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考证讲究严谨，从大师处出发，考察元典，才是治学之道。文学作品有其内涵，多有主观情绪表达，甚至抽象展现。这能作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视野狭窄之论也有失偏颇，作者列举中外学者对魏晋史料研究大可说全矣。政治事件可从其中人物说起，为何要谈局外人的感受？
司马氏继承的是曹魏的人马和传统，如何转变到西晋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来，
那就是如何树立适应当世、引领思潮的文化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司马氏做得更差。
西晋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治人事问题，
对魏晋之际的政治过程有细腻而深入的分析，对于错综复杂的政治人事关系做了梳理，让读者能够在政治过程的细微之处，看清楚事件的原貌，力图还原出真相来。
一本好的历史著作，一定是对历史进程的详实把握，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同时又是对此过程有一个批判性的理论思考，给人回味无穷。
于本书主要运用政治史与家族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以及家族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学术史回顾的部分，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回溯方式，主要围绕着魏晋政治史研究与“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运用、士族政治这两个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
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虽一时暂屈服于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
认为这一玄学问题探讨的背后反映的实质是曹氏、司马氏两党的政治纷争，并再次指出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递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寅恪对魏晋两代统治阶级性质的分析。
应当承认以上列举的诸种研究，大体是站在陈寅恪先生相关论述的延长线上加以发展、修正，在政治立场、社会阶层、文化取向等诸面向上对魏晋政权的转移加以研究，推动了我们对于这一时代变迁基本特质的思考。
运用政治集团这一理论工具分析政治纷争背后的阶级升降与文化变迁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最擅长使用的研究范式
的格列夫游记
政治集团学说是分析古代高层政治斗争一个简便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区分政治群体不同的出身、地域、血缘关系以及利益结合程度，勾勒出互相对立的政治集团的轮廓，借此我们可以较为便利地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整理出清晰的线索，收到化繁为简的效果。
毛 的斗争说在开篇就来了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政治斗争永远是有立场的。事情可以没有对错，但立场非黑即白。陈氏凭借抽象的概念来划分复杂的政治斗争，作为工具，也是仅为了看清某个阶段的人群所持的立场。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过于明晰的历史叙事往往会遮蔽掉很多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断面，特别是对魏晋之际这一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言，我们在使用一些概念工具时更需小心谨慎。
过于明晰的叙事往往是人为的制造，太过合理反而显得虚假。有的有趣的事情甚至会被严谨的逻辑淹没。
朱晓海从分析西晋咸宁二年（276）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入手，揭示出司马氏集团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与人事变迁，
如果把三个军阀政权比拟为互相排斥的三个圆圈的话，那么士大夫集团则在政权的根底之处，结成了彼此连结的第四个圆圈，而魏晋贵族正产生于上述士大夫的门第之中。
曹魏政权主要依靠了汝颍的旧世族和谯沛的新官僚，汝颍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汝颍集团通过在储位之争中支持曹丕，取得了对谯沛集团的优势；高平陵之变的实质是汝颍集团与谯沛集团的决战，
想法所标榜的必是其根本产生的，空嘴叫喊的口号和所做之事不负，就会产生严重的撕裂感，小了说是心口不一，言行不符。大了说，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
曹魏是法家寒族政权、西晋是儒家大族
