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极限

是接纳受害者之名，还是不甘如此？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说实话，我现在也很迷茫。对我来说，摆脱乏味的受害者标签，在这场游戏中急忙寻找出口，似乎会妨碍女性运动，造成二次伤害。但我也在职场、AV摄制、家庭与恋爱的第一线见证了许多女性一边顽强对抗落到头上的逆境，一边享受这个过程的模样。让她们假装可怜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我所参与的女性主义应有的姿态。

为什么我会如此强烈地抵触承认自己受到了性别歧视的伤害？

但这种讲述遵从AV的制作模式，颇具职业色彩。换句话说，那是带有商品属性的讲述。强调女性具有能动性、自愿选择成为性客体，是性产业的陈词滥调。因为女性的能动性可以为男性的性欲免责。不仅如此，你还敏锐地指出这一行业暗藏成瘾性的机制，逼得AV女演员不断尝试越来越重口味的“玩法”。这是一种专业精神。她们告诉自己：我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能冲破更多壁垒！我能挑战更高难度的花

由我的硕士论文改编的《“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后，我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挣脱“受害者”一词织就的牢笼，在其中死命挣扎。不以受害者的姿态为“伤害”定罪，就是我要求自己拿出来的态度。

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有很多“成为受害者”的机会，也着实从中受益。作为女性生活在日本社会，我在高中时就开始出入原味店[2]、援交等性商品化的世界，高考后还演过AV，后来进了一家典型的日企，一位女部长都没有的那种（不过据说我离职以后有了）。有幸得到写作的机会时，我发觉手头有大量素材，让我足以作为一名受害者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我如何苦于性剥削、封建落后的企业文化、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内化的男性凝视，还被鼓励女性就业的口号牵着鼻子走，被迫穿上窄小的衣服与鞋子，任由某种价值观毒害到了骨子里。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发表观点，也许多少能抚慰那些没有机会发声的沉默者的沮丧和伤痛。

但我又觉得，自己近距离观察过的女性，以及作为当事人体验过的“自己”好像都要坚强、有趣一些，也进化得更有智慧，不至于单方面地被男人的性欲所伤，而且也应该已经获得作战的武器。

是不制造假想敌，也不写成“受害报告”，便勾勒出剥削的结构和男女的共犯关系

只有通过解构才能阐明罪恶

渐渐意识到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举止与态度，还有习以为常的广告都披着厚厚的一层性别外衣。在我这个80后看来，这个发现非常有趣，让我切身感觉到，在前人的不懈努力下，“性别不平等造成的伤害被解构了”，我们则“从受迫而为的状态进化到了明知故犯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历史受害者，而是以复杂的方式不断重复受害与加害，同时坚强地活着。也许是我太沉浸于新发现的喜悦，疏忽了批判根深蒂固、一丝不变的更根本的“伤害”。

不愿被称为受害者的心态叫“恐弱”。

全篇透露出为自己开脱的态度，传达出“这不是我”的讯息。你也许是认为，学术论文必须持旁观者的立场。

少女决定卖她们能卖的东西，这个选择并不费解。相较之下，愿意出高价购买旧内裤的男性顾客才更“费解”，但男性在谈论这些时从不会将目光投向同性。

就好像对春宫图的研究越是“高深”，就越是沉迷于对外围符号（如外表与衣着）的分析一样。画面呈现的明明是性事，但那样分析就可以对性避而不谈了。

实话告诉你，我对“情色资本”这个概念持批判态度。据说它是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参照“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创造的概念，但我甚至认为它在社会学层面上根本立不住脚

因为“资本”本该是能带来利益的东西，而且除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学历和执照）、社会资本（人脉）等无形的资本也都是可以获得并积累的，但情色资本不仅不能通过努力获得（有人说可以，但终究是有限度的），还无法积累，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此外，其价值只能被单方面评估，而评估的标准完全掌握在评估者手中

在资本的所有者对资本没有控制权的状态下称其为“资本”显然是错误的。资本主义从根本上与私有权挂钩，而情色资本的归属者（即女性）是否拥有其所有权都是存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称之为资本，不过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隐喻罢了。这个概念只是对“年轻漂亮的女人更占便宜”这一通俗的社会常识做了些学术层面的粉饰而已。

在性市场上，仍然有巨大的经济资本在起作用，女性只不过是“情色商品”罢了。那自由职业的性工作者呢？做个体户，做自己的情色资本的所有者兼劳动者，就能自行决定如何处置这种资本了？就可以像拥有学历、IT技能等文化资本的人一样，向市场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了？正如你自己写的那样，“被强行赋予，再被强行剥夺”，“拥有与否无关本人意愿”，那这东西就不能被称作什么“资本”。

每次做出格的事，我都很清楚这些无聊的行为之所以能带来美妙的体验，正是多亏了“父母的禁止”。“禁止”的魔法一旦失效，无聊的事情就会变回了无生趣的无聊模样。

恐怕男人就是因为问心有愧，才甘愿为性服务支付包括耻辱费在内的高昂费用。女性不敢宣扬“我年轻时在夜总会陪酒赚了不少钱”，男性也同样无法抬头挺胸地说“我在夜总会和洗浴中心砸了不少钱”。不，应该是不能像以前那样说了。在烟花巷和红灯区还存在的时候，玩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财力的象征，但如今他们已经不能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就连曾夸口“女人跟钱走”的堀江A梦[4]，如今也只能炫耀自己可以用钱轻易请到模特和空姐参加IT大亨的联谊会，却不能公开表示自己“花钱”与她们发生性关系（哪怕他确实干过这种事）。

