国发兵索取，他们马上就还，毫无愧色，因此被诸国呼为“高赖子”。
948年冬，高从诲病死，终年五十八岁。其在位的二十年间，小小荆南以弹丸之地，风生水起。虽然有些无赖和狡诈，但他对外能灵活主动，对内能从谏如流，不自以为是，不折腾，使小国荆南得以继续存续于乱世之中
当然高从诲总归是个二代，也有个奢侈的特殊癖好，且终身未改，那就是爱马。
谁是五代十国最豪奢的二代？马希范如果算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他是湖南马楚政权继任者中在位最久、名头最响，也是最敢花钱的一个。
马殷命长，历经后梁、后唐两朝，曾被明宗册为楚国王，一直活到长兴元年（930），以七十九岁高龄终老于长沙。
据《世说新语》，三国名士阮籍在葬母之时，毫无忌讳，吃肉饮酒，而后诀别，才号哭一声即吐血，行止虽无视常礼，但孝心可见。跟阮籍相比，马希声吃鸡吃得不少，孝心却没看出来。两年后，马希声卒，成为一个过渡性人物。
五位楚国之主皆为同代兄弟，都无守业之能，甚至为争夺王位，手足相残，以致亡国，史称“五马争槽”
第二个上位的就是四子马希范，其在位十五年之久
马希范最为世人所知的还是他生活豪奢，尤其对营造宫殿极其痴迷。他在位期间，“尤好奢侈”，不惜血本，大兴土木，雕梁画柱，极尽奢靡，长沙城内“土木之工，斤斧之声，昼夜不绝”。
九龙殿，应该是马希范的最爱。所谓“九龙殿”，实际是殿内八龙绕柱，而马希范身居其中，自称一龙，合为九龙。
947年的一天，马希范在江边摆酒作乐，酒还没来得及喝，忽然鼻血直流，当夜而亡，时年四十九岁。
另一个马氏子弟马希崇借机发难，发动政变，抓了马希萼并将其囚禁起来，自立为王。此时距马希萼入主长沙不到十个月
马希广被抓，被带到哥哥面前。马希萼装模作样，假意对手下说：“吾欲活之，如何？”这就是个蠢人啊，也是受人蛊惑，见左右没人说话，就下令用绳子勒死了弟弟。马希广坐了三年半的王位，楚主再度换人。
杨隆演的压力更多来自徐温的儿子徐知训。作为徐温长子，徐知训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被父亲留在扬州代己主政，培养之意明显。
一不做二不休，张颢、徐温既已杀人，当然不会坐等杨渥报复。第二年夏天，二人派出党羽潜入宫中去刺杀杨渥
最后还是徐温棋高一着，派出刺客顺利除掉了张颢。
两大权臣——张颢和徐温，很快就先行发生火并
杨行密的大儿子叫杨渥，史书说其“素无令誉，军府轻之”，在杨吴上下并无威望
杨渥在位不到两年半，被勒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937年秋，杨溥正式禅位于徐知诰。
徐温独掌杨吴大权，史书说：“温由是专政，隆演备位而已。”
张颢、徐温当然知道杨渥意图，他们久掌牙兵，在朝中根深蒂固，决意反击。907年正月，张、徐二人先找机会杀了杨渥的宣州亲将，又带领牙兵冲进公堂，把杨渥身边十几个亲信拖下来，当场击杀，看得杨渥目瞪口呆。
918年六月的一场变故却让这一切有了改变的可能。徐知训的张狂早就引发诸将不忿，而大将朱瑾对其更是不满。二人矛盾爆发，徐知训被朱瑾所杀。朱瑾提着徐知训的头来见杨隆演，本指望杨隆演趁机奋起，君臣联手摆脱徐家控制，但自幼就被徐家掌控而谨小慎微的杨隆演，既无自立之心，更无自立之胆，他看到朱瑾杀了徐知训，大惊失色，说“此事非吾敢知”，掩面入内，不敢出来。很快朱瑾被迫自杀，徐温归来，杨隆演彻底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920年五月，杨隆演病死于扬州，年仅二十四岁。
此时，其他杨氏子弟皆未成年，其中最大的孩子杨隆演（897—920）也还不到十二岁。就是这个孩子，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下，战战兢兢地成为新王。
王茂章是当时杨吴数一数二的名将，就这么被迫逃离淮南，后来辗转北上，投入后梁
