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钱穆看制度的方法。他不愿意用“帝王专制”四个字概括秦以后两千年的政治，而是不断把已经被我们视作常识的东西拆开。皇帝并不完全等于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察举、科举也不只是一种考试，制度总是在解决当时的问题，又在漫长的运行中生出新的问题。沿着汉、唐、宋一路读下来，会发现中国古代政治从来不是一个固定框架换了几批皇帝，而是在不断调整权力的位置。这种观察让我很受启发。但读到元清以后，我又越来越感到钱穆自己的感情进入了这套分析。他把中国传统政治概括为士人政治，把元清称为部族政治，士人因为来自社会、经过教育和考试进入政府，所以比较是公的；蒙古、满洲依靠固定集团维持统治，便出于私心。清代的寄信上谕绕过正常行政程序，被他称为法术而不是制度。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制度为什么会因为具有控制作用就不再是制度？士人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为什么就自然具有公共性？科举的确比世袭身份更加开放，但开放并不等于没有阶层利益，更不能直接证明读书人天然代表天下人。在我看来钱穆在这里把自己理想中的政治也放进了制度的定义。这种倾向在他谈太平天国时尤其明显。他惋惜清朝使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消沉，又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一大问题是没有读书人，到了辛亥革命，有了知识分子的参与，政治才有了不同的面貌。看似矛盾，背后却是很一致的钱穆。他相信人民会感受到苦难，也会反抗，但在他看来真正把社会力量变成政治秩序的仍然应该是士人。他所理解的天下为公，并不是所有人直接参与政治，而是由有学识、有责任感的贤者替天下承担政治。可谁来证明贤者理解的公就是普通人的公，这个问题在书里并没有让我找到答案。我能理解钱穆为什么如此急切地为传统寻找价值。他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怀疑自身历史的中国，清朝的失败很容易被一路追溯到秦汉，最后变成中国两千年只有专制、传统本身就是近代失败的原因。他不愿意让对清朝的不满变成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否定，这种努力至今仍有意义。只是为了保住传统，并不需要证明那些伤痕都来自外部。汉唐宋明有士人政治，也有皇权、门阀、豪强和利益集团；元清有征服者的防范与控制，也有吸纳士人、治理社会和重新建立秩序的过程，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并不需要钱穆给我一套关于中国政治史的标准答案。前半本他告诉我制度是什么，我读得昏昏欲睡；后半本他的判断越来越鲜明，我开始不断反驳他、怀疑他，又偶尔被他说服，阅读才真正变得有意思。一本历史书对我来说最好的状态，不是作者把知识完整地交给我，而是他坐到了我的对面。我们共享同一段历史，却不断得出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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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
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第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第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指是驻在皇宫的。
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
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
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室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想法丞相不是单纯的“皇帝私人下属”，而是百官之长、政府首脑。 皇帝与丞相当然有君臣上下关系，但在行政结构上，不能简单理解为现代公司的一级一级直属汇报。 因此这里“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 重点不是皇帝不能和丞相说话，而是说：皇帝的意志如果要从“内廷里的皇帝意见”转化成“外朝政府要处理的政务”，存在一套正式的传递渠道。反过来也一样
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
想法这种“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和西方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区别是什么？
以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歆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
想法工业化和现代财政国家改变了这个问题
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
他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所以皇位继承是政府事，并非皇室事。
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地域人民之参加，不致偏荣偏枯。因此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
汉制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本县人。如是则中央政府既是绝对的代表全国性的，而地方政府却又竭力避免其陷于地方性。这样才可使大一统的局面，永远维持
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
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
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最先尚书仆射都附此职衔，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
想法我是真宰相，我是真宰相，我才是真宰相
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此是一理论。
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这是宋初皇室在一种自卑感的私心下，蓄意要减夺中书宰相职权而添设的。
想法宋初统治者受到五代政治经验和自身得国方式的影响，对臣下形成独立权力中心高度警惕，因此有意识地分割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员的权力，以加强皇帝对中央政府的最终控制。
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
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颇有英法在中东划殖民地之思
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
想法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时，存在非常清楚的“宗主国英国”和“殖民地香港”的区别。帝国政治中心在伦敦，香港是英国在东亚取得并统治的海外领地。元朝却不是这样的结构。 “中国只是蒙古的殖民地，就像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认为这里钱穆把一个复杂的前现代征服帝国，套进了近代欧洲殖民帝国的“本国—殖民地”模型。 很明显这里钱穆的“中国“已经被他预设成一个与“蒙古”截然分开的、具有连续主体性的政治共同体，如果按这个逻辑推，很容易得到一个直接的结论，就是只要不是汉人建立的王朝，就是外国殖民中国。 因为这里钱穆把中国做了定义，他认为的中国包含一种非常强烈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意味，他认为的中国是一个原本由士人、地方社会、文官政府共同构成的那套“中国政治传统”的国家，而新建立的王朝并没有遵循这套中国政治传统逻辑治理这里，那它就不是中国。 因此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在一个中立的态度下比较各个朝代制度，而是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想当具体的”理想中国政治“的框架，并把每个朝代放进来进行评价