想法读到这里，突然觉得学术研讨为了展现观点已不再将这些世家大族看作是具体的复杂的真实的家族，在他们的眼中，历史抽象成了一堆符号。猪肉不再是猪肉，没有味道，没有厚度，只是区别于其他肉的符号。
比如曹操起兵固然依靠汝颍名士与谯沛武人的支持，但是这两个以地域为特征的政治群体的分野是否能够延续至魏末，是否足以解释曹、马之争的实质，笔者对此相当怀疑
想法真理永远是相对的，这些抽象概念划分的群体第二代就变了味道。曹操的仔就不再是和曹操一样的带有武人气息了。甚至曹丕的《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陈寿的《三国志》素来以叙事的倾向性与记载过于简略而为人所批评
“忽正典而取小说”是历代对于《晋书》最主要的批评之一。
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历史记载形成过程中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强化史料批判的意识，分析书写者的不同立场，无疑会大大丰富魏晋政治史研究的层次感
姚铭恭《晋书纂注》一书以《晋书》为主干，将诸种别史、杂史的相关记载附丽于后，颇便学者使用。
毛汉光曾经胪列过史书之中可以用来指称士族的二十七种说法
作为中古社会基本底色的士族逐步浮出水面之过程。
政局的日益动荡与政治中坚阶层的日趋凝固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
曹魏正始十年（249）为起点，西晋永康元年（300）为终点
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家族控制曹魏政治的开端，魏晋嬗代的历史起点；而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张华、裴頠等人，终结了西晋政治最后一段稳定时期，标志着西晋权力结构的最终崩溃。
宏观的时代把握与微观的史实考订相结合
对具体史实背景的考订分析
动态地考察司马氏集团以及西晋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
司马氏家族正是通过乡里网络的帮助才得以在曹魏政权中崭露头角的
交往圈与婚姻圈扩张
通婚、交往、同僚、辟举等
形成了自己的权势网络
第二章则是对于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
淮南三叛
高平陵之变
伐蜀之役
二士争功
第三章致力于分析司马氏集团的形成过程与矛盾衍生。
第四章揭示了咸宁二年（276）对于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意义。
拥立齐王攸
为了抑制功臣与宗室的势力
武帝将外戚杨氏
引入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格局
齐王攸的死亡，武帝表面上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是对于西晋政治体制造成了长期的裂痕
失去了皇权的仲裁与平衡
西晋官僚集团迅速卷入了疯狂的内斗当中
曹魏官僚阶层对于司马氏擅权复杂的政治态度
外宽内忌
实质与边界
小事件
探究
陈泰、司马孚
矛盾态度
对于功臣石苞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变化
分析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动态演变
首先论及两汉时代河内郡的地理环境与文化发展，尤其关注该地的儒学传播与大族生长状况，希望通过分析这些长时段的因素，讨论地域文化与司马氏崛起之间的关系。其二，试图复原汉魏之际河内郡的乡里秩序与司马氏在乡里社会中地位，借此讨论同乡网络在司马氏家族政治活动中的作用。最后则研究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政权中人际、婚姻网络建立与拓展的过程，以及这一网络对于司马氏最终控制曹魏政权所起的作用。
我们更要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异对于士族获取经济、文化优势地位的影响，也要看到不同地区在王朝政治版图中地位的差异所造成的大族在获取政治资源机遇方面的不平等。
李斯的话可作证：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
在完成文化转向的同时，司马氏家族依旧保持了拥有乡里势力、倜傥大度、注重事功的地方豪族特征。
党锢之祸中对清议的严酷镇压，反而强化了士人群体身份的认同，构成了汉晋时代“士的觉醒”的重要面向。
司马懿能够声名鹊起，进而在声誉上超越成名更早的其兄司马朗，主要得益于崔琰的赏识：
国家认证机构
从中也看出司马氏兄弟能够熟练地利用汉末河内的乡里评论网络（参见图一），为其赢得声誉，进而提高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影响力。
通过炒作来获取价值，和现在的流量小生类似。
国家通过赐爵介入了乡里社会，达到了对乡礼秩序进行调节、确认的目的。
郡”为单位的同乡意识的增强是两汉以降社会心态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同乡之间的互相通婚也是凝结地方社会的重要纽带之一