徐温扶持杨隆演的四弟杨溥（900—938）继位，而自己常驻金陵，以大丞相和太师之尊，继续遥控政局，此后数年，徐温日渐衰老，其养子徐知诰渐渐掌控了杨吴朝政。
天福六年（941）夏，钱元瓘患病，而王宫丽春院突然失火，延及内城，宫室府库也“焚之一空”。钱元瓘逃走避火，火势却疯魔般追着烧来，如此怪象，让他“惊悸发狂”。病中的钱元瓘受此惊吓，很快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在马氏为夫所纳之妾中，有一女名吴汉月（913—952），即后来吴越末代之主钱弘俶的生母
钱镠的继任者钱元瓘正是钱氏家教下的完美样板。
吴汉月墓后来在杭州玉皇山被发现，墓虽被盗，但墓中精美石刻尚存。
总体而言，钱元瓘在位十年，成功实践了其父钱镠遗愿，吴越得以继续繁荣与稳定。
无论是尊奉中原王朝还是交好邻国，钱元瓘的根本目标还是保证吴越国的生存。
一日，钱镠拿出五条玉带，赐予钱元瓘等几个兄弟，特地让钱元瓘先选，结果他选了最小的那条，钱镠一见“大悦”，说：“吾有汝，瞑目无恨矣！”这次玉带之选让钱镠看到钱元瓘的谦逊友让，传位之心更为坚定。
932年春，八十一岁的钱镠病死，四十六岁的钱元瓘正式继位。
钱元瓘的两位夫人也值得一提。钱元瓘正妻马氏（890—939）乃吴越重臣马绰之女
钱镠第六子钱元璙，“风神俊迈”，胆气过人，一直深受父亲喜爱，何况他还是嫡子出身，其母就是钱镠为之写下“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那位庄穆夫人吴氏。
史书说马氏“性聪慧，勤于职”，却一直未能生养，所以钱元瓘年过三十也未有子嗣，于是马氏向公公钱镠请求为夫纳妾
926年十二月，二人相约南北进兵，夹击福州。北边的王延禀领兵先到，攻入城中，捉住王延翰杀之。第二天，南边的王延钧才到，王延禀知道自己的养子身份难以服众，就推王延钧为新主，自己带兵回建州。
925年，王审知病死，第一个继位的是其长子王延翰。
当年闽国政权的开创者王审知兄弟三人，“英姿杰出，号称三龙”，在唐末动荡中随流民一路由中原南下入闽，打下闽中基业。
陈金凤，一个在闽国正史和野史上都被浓墨书写的女人，是闽国内乱的主角之一。
王延禀为王审知养子，之前就与王延翰不和，此时出任建州刺史。王延钧为王审知亲生的第二子，应该也曾是王位的竞争者之一，在大哥继位后被贬出都城，出任泉州刺史。两个人各自心怀不满，于是结为同盟，阴谋作乱。
王审知死后，大儿子王延翰也曾搜罗美女，据说陈金凤落发为尼才躲了过去。等到老二王延钧上位，见到陈金凤美貌后“大悦”，立刻收入帐中，等于接收了父亲的女人，并未管什么辈分。
史载其父本为原唐末福建观察使陈岩的男宠，与陈岩妾陆氏私通成孕，陆氏在陈岩死后生下此女，因为当夜“梦飞凤入怀”，所以给孩子起名金凤，对外冒姓陈。不久，王氏兄弟攻占福建，陈金凤流落民间，长至十七岁时，被选入后宫，成为王审知侍婢。陈金凤美貌而善歌舞，极受恩宠。
连重遇率先发难，当夜带兵入宫作乱，迎立新皇，王继鹏兵败逃亡。王继鹏刚逃出福州北门，身后追兵已至，为首的正是他的堂兄王继业。王继鹏射术精湛，连杀数人，但见追兵甚众，知道无路可逃，于是丢掉手里的弓，谴责王继业说：“卿臣节安在”？王继业则回答：“君无君德，臣安有臣节？”最后，王继鹏被灌醉勒死，皇后李春燕及诸子皆被杀。
其实陈金凤受宠也就十年，而李春燕擅权不过四年而已，所谓“长奉君王”不过如烟似梦，最后皆入荒冢。
王延羲是王审知少子，王延钧之弟，王继鹏之叔
王延钧穷奢极欲，为陈金凤打造九龙锦帐，还点起几百支蜡烛，宫内亮如白昼，夜夜笙歌，痛饮大醉。
王延钧藏到九龙帐内，乱兵刺之，王延钧重伤，一时未死，凄厉惨叫声不绝，旁边宫人不忍心，帮着结果了他的性命。很快，陈金凤一党全部被杀。
李春燕，原为王延钧后宫婢女，也是生得美艳，但当时宫中陈金凤集宠幸于一身，李春燕应该机会不多。
长兴二年（931）夏，王延禀听说王延钧患病，认为机会到了，率水军袭击福州。但他没想到，这时的王延钧羽翼已成，福州城下一场大战，建州兵大败，王延禀也被俘。王延钧见到兄弟，旧事重提，讥诮道：“予不能继先志，果烦老兄复来！”遂斩之，自此全面控制了福建。
