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第二版）

叙事（narrative）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

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

另一方面，叙事所做的就是，通过对某些因素的选择性强调和赋予其特殊地位，通过将某种类型的情节和论证模式（并由此将特定的伦理蕴涵）施加于事件序列之上，而将事件序列转化成某种意义模式。

尽管安克斯密特曾经断言，“历史写作并不以定义为其预设，而是以定义为其结果”，但在实际的史学实践中，也许预设和结果二者本身乃是相互纠缠而又难解难分的。

看来，在不违背历史学家法的前提下，将过去陌生化，乃是安克斯密特眼中历史表现原创性的标志之所在。

很多时候，只有对社会、政治语境的考察，才能使我们对思想家在发表某种学说或言论时的意图达到真正的理解。

我们或许可以说，照这样的思路，史学史就成了历史解释层累地叠加的历史，而历史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历史解释的仆役。

凯尔纳发挥怀特的话说，人们是通过选择过去来选择他们的现在的（Men choose who they are by choosing who they were）。

生活的本质就是矛盾和冲突，意义只在于人们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来决定赋予原本混沌的生活以何种形式。

历史学因而就让人们对于每一完成了的选择之中的能动因素保持敏感，教导人们变化不可避免。

然而，历史学的要义却在于，要在诸多的历史事实中辨识出一种有意义的模式。

安克斯密特说，历史叙事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过去可能是什么模样，而是旨在提出某种对于过去的叙事性解释。

也就是说，对安克斯密特而言，“工业革命”“文艺复兴”“17世纪危机”这样一些叙事实体，并非指涉历史实在的某个部分，我们不能说，过去曾经有过与这些概念相对应的实在；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样一些概念有助于我们从特定的视角来了解和把握过去实在中的某些方面

怀特所强调的，更多的是叙事通过特定文化传统内既有的隐喻手段和情节化模式，驯化过去（domestication of the past），将陌生之物变得熟悉而可以理解。

安克斯密特则强调，真正有价值的叙事的功用，往往在于将似乎已经熟悉了的过去陌生化。

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的启发就是，文学也具有帮助我们认识实在的功能，而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和小说）的功用，常常是向我们展示出我们误以为自己所熟稔的生活中极其陌生的层面，从而让我们看到世界和人生的不同面相。

而斯金纳强调的是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强调思想史并非对于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而是对于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解答。

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提出一套叙事或解释的结构，这套叙事或解释的结构并非过往历史本身的结构，而是我们赋予混沌过去的形式（怀特），或者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作为真实过去的替代品的东西（安克斯密特）。

真实、客观、确定性等这些传统史学的“高贵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过是现代主义遗留给人们的永远无法兑现的乌托邦了。

可以说，以一种知识形式不能完全地把握对象而取消其客观性，是对各种知识形式的功能和客观性的内涵作了不恰当的理解。

而要构成一个历史文本，首先就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与论题相关的对事实的可能陈述，哪些应该进入历史文本，哪些应该被放弃或排斥在外。

而我们之所以需要理解不同历史处境下的他人，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预设的多样性。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过去与当下相通，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可能；过去与当下相异，因而理解历史成为必要。

可以提出异议的是，斯金纳似乎完全没有从理论上来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也即经典文本具有并非具体语境所能局限的普遍性和超越性。

不是本质上的相同，而是可行的道德预设和政治信念的多样性，而这可以说正是它们的哲学甚至是道德价值之所在。

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历史学家利用文献不是为了建立具体的事实，而是将它们作为论据去建立更大的、能够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模式。

一方面，历史的文本化使得历史的双重内涵——实际存在的过去与对它的表现——之间的分别不再具有意义，历史实在变成了人们无法触及的东西；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与多元文化论通过追问“历史中是谁在说话？在为谁说话？”从而拒绝了知识和观点的普遍性，历史学的碎片化由此大大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