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极力营救杨俊的司马懿、王象、荀纬三人皆是河内人，这自然不是一种巧合，体现出同乡官僚在政治上互相支持与互相提携。乡里社会中守望相助的特性，透过同乡网络的作用被搬到中央的政治舞台，并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马氏家族与汉末的人物评论网络
定期聚集于学官庠序行礼的地方士大夫借此完成对乡里秩序的确认与地方精英身份的自我建构，构筑起儒家理想中基层社会的基石。
那么两汉政府实际上是将推行乡饮酒礼、乡射礼作为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
史记》与《汉书》对于人物籍贯的书法不同，进而指出在现实生活中，郡级组织的重要性，使得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司马迁以后，以郡为籍贯渐渐成为惯例
到两汉之际，“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
乡里”是指同郡人
州里”指同州人，
在这样一个乱世，司马氏家族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乡里社会中的号召力和同乡网络得以崛起，进而超越乡里社会，站到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陈勇认为董卓与关东诸侯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东大姓名士长久以来对于凉州“寡于学术”的武人阶层的歧视，
不但是一种政治上的考量，也有文化认同的意味。
但在其行动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乡里网络，表现出乡里网络对于地方大族在乱世中生存所具有的意义。
郭皇后
乡里门户匹敌”是当时士人婚对选择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末清议的兴起以及随后天下大乱、士民流徙的局面在客观上促进了大族士人之间跨郡、跨州交往、联姻的增
崛起之初的婚姻网络亦存在着以郡内为主的特征
河内旧姻有时甚至受到鄙视与揄挪，
日益显贵，
坚持对常林执晚辈礼
体现出敦长幼之叙的儒家理想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乡里网络曾经帮助司马氏在政治上崛起，待其霸业初成之后，同乡关系依然是其人际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司马懿这次温县之行
这次特殊的乡饮酒礼的举行也带有重新构建河内乡里秩序的意图。
河内同乡之间以血亲、婚姻、交往等要素为纽带编织起了绵密而有效的社会网络，这一网络所提供的政治、社会资源无疑是司马氏家族势力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
武帝开创了帝王在中央亲自举行乡饮酒礼的先例，实为秦汉以来礼制上的一大变化，
其背后透露出了司马氏家族长久以来对乡里网络持续的关注，以及对于乡饮酒礼构筑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这一社会功能的重视。
朗知卓必亡，恐见留，即散财物以赂遗卓用事者，求归乡里
想法政治投机
郡”为单位的同乡意识的增强是两汉以降社会心态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想法相当于在探寻士族郡望的起源
司马懿之所以不愿意应曹洪的辟命，实蕴有待价而沽之意，一旦曹操辟之，则立刻投杖以应命，热衷功名利禄之徒的形象跃然纸上。鱼豢的《魏略》虽至晋初方告最终完成，但主要本自曹魏国史，较之于晋人修史，叙事讳饰的成分较少。
卑下地位的士大夫仅仅凭借着自己的高洁德行便能引起天象的变化，从中不难发现在当时士人对于德行的推重以及通过士人清议网络体现出来的社会权力俨然已有跃居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之上的趋势。
如果细绎《晋书·宣帝纪》，不难发现其叙事的要点大体可归结为两端：其一是铺陈司马懿功业盛大；其二便是构筑上文所讨论的曹、马长期对立的历史叙事。晋代史臣所欲传递给后世曹魏政权中的司马懿形象，无疑是经过精心编排的，
所以极力塑造了一个视司马懿如寇仇的曹操形象，同时便为司马懿之后的种种行为开脱了责任，
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与诠释，从侧面为司马氏代魏之举开脱责任。
陈群、吴质、朱铄之间的交往，成为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拓展政治网络的重要一步。
为了迅速调整丞相府的人事布局，为全面掌握权力铺平道路。
曹丕也擢升他为丞相长史
值得关注的是司马懿与陈群的交往。
率领属下
上表劝进
司马懿
侧面证明了所谓“不欲屈节曹氏”的记载并不可信。
三祖之寓于魏世”
欲讨论司马氏家族与曹魏政权的关系，首先需对司马懿入仕的经过及所谓“不欲屈节曹氏”的记载略加辨析
可知“不欲屈节曹氏”之说最初当出自于晋代史臣的手笔，其后流布颇广，影响甚大，成为后世司马懿形象的重要一面，唐修《晋书》不过是照录晋史旧闻而已。
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的记载恐非事实，而这一传说在两晋的广泛流行则可能出自西晋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意渲染，其目的在于制造司马懿本不欲仕魏的假象。笔者更为关心的是，《晋书》对此事大加渲染的背后反映了晋代史臣怎样的叙事立场。