欧阳修认为五代仍有两位宦官值得褒扬，一个是私改诏书而救下上千前蜀官员的张居翰，另一个就是张承业。
证明了自己对大唐最后的忠诚。
这些年血战是为国复仇，兴复大唐，你怎么能自己上位忘了初心呢？李存勗推说这都是大家的意思。张承业说，你灭了后梁，应该找唐皇室后人立之，怎么能自立为帝呢？要是大唐皇室无后，到时候就非你莫属，急什么呢
张承业知道无法再劝，只有仰天大哭，说了一句：“诸侯血战，本为唐家，今王自取之，误老奴矣。”他明白自己的坚守已无意义，便让人抬他回太原，最后“不食而卒”。就这样，七十七岁的张承业以绝食而死的方式，
在张承业的内心深处，对国之忠无疑高于对主之义，但他还是希望说动李存勗，让他能够“忠义两全”。不得不说，张承业太理想化了。李存勗早已不是昔日的懵懂少年，如今的他，纵横疆场，大权在握，意气风发，称帝建国已是大势所趋。两个人都有梦想，只是他们的梦想却背道而驰。
造成二人悲剧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佞臣的构陷，后宫的憎怨，时势的转变，以及性格的弱点，尽管他们一直试图跳出困境，但最后却还是无力改变结局。
刘皇后当然不甘，也写了一个教令给使者，让儿子李继岌直接在成都杀了郭崇韬。
有一次，几个宰相问郭崇韬，说你的老家离名将郭子仪的祖籍不远，该不会是本家吧。其中谄媚之意不言而喻。能获得出身世家的宰相背书，郭崇韬当然乐得攀附大唐中兴名将，以光门面，坦然道：是有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论辈分我应该是郭子仪的五世孙。后来在伐蜀路上，郭崇韬路过关中郭子仪墓，还特地下马大哭一场，以祭奠“先祖”。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权当笑话看，史书说“闻者颇以为笑”。
可惜人性的弱点一样如影随形。安重诲身居高位，开始“恃功矜宠，威福自出”，凭依权力，恣意妄为。
明宗派兵赴河中，说“重诲果有异志则诛之”，此时的明宗跟昔日的庄宗一样，对自己的枢密使还没有必杀之心。但安重诲已经没有机会了——派出的使者也是他的仇敌，他只有死路一条。很快兵至其家，安重诲夫妇双双被锤杀——连死法都跟郭崇韬相同。
二人皆文化不高，不通历史，也就无法从历史中获得借鉴，“既不知前代之成败，又未体当时之物情”，加上“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
几个太监以魏王名义招郭崇韬议事，郭刚一进来，就被埋伏的武士当场锤杀。随其入川的两个儿子也随即被杀，在外地的另外三子也被传令处死，很快全家被抄。
可叹的是，在五代乱世，郭崇韬的悲剧并非特例。安重诲，这位后唐明宗朝的枢密使，从起点到结局，几乎复刻了郭崇韬的人生。
当然最终决定郭崇韬命运的，还是庄宗自己。这对曾经相互成就的完美君臣，裂痕渐生。
在罗贯事件中，郭崇韬的忠心最终还是败给了谗言。曾经相互成就的君臣，被一扇门遥遥阻隔。罗贯之死，也成为郭崇韬悲剧结局的前奏。
两位重臣之起落，可称为“郭崇韬—安重诲式悲剧”。
重史崇文的宋代史家也给出另一个原因，即郭、安二人的文化缺陷。
最后庄宗直接无视郭崇韬反对，下令起新楼，“日役万人，所费巨万”，颇有赌气的意味。因为一座楼，君臣之间龃龉已生。
925年的夏天酷热难当，庄宗想要建一高楼避暑。旁边有宦官趁机挑事，说当年大唐长安，宫城无数，现在咱们皇宫还不如大臣家的院子呢，但枢密使总抱怨缺钱，陛下想盖楼，恐怕难成
五代自郭崇韬起，枢密使地位进一步提升，开始总揽军政大权，其权甚至超过宰相，足见庄宗对郭崇韬的倚重。
河北自古出良将。史书说“行钦骁猛，骑射绝众”，其战力不在沙陀名将李嗣源之下。
——李嗣源“爱其骁勇”，将之收为养子，“恩礼特隆”
庄宗夺取河北后，急需招揽骁将，与后梁决战。他早听说了元行钦之勇，就向李嗣源讨要过来，随即委以重任，赐名李绍荣，收为“假子”，还让他负责捧剑，侍卫左右
然而，再大的恩宠与富贵，面对时局遽变，也终是浮云。
明宗长子李从璟，原名李从审，骁勇善战，一直被庄宗留在身边，应该也有以此子挟制李嗣源之意
