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还病着呢，我是他的老伴儿，我代他请假吧。”对方不理，只命令说：“明天报到，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有车来接。”
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
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她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你叫阿圆回自己家里去，她笑眯眯地放心了。她眼睛里泛出笑来，满面鲜花一般的笑，我从没看见她笑得这么美。爸爸叫她回去，她可以回去了，她可以放心了。”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
我和锺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锺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可是这回我却觉得应该争执。
爸爸的沉默启我深思。我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
叶先生显然对钱锺书有气。但他生钱锺书的气，完全在情理之中。锺书放弃清华而跳槽到师院去当系主任，会使叶先生误以为锺书骄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爹爹最宠的不是锺书，而是最小的儿子。无锡乡谚“天下爷娘护小儿”。锺书是长子；对长子，往往责望多于宠爱
希望爹爹再加考虑。锺书私下又给妹妹写信给她打气，叫她抗拒。不料妹妹不敢自己违抗父亲，就拿出哥哥的信来，代她说话。爹爹见信很恼火
她那时候十一周岁，已读过《西游记》、《水浒》等小说，正在爸爸的引诱、妈妈的教导下读文言的林译小说。她和锺书有同样的习性，到哪里，就找书看。她找到一小柜《少年》。这种杂志她读来已嫌不够味儿，所以一本本都翻遍了，满地是书。
锺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锺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锺书与世无争，还不免遭人忌恨，我很忧虑。锺书安慰我说：“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随心。”锺书的话没错。这句话，为我增添了几分智慧。
我们夫妇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女儿的朋友也成了我们的小友。后来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进医院，她的中学朋友从远近各地相约同到医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能保留得这么久远！她们至今还是我的朋友。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
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
我学我爸爸的榜样：孩子自己决定的事，不予干涉。钱瑗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她一辈子是教师队伍里的一名尖兵。
我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我们两个不鸣也不放，说的话都正确。例如有人问，你工作觉得不自由吗？我说：“不觉得。
我曾和同事随社科院领导到昌黎“走马看花”，到徐水看亩产万斤稻米的田。我们参与全国炼钢，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自己。
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阿瑗带我们走入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
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锺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许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她让我和锺书见到了她的儿子；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我们都同意了。可是阿瑗对我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我们都不愿勉强她。我只说：“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撇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阿瑗是个孝顺女儿，我们也不忍多用这种话对她施加压力。
一年之后，他就向乔木同志提出辞职，说是“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同志对我点着锺书说：“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
周奶奶早已因病回家。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仨人就此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