司马懿对荀彧的知遇之恩亦十分感激，对荀彧的事功才能有很高的评价
司马懿在掌握权力之后，也投桃报李，提携荀氏子弟：
曹操时代，司马懿在政治上并不引人注目，也未能获得重用
司马懿的政治境遇在曹丕即位之后发生了转折
司马懿通过婚姻，与曹氏—夏侯氏一系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关系，有利于巩固其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
司马懿密切与曹氏政权关系的另一个手段是通过联姻的方法，为其子司马师娶夏侯尚之女夏侯徽
夏侯玄与司马氏兄弟这段青年时代的情谊，随着日后双方成为政敌而为人所讳言，加之《三国志》关于夏侯玄、何晏的纪事讳饰之处甚多，更使得这段历史变得晦暗不明。
利用优越的家族势位分割权势，奢侈享受，清谈玄理，虚无放诞，成为一种新式的文化贵族兼政治贵族
夏侯玄游处的尚有诸葛诞、邓飏等人，共相题表，时有“四聪八达”之说，
利用这一渠道，他们将父祖的权势延及自身，以保持家族势力不坠
以夏侯玄为首的评论网络，聚合了曹魏公卿的子弟，其运用人物品评的方式影响舆论
这一潜在的政治权势网络，并未能真正成长为一个互相支持的利益共同体，反而趋向于分裂对抗，当年洛下共游的旧日情谊遂少人提及，
但随着曹真病重无法任事，关中留下了一个关键的人事空缺，魏明帝需要寻找一个足以稳定关中局势，对抗诸葛亮军事威胁的人物。为此他不惜打破常规，将分陕之任授予司马懿：
帝时期是司马懿权势扩张的关键时期，曹氏、司马氏势力的升降兆源于此，故将司马氏代魏的种种预兆置于此时。
司马懿的介入，打破了自从曹操时代以来，军权一直掌握在曹氏—夏侯氏一系手中的传统，是为曹魏政治的一大变局，也是司马懿个人权势扩张的一个重要机遇。
不失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君主，并不缺乏驾驭司马懿的政治能力。
沉毅好断，政由己出
笔者倾向于认为利用玺书征召一事逼迫公孙渊谋叛自立，进而攻灭之，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乃是出自于明帝本人的精心规划。
出征辽东一事上，体现了魏明帝对于司马懿极大的信任的话，那么同样在景初二年，魏明帝将司马懿排除出顾命大臣的名单，则体现出他对司马懿的怀疑与不安。
明帝敢于授司马懿专征之权，正是源于其具有驾驭司马懿的政治能力的自信，能够利用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为子孙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而将司马懿排除出顾命大臣名单的考虑，则是源于明帝并不认为年幼的曹芳同样具有驾驭司马懿的政治能力，所以他宁可任用同样缺乏政治经验，但少年与其共行止，关系密切的燕王曹宇。
魏明帝并没有达成“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既定政治目标，司马懿控制的部分军权以及丰富的政治经验为其最终战胜曹爽，奠定魏晋嬗代的基础埋下了伏笔。
司马氏与荀氏在政治上结合，对于魏晋时代政治局势的转折具有重要意义，而与荀氏家族的交游，是司马懿初登政治舞台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司马懿的社会网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
司马懿与羊氏的联姻使其家族跻身于汉末一流名士的通婚网络中
在两汉极重门生故吏之谊的社会风气下，辟举之权也是政治人物构筑自己人际网络的重要方式
太傅的辟召之权是司马懿积聚力量对抗曹爽的有力武器。
是从自己原有的人际网络出发，注意网罗曹魏功臣的后裔，
这些人的父辈多是司马懿的至交、同僚或是部属，
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通过血亲、姻亲、交游、同僚、部属等多种关系编织形成了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权势网络。
只能涵括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进行各项政治活动、人际交往的一部分，其完整的权势网络并不可能通过现存的史料得到全面的反映。
司马懿与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基于私人恩义的结合，但是这种私人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忠于曹魏政权的基础上的
若以为司马懿拥有了这一权势网络，便能轻松地完成代魏立晋之业，则未免失之于简单
与曹魏其他功臣的人际网络往往不无重合之处。
一旦当司马懿与王淩发生冲突，这一网络的平衡即被打破，
要看到这一网络对于司马氏家族政治活动的助益，但也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一网络的作用
本章主要揭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长时段的视野下观察司马氏家族在汉魏时代的成长过程，指出其家族在两汉时代有一个“由武入文”的变化过程，在文化特质上属于东汉新兴的文化家族，崇尚博学兼通，经史并重，体现出东汉学术的新风气；
司马氏家族能在汉末的乱世中崛起，正是借助了乡里评论网络的奥援，获得名士的称誉，最终跻身曹魏的政治网络之中，登上中央的政治舞台。