本来李从璟效忠于庄宗，在其他人纷纷逃离之时，他却拒绝背叛，还屡次“固辞”庄宗所遣，甚至“愿死于帝前以明赤诚”，直到最后不得已，才遵旨再度上路去跟生父谈判。但李从璟的运气实在太差，半路上又一次被元行钦拦下，只是这回元行钦没再手软，“即杀之”。
很快洛阳发生兴教门之变，庄宗中箭而亡。
行至山西境内时，已成丧家之犬的元行钦被地方所擒，打断双足，装入槛车，献给了刚进洛阳的李嗣源。
明宗一见元行钦，背叛之痛与杀子之恨一起涌上心头，大骂道：“吾何负于尔而杀吾儿！”
他瞪着明宗，回了一句：“先帝何负于尔？”至此，这对曾经的“父子”，如今的“死敌”，已毫无和解可能，明宗“遂斩之”
所谓“忠义”，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具体的，而人性也是复杂的、具象的，每个人都会在具体的情境中做出人生抉择。
为报主恩，讨伐叛贼，却被迫面对家人生死，乌震无疑面临着两难选择：一边是恩主，另一边是妻儿老母；一边是“国”，另一边是家；一边是公，另一边是私；一边是忠，另一边是孝。他究竟该如何选择？
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
乌震随军兵临镇州城下，但叛军坚守不出。之前乌震外出征战时，家眷都留在了城内，叛军穷凶极恶，将乌震的母亲、妻子及孩子等老少十余口全部抓上城头，威胁乌震，而“震不顾”，继续攻打。城上张文礼怒了，亲手用刀割掉乌震家人的手和鼻子，然后把他们放至城下。
乌震的内心应该也极度痛苦，但他的表现却超出常人，甚至有违人情——史书写“震一恸而止”，然后“愤激奋命，身先矢石”，只大哭一声，随即身先士卒，带兵冲锋，直至取胜。
。天成二年（927）春，乌震被派赴河北前线统领戍兵，却不幸死于魏州牙兵之乱。
当时的江淮之地已是烽烟四起，淮南杨行密正招兵买马，徐温投入其部，成为杨行密麾下“三十六英雄”之一。
905年，杨行密病重之时，长子杨渥在外任职，当时有大臣以杨渥幼弱为由，建议先让有威望的大将代主军政。
掌控牙兵的除了徐温，还有左衙指挥使张颢，两个人又联合起来先下手为强，派出刺客，缢杀杨渥于宫中，拥立其弟杨隆演即位。
徐温的政治地位并不算太高，但他作为右衙指挥使，掌握着重要的亲军力量，这为他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徐温的一系列政策，让杨吴慢慢走向和平发展之路，为后来南唐的经济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杨隆演于919年四月即吴国王位，改元建宗庙，置百官，一切“皆用天子礼”
有所不敢，亦无必要。这大概就是徐温没有取代杨吴而自立的原因所在。在这个选择上，他与汉末的曹操可谓不谋而合。
师生之间很快就矛盾重重。先是徐知训向朱瑾讨要宝马，朱瑾不给，徐知训很是不满。还有一次，朱瑾遣家妓问候徐知训，没想到徐知训昏了头，要强行奸之，这让朱瑾愤愤不平。对于“名重江淮”的朱瑾，徐知训就此视为威胁，“欲除之”，派出刺客行刺，结果刺客却被勇武的朱瑾反杀。刺杀不成，徐知训便要将朱瑾调往地方。如此一来，二人的矛盾终于激化了。
朱瑾当然不愿坐以待毙。他表面上仍然恭恭敬敬，假意邀徐知训来家饮酒，不仅亲自捧觞，命宠妓献歌，还献上爱马，叫妻子出来拜见。趁徐知训答拜之际，朱瑾突然出手，用笏板将之击倒，旁边伏兵跃出，当场杀之。
懦弱的杨隆演不敢参与，躲进了内室。此时宫门已闭，徐温的亲从带兵四下涌来，孤独无助的朱瑾最后只好自刎而死。
虎父无虎子。927年，徐温病死，其余亲子无人可以与徐知诰相争。十年后，徐知诰取代杨吴而称帝，建立南唐。
此时，忠奸与否，在仁政爱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石敬瑭军旅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胡柳陂之战。