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清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
想法钱穆意识到空间名称并非中性，而会塑造政治想象，那么他在描述中国政治时使用的中央/地方，皇室/政府，中国历史圈这些词也并不是纯粹透明、没有预设的描述性词汇。 政治语言几乎不存在完全无立场的命名，同一件历史事件，换一个词，因果事实可能还没有改变，道德关系和政治主体却已经悄悄改变了。 钱穆本人其实是一个对政治语言非常敏感的人，但他对别人的政治语言很敏感，对自己那套“中国”“政府”“地方”“传统”的语言却未必保持同等距离
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实
想法钱穆真的很喜欢汉代的制度
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阁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
想法中国后期科举竞争的加剧，不只是人口增长造成的供需失衡，也是中央国家垄断政治人才选拔、儒家文化赋予仕途高度道德正当性，以及社会精英身份长期向“士”集中共同造成的结果。
我们读历史的，读到明朝晚年，总觉得中国太不行。满洲不过是松花江外一个小部落，中国怎会抵御不住他？我们因这一番愤懑之情，便不免要多责备。
想法钱穆说满洲是明朝的外敌，这没有什么大问题；把满洲入关称为征服，也可以成立。 但他说“中国抵御不住满洲”，就已经不只是战争事实，而包含了他的历史叙事，他把明代政治共同体称作“中国”，把当时的满洲政权放在“中国”之外。
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
想法1644年直接推翻明朝中央政权的是李自成，而不是清军。清军入关是在北京已经陷落、崇祯已经自缢之后。只是随后清击败李自成、消灭南明等政权，最终成为明清易代的胜利者。
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想法钱穆对元、清确实存在明显的负面预设。在他的叙事里，汉唐宋明属于中国政治传统内部的演变，即使宋明制度变坏，也是自己家的制度出了问题。而元清首先被视为外来征服集团，所以它们加强控制的制度，很容易被他解释成维护蒙古、满洲统治的私心。 他的批评并非毫无事实依据，但推论过度。元清确实具有征服王朝特征，清代也确实存在八旗、满洲贵族特殊地位、满汉官缺等维护统治集团的安排。但从“部分制度服务于征服集团”推到“清代全无制度，只有法术”，明显已经不是中性的制度史判断，而是钱穆的价值评价。 钱穆实际上有一套自己的好制度标准。他认可士人参与政治、政府具有相对独立性、官员权责相称、地方具有行政活力。符合这些原则的，他更愿意称为“中国传统政治”；主要强化皇帝或征服集团控制的，则容易被他贬为“法术”。因此他的“制度/法术”之分本身就带有价值立场。 这种态度与钱穆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他1895年出生，亲历晚清、辛亥革命、抗战和近代民族危机。“满洲是否属于中国”“清朝是不是征服王朝”对他这一代人并不是完全冷却的历史问题。同时，他又特别希望反驳“中国两千年只有专制、传统政治一无是处”的观点，因此容易形成一种叙事，中国本来的政治传统有值得肯定之处，很多严重问题是后来尤其征服王朝扭曲造成的。 这也造成了他史观中的一个矛盾。他非常警惕西方人用“中国本部”等概念切割中国，却又会使用“真正的中国政治/外来征服政治”的二分法解释元清。也就是说，他很清楚命名会塑造历史，但他自己的“中国”“征服”“部族政权”等概念同样在塑造历史。 在现代视角下，元清不能简单理解成外国殖民中国。尤其清朝，更适合理解为一个兼具中国王朝与多民族帝国性质的政权。满洲统治者既保留自身政治传统，又参与了后来中国疆域、民族关系和国家形态的塑造。 钱穆对元清的批评有征服王朝政治的事实基础，但他把“中国传统政治”理想化，并倾向于将元清制度中的问题归因于外族统治集团的私心，因此其元清论述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和价值偏向，“清代全无制度，只有法术”尤其不宜作为客观制度史结论。
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
想法中国传统政治理论并不把天下明确规定为君主可以任意处分的私人财产，而强调君主受天命治理天下，并承担保民、治民的政治伦理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历代皇帝没有强烈的家天下意识，更不意味着皇权受到稳定而有效的制度性限制。
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吧，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由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此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
想法钱穆对元清的批评并非没有事实依据：蒙古、满洲统治集团确实具有较强的世袭身份和族群特权，科举士人集团相较之下也确实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但他把“开放程度不同”进一步转化为“士人政权为公、部族政权为私”，并在比较中不断切换阶级、族群和政治身份三个维度，从而形成了明显不对称的评价标准。他对元清制度的分析因此越来越受到其民族主义史观和反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牵引。
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
想法这句我认同
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
想法一个国家要求人民承担的义务越多，就越需要证明自己能够保障他们的基本安全、权利和公共利益。归属感不是国家可以无条件向人民征收的一种税。
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智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
想法钱穆并非不承认民众的力量，而是不相信民众的力量本身能够产生良好政治。他始终相信社会需要由“贤者”“士人”将民众诉求转化为政治秩序，因此他的“天下为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民主，而是一种由优秀士人代表天下、承担公共政治的精英主义理想。
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起不满意
想法钱穆试图纠正近代以来将中国两千年政治简单概括为“帝王专制”的历史观，这一努力有其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但为了从清朝的失败中拯救中国传统，他又过度建构了“士人政治”与“部族政治”的二分，把前者赋予公共性，把元清的许多政治弊病归因于征服民族的私心。这样虽然维护了传统，却牺牲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对传统的批判，而是无论赞美还是批判，都试图用一个本质解释两千年的中国政治。
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但我若只讲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将认我是“守旧”，民主主义者将认我“反民主”，现代化主义者将认为我“反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