一权势网络的编织形成，标志着司马氏家族从一个地方性的大族逐步成长为在曹魏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家族，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所积聚的力量对于魏晋之际的政治变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奇之
想法历代奇之背后隐藏着种种利益交织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在陈寅恪建立的分析框架下展开讨论。
司马氏代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
在这十六年中，司马氏集团内部的人员构成、政治举措前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司马氏代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内政问题，往往受到蜀、吴两国在外部的牵制。
司马氏代魏是经过祖孙三代四人才得以完成的，既往的研究更多地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四人视为一个整体，而对其祖孙兄弟之间的差异措意较少。
探究司马氏代魏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和晋初功臣集团形成过程中所孕育的矛盾。
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掌握曹魏政权的起点。当时已经被剥夺实权的太傅司马懿，乘执掌朝政的大将军曹爽奉魏帝曹芳到洛阳郊外的高平陵谒陵之机，突然发动政变，控制中枢政权，进而开启了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
司马懿以垂暮之年，冒倾家覆族之险，突然发动政变这件事的原因颇有值得探究之处。
是什么力量推动司马懿决定侥幸一击，发动政变的呢？以下便对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作一辨析。
除了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及其子司马师、司马昭外，尚有蒋济、高柔、王观三人，其中尤以蒋济的作用最为重要。
蒋济与司马懿同为丞相府僚佐，两人之间的交往当始于此。
与司马懿一样，蒋济也是曹魏的三朝元老，在朝中威望崇高，
蒋济父祖无闻，当非出自望族，少与乡人胡质、朱绩知名江淮间，与刘晔、胡质同以扬州名士为曹操所征。
从蒋济的出身、行事、事功等诸方面而论，他是处于两汉儒家士大夫与魏晋风度之间的过渡人物，同时兼具文武才能，很难用党派、地域的界限加以简单归类。
蒋济不同，陈留高柔则出身名门望
家族以法律为世业，长于吏干，于儒术沾染不深。
东郡王观出身孤贫，曾与司马懿同为曹操的丞相文学掾，
司马懿政变背后似乎得到曹魏政权中的元老和功臣们的大力支持。这些曹魏元老尽管在朝中地位颇高，具有一定的政治号召力，但无多少实权，并不能为司马懿提供发动政变所必需的军事力量。
时任中护军的司马师，掌握了一部分的禁卫军权和禁军武官的选举权，这一权力又为其蓄养死士，谋划政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问题是，曹爽为何会将一个如此重要禁军将领的职位授予司马师，以致最终招来灭门之祸，其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政治交易。
在曹魏的禁卫军系统中，领军将军（中领军）统五校、中垒、武卫三营，其中尤以武卫营最为重要。中垒、五校之设皆是因袭两汉故事，唯有武卫营是曹魏所创置，其前身担任曹操宿卫的虎豹骑、虎士、亲兵，是禁卫部队中的精锐。
曹爽对于禁军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这一严密的人事布局在正始四年（243）出现了一道缝隙。夏侯玄接替老臣赵俨出任征西将军，出镇关中，而其空缺的中护军一职则由司马师继任。
通过对夏侯玄、夏侯霸的人事安排，曹爽达到了在关中司马懿旧有的势力范围内打入楔子的目的。
曹爽调整关中军事将领的人选时，当须征询对关中军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司马懿的意见。
司马懿和曹爽分别得以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打入新的楔子。
曹爽认为他对中枢政权的控制已经十分稳固，所急需解决的是司马懿在关中的旧有势力问题，所以不惜让出部分禁卫军权作为交换，从而埋下了高平陵之变的隐患。
曹爽并非无所戒备
东南有警反倒成了曹魏最大的外部威胁。所以从当时三国的政治形势而论，伐吴才是以攻为守的更好选择
曹爽与夏侯玄兴兵伐蜀，司马懿力阻而未果。
曹爽此举的目的便是为了架空司马师的兵权，将禁卫军权集中于其弟曹羲之手。
六年（245），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司马懿以先帝旧制禁之，曹爽不从。
他本身对于伐蜀之役并未抱有太高的期许，在控制关中与建立功名这两个目标中，前者或许才是其想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未被重创三月收兵
只有在司马师介入禁军系统之后，司马懿才拥有了发动政变的基本力量与可能。
由于曹爽毁中垒中坚营的釜底抽薪之举，司马师所能控制的兵力相当有限，所以才需要阴养死士三千，作为参与政变的重要力量。