我们说过庄宗灭梁，军事上的第一功非李嗣源莫属，但谁都清楚，李嗣源的大功得益于两个手下，一个是他的干儿子李从珂，另一个就是他的女婿石敬瑭。
926年春，河北邺都爆发兵变，在后唐军队平叛未果的形势下，庄宗不得已派出了李嗣源，结果李嗣源一到河北就反了。
明宗生前，石敬瑭并无意参与朝中皇子间的权斗
。他主动请求戍边，也是想避开朝中的浑
水，以求自保
这就是石敬瑭的聪明之处。果然在石敬瑭走后，洛阳很快发生了秦王之乱，李从荣带兵入宫意图不轨，随即被杀，明宗受惊而死。石敬瑭远离中央以求安全的这步棋走对了
934年春，石敬瑭被调往河北成德军，李从珂等诸侯也被下诏移镇。此时，石敬瑭明白自己不是矛盾的焦点，于是坦然应诏赴任，但凤翔的李从珂却起兵反了，很快攻入洛阳，闵帝仓皇而逃。
他派人将闵帝手下全部杀死，只把闵帝一个人孤零零留在路边驿站，然后自己就跑去洛阳朝拜新皇了。
赵襄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晋国大夫、“三家分晋”的主导者，历史上北方多建其庙以祭之
936年的一番醉话，更让君臣之间的相互猜忌彻底暴露。这一年正月逢李从珂的生日，石敬瑭的夫人晋国长公主李氏作为妹妹，自然前来祝寿。但在寿酒礼毕、李氏辞行之际，喝醉了的李从珂说了一句：“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不得不说，末帝实在太傻，就算怀疑妹夫，也不该对着妹妹挑明啊，疏不间亲，你说到底只是个义兄，可人家是两口子啊。
自唐时藩镇崛起，延至五代，中央为限制藩镇，频频将节度使调离本镇、转任他镇，这样既能避免节度使久居一方、根深蒂固，也能宣示中央权威，同时试探出藩镇的忠诚与恭顺度。如果调动顺利，自然表明藩镇认可中央权威，但如果有藩镇拒绝移镇，无异于宣告反叛，继而引发战争
称臣、认父、割地，再加上每岁输帛三十万匹——这就是后来让石敬瑭遗臭万年的几大屈辱条款。
一个竞争者的突然出现，让石敬瑭的梦想险些破灭。这个人就是幽州节度使赵德钧。
明宗时期，幽州与河东成为两大边防重心。河东由石敬瑭负责，幽州则由赵德钧挂帅，二人皆为明宗亲信，同为强藩，各拥重兵，是后唐北御契丹最重要的屏障。
国学者史怀梅曾以赵德钧为中心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谁想称帝》（Who Wants to Be an Emperor），她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个人总是以自身利益为基本考量做出选择，赵德钧在936年选择倒向契丹，想要从而获得争夺中原皇位的可能性，合乎乱世逻辑和个人理性。
绝境中动摇的是人心。副帅杨光远等人开始劝张敬达投降，但素有“张生铁”外号的张敬达性子刚烈，死活不肯，说如果最后山穷水尽，你们再拿着我的头出去投降吧！最后，张敬达终为部下所杀，唐军举寨而降，当时寨中尚余马五千、铠仗五万，悉数被契丹取运回国。
很快晋安寨已破、张敬达死难的消息传来，末帝“怆恸久之”。得知赵德钧亦降，石敬瑭大军已经南下，“帝惶惑不知所之”，最后只得返还洛阳。
937年初的这一天，凄惶无助的李从珂携家人与亲信，带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而死。这一幕与后梁末帝的结局何其相似。
耶律德光以“大契丹皇帝”的名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还解下自己的衣冠披在他身上。
关于中国古代王朝的合法性塑造，有学者归纳了三种路径，即强调奉天承运而借助祥瑞、德运与宗教的“天命营造型”，依仗武力夺权而造成既定事实的“成王败寇型”，还有引据历史、追溯渊源的“历史溯源型”
唐太宗也成了石敬瑭的模仿对象。因为玉玺被李从珂焚毁，938年，石敬瑭下诏重制玉玺，模仿太宗先例，刻上“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八字。
总的来说，石敬瑭能够倾听底层呼声，对百姓有所体恤，还是尽到了乱世中一个开国皇帝的本分。
