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极限

出现这样一大批“厚着脸皮”优先自身利益的姑娘是我喜闻乐见的，因为男人打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最看重自己，无关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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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无论男女，但女人一直被置于“只能通过男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构下，所以她们的生存策略要么是勾引男人，不然就是利用男人。加纳女性找“干爹”也是这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置身于这种结构，女性当然会最大限度利用手头的资源维持生存，岂能责怪。我甚至觉得，那些嚷嚷“想当家庭主妇”的姑娘也不是在开倒车，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做出了选择。把这个选择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她们一点都不想要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人生，只是在利用社会性别术语粉饰“我想要远离竞争社会，过上舒适生活”这个（男人无法选择）的选项罢了。如今的女性不必依赖男性，也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她们不必期望男人说出“我想给你幸福”“我会一辈子保护你”之类的话，而可以抬头挺胸地说：“自己的幸福自己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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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感觉，每一代人接受“男人就是这样”的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我母亲那一代将“男人就是这样”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她们的生存策略是一味隐忍，“给足男人面子，好好捧着就行了”，并把这种“女性的智慧”传授给了女儿。而她们的女儿，也就是我这代人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心想“这也太荒唐了”，拼命反抗却不断碰壁，遍体鳞伤。你们这一代相当于我们的女儿，也许你们认识到了墙有多厚，以侮蔑男人为代价，学会了如何以更狡猾、更省力的方式活下去。“拎得清才更占便宜”大概也是你们的选项之一。再下一代的年轻女性生于少子化的时代背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坚信女人在各方面都不比男人逊色，所以发出了无比正当合理的呼声：“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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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与女性运动相匹敌的男性运动，原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害性，要么就是他们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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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什么要由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性暴力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坚持主张“色狼蒙冤”？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而不是痛骂？出入风俗店的男人为什么不引以为耻？……男人可真是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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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运动让那些不是直接受害者的女性也参与进来，带头解决女性面临的困境。因为我们感觉到，其他女性的过去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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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没有参政权的时代，她们被卷入男人自说自话发动的战争，又被迫置身于战祸和占领的荒谬局势。女性大可争辩“依附打了胜仗的男人有什么不对”，但在打了败仗的男人看来，她们就是屈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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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定能改写女人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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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用钱摆布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变少，那就以青春为武器，把他们的钱统统卷走；性骚扰言论永远都不会消失，那就干脆戴着耳塞工作；总有男人想睡单纯的年轻女人，所以要多留个心眼，不要孤男寡女出去喝酒；刚进公司的时候要多讨大叔上司的欢心……像这样绞尽脑汁为自己创造容身之地的过程，确实和学习如何对付色狼的过程相似。即便内心暗藏一定的反抗精神，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森先生所谓“拎得清”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我们只精通逃跑的方法，色狼才没有变少。我也意识到，正因为我们心底已经对男人灰心，认定色狼永远都不可能绝迹，才会优先采取应对策略而非试图改变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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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假装不痛的逞强态度和把痛喊出来的态度同样可贵。因为双方都不曾畏惧严苛的现实，咬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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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报社，自然也能见证人性中的愚蠢和卑劣，自己公司、采访对象和同行的其他公司都是大叔占绝大多数，因此在报社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变得善于向现实妥协。无论是在求职过程中，还是在入职之后，或是在永田町、霞关、兜町[2]采访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小山口敬之”[3]、“小佐佐木宏”和“小森喜朗”。要是每次都鼓起勇气狠狠抗议，为了不再出现受害者而积极检举，就无法集中精力完成好不容易抓住的记者工作，只会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所以我们也有苦衷，如果不把那些事当作毫无意义的琐事而置之不理，我们就无法生存。我有很多朋友并不怀疑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大体上赞同女性主义者的抗议，但她们还是更重视自己的生活和幸福，重视公司的环境是否舒服，认为小伤口放着不管也会愈合，也变得善于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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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这代人至少可以跟男生读一样的学校，上一样的课，进一样的公司，但现实中，援交和夜店陪酒女郎又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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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可以改变，情感和思想却不行。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即使男人的行为多少得体了一些，他们心中龌龊的歧视心态和情绪也不会改变，遮遮掩掩的反而让我恶心。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嘴上说两句“巴不得扔石头砸你”总比一边骂“妓女”一边扔石头要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只在脑子里想想，说都不要说出来，把那些念头统统带回家去。不过，看到他们出于社会需要挂上假惺惺的微笑，我还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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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的是法律限制、政治干预等来自公权的压制。迄今为止的“抨击→删除”都是市民活动的成果，而不是行使公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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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凄惨的谋杀和性暴力，但没有人嚷嚷着要禁止它们。现实和表达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正因为人们在表达中做出了犯罪、杀人、虐待之类的事情，才不至于在现实中这么做。也正是通过这些表达，我们才能深入学习男人、女人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女性主义者中少有的“表达自由派”。因为我认为想象力是无法管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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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就连我都会一怒之下破口大骂“我非要宰了那个混蛋不可”，这辈子都不知道宰过多少个了（笑）。但我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当然也不会付诸实践。有一次，某自由派学者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杀人的场面就会勃起”，令我惊愕不已。我惊愕并非因为他“看到杀人场面就勃起”这一事实（这太寻常了），而是因为他敢耿直地对我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说出这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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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但他们至少应该学到了一点：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那样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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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变了？是社会的原则变了。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而且能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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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骚扰”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人批评道：“身体接触是职场的润滑油，要是不加点油，办公室里的气氛会很紧张。”一位在餐馆兼职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最近男同事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感觉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我对她说：“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他们“自然而然”的“无心之举”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是否有意为之”并非判断歧视与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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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换成短短几十年前，提出批评的人怕是会反过来遭到抨击，被扣上“吹毛求疵”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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