司马师重视武官选举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
司马师对于石苞的期许乃是为贞廉之士所不能为或不愿为之事，而石苞亦不负重望，在魏晋之际为司马氏家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蒋济在禁军系统中所拥有的广泛人事基础与号召力，是司马懿取得禁军支持的重要保证，这正是晋人论及高平陵之变时，所谓 “引太尉蒋济参乘，以增威重”一语背后的真正涵义。
司马懿在政变中的行动安排如下：自己首先部勒兵马，占据武库，命长子司马师、弟司马孚将兵屯司马门，次子司马昭帅兵监视二宫，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领曹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曹羲营。在以上战略要点都被控制的情况下，最后才与太尉蒋济一起勒兵屯于洛水浮桥，准备迎击曹爽可能的反扑。
武库＞司马门＞二宫＞曹爽营＞曹羲营。
秦汉两代皆在长安及各郡国设立武库，
设置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拥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
武库的得失对高平陵之变的成败更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司马师虽然为了准备政变已经阴养死士三千，但是私藏兵仗、甲胄历来被认为是试图谋逆的大罪，处分极严，司马懿虽是朝廷重臣，但恐怕也不可能密藏有足以武装三千人马的武器。所以只有在占据武库之后，参与政变的人马才能获得大量的武器，攻取各战略要地的行动方得以依次展开。而在另一方面，占据武库也切断了忠于曹爽的军队的武器来源。
攻占武库乃是一石二鸟之举，其得失关系到整个政变的成败，必须由司马懿亲自前往攻占。
占领武库之外，司马懿将司马氏家族的其它人员全部安排在争夺司马门一役中，从中可以推知司马门的得失亦是整个政变的关节点之一。
魏晋诸次宫廷政变中，司马门的得失都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司马门其实有三门，
司马门、司马殿门、殿司马门
司马懿此处所计划夺取的司马门主要指的当是宫外门
能否攻占宫城，控制太后，关系到这次政变的合法性所在
曹爽当政之后，任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主持选举，推行正始改制，对于这些曹魏功臣元勋的地位、利益多有触动，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与曹爽之间曾有过多次冲突
在此情形下，司马懿获得了曹魏老臣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曹爽这种专权的行为，违背了明帝的遗命，在政治上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同情高平陵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和打算，
曾帮助司马懿说服曹爽放弃抵抗的两位朝臣许允、尹大目后来都站在反对司马氏的立场上
由此可知，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支持魏晋嬗代，但司马懿却通过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了朝中元老对于曹爽的不满情绪，把反对曹爽的元老功臣转化为政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从而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必须掌握四项要素：控制中央禁军
控制重要地方军镇；
控制洛阳附近的屯田地区
控制魏朝廷官僚机构的决策中枢
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是，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之下，任何内政上的重大变动，都会引起三国之间关系的连锁反应。所以从三国关系互动的高度上来考量司马懿主政之后曹魏内政的走向，显得颇为必要。
四征将军”构成了曹魏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
关陇的武力是支持其控制中枢政权，进而完成魏晋嬗代的重要支撑。而曹魏内部的纷争，也迅速引起了外敌的觊觎。同年秋，姜维率军伐魏，幸而司马懿嗅觉敏锐，已抢先一步完成了对关中人事的调整与部署，姜维未能借机获取渔人之利。
狐愚即在年末病死，兖州刺史之位空缺，司马懿借机任命黄华为兖州刺史，在淮南打入了一枚重要的楔子。
令狐愚之死不但延迟了淮南叛乱的爆发，为司马懿赢得了稳定政局的宝贵时间，
令狐愚与王淩也在密谋反对司马懿，计划在许昌拥立楚王彪。但尚未及举事，
在此情形下，司马懿获得了曹魏老臣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想法得国于此，自要王与马共天下。
分析咸宁元年（275）配飨于庙功臣名单背后的政治意义。第四节以武帝受成之主的政治形象为切入口，分析武帝继位之后所采取的政治方略，以及泰始年间西晋政治的基本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