要在外奉契丹和内抚藩镇之间维持平衡并不容易。941年的安重荣之乱就是二者矛盾性的一次大爆发。
《资治通鉴》虽然对石敬瑭颇无好话，但也承认他内抚藩镇、外和契丹，兴农通商，使得“数年之间，中国稍安”。在为政安民方面，与之前的后唐诸帝相比，石敬瑭虽然无法超越明宗，但应该要强于闵帝和末帝，当然也超过了笼罩在武功光环下的庄宗。
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和评价，当然还是应该回归历史情境，探究个人行为的具体因果，对其造成的现实与历史影响以及后世褒贬，亦应历史地看待
石敬瑭最初许诺割地之时，在他控制下的只有蔚州一地，而幽、蓟等河北七州在其政治对手赵德钧手中，余下云、朔等八州隶属于后唐派来牵制河东的大将张敬达，也就是说，燕云十六州中的十五州本就非其所有，石敬瑭是在借他人之地求自己之利，实在狡猾！
没有了燕、蓟之险作为中原屏障和纵深，契丹骑兵可以轻易挥师南下，直面华北平原，威胁中原腹地。
《旧五代史》感叹石敬瑭所为：犹决鲸海以救焚，何逃没溺；饮鸩浆而止渴，终取丧亡。谋之不臧，何至于是！
资治通鉴》，李昪最初选中的是唐太宗之子吴王李恪，但有大臣认为吴王因谋反罪被诛，不如选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懿。经过一番考证，吴王李恪的子孙功绩显著，于是最终还是定下吴王，历十世传到李昪
徐知诰作为养子，既不姓杨，也不姓徐，毫无血缘优势的他选择了受禅之路。
直到937年，年近半百的徐知诰才接受吴主禅位，取而代之。此次禅让也成为五代史上为数不多的禅让之一，它既没有唐末哀帝禅位于朱温的血腥，也不同于后周幼主柴宗训逊位于赵匡胤的仓促，而是以一种和平舒缓、按部就班的节奏逐渐展开，水到渠成。
937年初，徐知诰以昇州等十州之地建齐国，立宗庙，设百官，“如天子之制”。这一年秋天，禅让高潮终于到来，吴主杨溥正式下诏禅位。经过一番传统程序性的劝进和辞让，徐知诰接受禅让，即位称帝，国号大齐。两年后又更名李昪，改国号为唐，至此完成了从小乞丐到大唐继承人的终极蜕变
李昪为南唐的早期国策烙下了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核心治国理念，不外乎两个字——安民。
最重要的具体政策有三项，那就是重农薄赋、崇文抑武和息兵止战。
李昪还经常搜罗战乱中流失的图书文献，不惜重金求购，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收聚图书三千多卷，等到南唐灭国之时，宋军在金陵发现的藏书达两万多卷——要知道宋朝建立之时，整个北方也才得书一万二千卷而已
李昪的崇文抑武也为南唐前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他在推动文治的同时，打击抑制武将，将杨吴军功集团排斥在政权核心之外，有一些旧将甚至被处死，如此无疑削弱了南唐的军事力量。
历史究竟是谁写的，历史究竟又是为了谁？是为了千秋万代的帝王霸业，还是为了普通小民的人间幸福？衡量一个帝王功业的标准，到底是开疆拓土、万邦来朝，还是社会清平、国富民安？
作为历史学人，我提醒自己不可过于陷入对写作对象的“同情”而错失“理解”历史的要义，毕竟叙述五代人物之过往并非本书的唯一目的，我希望读者还应该看到人物背后的时代与社会。
不管是战无不胜的后唐庄宗李存勗，还是醉生梦死的前蜀后主王衍，他们都无法看清自己身处的时代，其人生起落与命运沉浮，既源于环境，也脱不开自身的局限和选择，最后淹没在乱世的大浪之中，一如流沙。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次次试图挣脱悲剧，却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这也让他们的悲剧结局更显其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