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会革命军发自肺腑的相信，他们会有美好的未来。现在的人已经不相信自己会有美好的未来了，每个都像浮萍一样，怎么会快活。
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共产党人自称是在为实现土地革命，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苏维埃民主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红军不过是由“文匪”领导的一种新式流寇。究竟谁是谁非？还是不管哪一方都是对的？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旅游者问的是，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认真思索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是斯大林派还是托洛茨基派？或者两派都不是呢？他们的运动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吗？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还“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或者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战士战斗得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而且——正如各种色彩的观察家所承认的，就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中央红军）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或者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林彪这个二十八岁的红军天才战术家，据说在他率领下的红军一军团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又是谁？他的来历如何？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毕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着新的军队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抗击极大优势的军事联合力量达九年之久，这个非凡的记录应该拿什么来解释呢？红军没有任何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也没有南京在同他们作战时能利用的现代技术，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并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的呢？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军事战术？他们是怎样训练的？是谁给他们当顾问的？他们里面有一些俄国军事天才吗？是谁领导他们在谋略上不但胜过所有被派来同他们作战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胜过蒋介石重金聘请来的、以前由希特勒已故的国防军头目冯·西克特将军领导的大批外国顾问？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反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有五十万人吗？果真如此，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夺取政权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是一样吗？如果像蒋介石总司令在一九三五年所宣布的那样，南京已经“消灭了共匪的威胁”，那么共产党到一九三七年在中国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西北占领了一块比以前更大的整块土地，又怎样解释呢？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完蛋了，那么，为什么日本在著名的广田弘毅第三点中要求南京同东京和纳粹德国缔结反共协定以“防止亚洲布尔什维化”呢？共产党是真正“反帝”的吗？他们真要同日本交战吗？在这场战争中，莫斯科会帮助他们吗？或者，像著名的胡适博士拼命说服他在北京的情绪激昂的学生那样，他们的激烈的抗日口号只不过是争取公众同情的诡计和绝望的挣扎，是亡命的汉奸和土匪的最后呼号？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怎样的？它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这种巨大的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在世界政治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它对英、美等外国在中国的巨额投资会产生什么后果？说真的，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对外政策”呢？ 最后，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个猎奇新闻和话题，作者斯诺的思考角度，写作角度都是值得借鉴的。光是一连串的问题，就已经接近真理了。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
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
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们都知道，要对红色中国有所了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 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想法这本书被称为共产党的宣传广告，写得好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于这一篇里提出的问题，如何定义这些人？他们的优势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体现他们的伟大？如何做到持续发展？如何保证他们的内在？这份事业对各方面的影响和意义是什么？把这些问题回答了，就理解了共产党。
已经全部染红了
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
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
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组织的严密性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
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
邓发是个广东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曾经在一艘来往于广州与香港之间的轮船上当西餐厨师。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他接着就成了共产党，进了黄埔军校，参加了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以后到江西参加了红军。
在二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凝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
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hai pa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 pa等于官话中的bu zhi d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
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他微笑着，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好玩的事情似的。
他也告诉我，他在那次惊人的“抗日东征”中的个人经验，据说红军在一个月内增加了一万五千人。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无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不过，我是不会给外表所欺骗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的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
原来有一个农民的儿童——一个少年先锋队员——跑了好几里路，筋疲力尽到了安塞，来报告民团已经侵犯县境。据他报告，民团的头子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就是我自己!
但是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哈啰，你想找什么人吗？” 他是用英语讲的!
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一个人员胡金魁和一个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坐骑。也许这话说得并不完全确切：胡金魁在一头壮实的、但是负担已经过重的骡子背上挤了一个栖身的地方；李长林骑的一头驴子，负担同样过重；我像腾云驾雾似的跨在仅有的一匹马上，它是不是真的在我胯下，有时我也没有多大把握。
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虽然贺龙性格很急躁，但是他很谦虚。他参加共产党后，一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被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队员，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记录写进本书。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
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
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定做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由于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人口中间引起了广大的不满和公开的造反。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
据报道，李滋-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巨富。如果此说过去不确的话，以后很可能成为事实。
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被禁止发表了。在十年后的现在，关于中国土地分配情况，仍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任何说明。”
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对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
“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要单独进行下去！”
林彪邀我找个日子给他的学员讲话。他拟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我感到为难。我对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了。何况，我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从来没有受过伤，享有这样盛名的红军指挥员并不多。他在前线身经百战，在战地指挥大军历时十年以上，凡是他的部下战士所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他都尝到过，他的首级的赏格高达十万元，
他以“短促突击战”创始者著称
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
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圆，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
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作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我思前想后，才发觉这是毛泽东人生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
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我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
在接触到前沿思想后，由回到小地方去实践思想，降维打击。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
想法每一代的学生都得提前为自己的未来作打算。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苏维埃是从革命的废墟上兴起的，它要赤手空拳从失败中斗争出一个胜利的结果来。他接着说：
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现任军长的杨立三。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一千左右。
王佐和袁文才
“一九二八年春天，由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活跃起来。这个运动以吉安一带为根据地，这些游击队后来成为第三军的核心，而这个地区本身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福建西部，张鼎丞、邓子恢和后来变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傅柏翠，建立了苏维埃。
到这里为止，毛泽东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战斗了。
井冈山证明是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方圆有五百里，纵横约八十里。本地人有另外的名称，叫它大小五井；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座早已荒废的山。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井冈山来了更多的军队，这样就产生了红军第五军
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种弱点，反映在缺乏纪律、极端民主化和组织涣散上面。另一种需要克服的倾向，是‘流寇思想’——不愿意安心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喜欢流动、变换环境，喜欢新奇的经历和事件。还有军阀主义残余，个别指挥员虐待甚至殴打战士，凭个人好恶，对人有所歧视或者偏爱。
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做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在这个阶段以后，俄国反对派被摧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被弄臭
工农第一军第一师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在集团建立之初，就要树立起正确的观念。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
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
又惊又喜地发现三艘渡船中有一艘系在大渡河的南岸!
林彪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这时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都已到达河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议，立即执行。
八月间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