对女性而言，性工作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不产生报酬，她们决不会从事性工作，这很好理解。而男性是支付报酬的消费者。他们到底在买什么？他们心底里知道那是不该用钱买的东西，所以把这份亏心转嫁给了对面的女性，不是吗？而他们最有力的借口就是“自我决定”。

。除极少数例外，性市场是“属于男人、由男人主导、为男人服务的市场”。在这种结构性的前提下，得知自己会得到报酬的女性纷纷进入这一市场。知道这种报酬有限时高价的JK（高中女生的隐语）也没落下。可是，让她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正是轻浮地凑上去问“小妹妹，你收多少钱”的可耻男人。也是他们单方面将情色资本强加给她们

也有你这样的年轻女性，明明不受经济条件所迫，却出于好奇、叛逆、挑战或自虐情结进入了那样的世界。你们很清楚性市场的性别不对称，还想反过来利用这一机制。男人当然会对这样的女人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女性的能动性”能为他们免责，而且在充满金钱和欲望的权力游戏中，你们也是更值得追逐的猎物。

性行为是一种棘手又麻烦的人类互动，极具侵袭性，同时也是生殖行为。有些男性表示，性工作的报酬其实也包括“逃票费”。他们不必为生殖行为的果实负责，所以要用金钱补偿。对男人来说，性产业就是一种借助金钱的力量绕过棘手又麻烦的人际关系程序、只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

任何试图用金钱、权力或暴力摆布女人的男人，都是不折不扣的“阴沟”。

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这种心态叫“恐弱”。

和恐同一样，恐弱也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对软弱表现出强烈的厌恶

三十多岁的人失去了童年无所不能的感觉，会渐渐感觉到能力与体力层面的极限。与此同时，这也是生出“自立”的年纪。我们会扪心自问，在达到极限之前能做到什么，明确区分自己做得到的和做不到的，放弃做不到的，真诚、仔细、踏实地做那些做得到的……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信和信任。而自信与信任是可以稳步积累的。

我猜你可能也解释不清楚自己当年为什么进入那个行业。硬要说的话，大概就是“因为母亲厌恶那一行”吧。

常有母亲对即将离巢的儿女说：“妈妈相信你。”但这不是理解。因为前面还有半句话——“虽然我搞不懂”。“虽然我搞不懂，但妈妈相信你，因为那是你想做的事。”这不是理解，而是相信。这种相信的基础是爱。这种耿直的爱正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大的礼物。

总的来说，她强烈排斥卖弄“女人味”，但与此同时，她也有略显异常的外表至上主义倾向。

她的这种执拗不是单纯对服饰或美的热爱，而显然是执拗于“持续做男性欲想的对象”。如果得不到“美女”“真显年轻”的夸奖，不被男人欲想，她宁可不出去抛头露面。

一方面是因为我忙于照顾她，之后又要操办后事，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好歹在母亲的最后时刻听她一句劝”的念头。但事实是，她一走，夜班的吸引力和我置身于夜世界的意义都立刻打了对折。

她明明渴望成为价格昂贵的商品，却鄙视那些实际出卖自己的女人，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彻底卖掉了自己。

。参加活动、上电视的时候，主办方和节目组会对我提出特殊的着装要求。周刊等媒体也会提议把当年的AV照片而不是近照放在简介的显眼处。这些要求我都会接受

一方面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实力比不过这段经历，一方面是害怕一旦拒绝就会被抛弃。还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总觉得被这样对待是成为AV女演员或陪酒女郎的必然代价，本就包含在了报酬中

我不为取悦男人而写，但也不愿意为了不取悦男人而选择不写。我不希望我因为“会取悦男人”而被剥夺说话的权利。

我有没有可能只写自己，同时避免一切取悦男人的可能性呢？

在许多被母亲用巨大的爱与智慧牢牢捆住的女儿中，肯定有人无法获得自我意识，甚至走上自毁之路，你却有足够的力量精准攻击母亲的阿喀琉斯之踵。

你母亲的人生态度一定对你的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好坏。如果她不是这样一个人，你也许就不会选择这条路了。与此同时，我也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幸运，因为我没有一个如此智慧而强大的母亲，不至于受到如此深远的影响。不过细细想来，我那位对女儿缺乏理解的母亲留下的“遗产”，便是我不结婚生子的选择。如此看来，母亲的影响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的人生。

最能犀利看穿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所捉弄的也是女儿。

如果我有一个与自己无比亲近的女儿，如果她会毫不留情地剜起我的矛盾、我的模棱两可、我的局限与狡猾……她又会如何描述我呢？

孩子无法选择父母。什么样的父母对于被迫成为其子女的孩子来说都是“扰人的麻烦”。强势的父母是强势的麻烦，弱势的父母是弱势的麻烦。

也许是因为年轻的父母仍然清楚记得自己的童年经历吧。不过话说回来，每个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很多人却把当年（完全无助的时候）受过的苦忘得一干二净，这着实不可思议。

女性这种“我跟她们不一样”的意识与外表至上主义挂钩也是顺理成章。女性从小暴露在男性评价的视线中，但男人评价的并非女性的智慧，而是更简单易懂的外表

我在美国的精英女性群体中见过好几位穿着格外性感的女士。每次见到那样的人，我都很疑惑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别。我们也可以说，恰恰是她对自身社会地位和能力的自豪感反过来允许她走性感路线。这其实是一种炫耀，言外之意：作为一个女人，我有足够的商品价值，但我偏不卖，不卖我也能过得很好

对你的母亲来说，她做出的选择就是全身心地拒绝娘家的母亲和两位祖母做过的事。从这个角度看，你的母亲也受制于自己的成长经历。而作为孙辈，你一定是想用母亲最讨厌的选择来考验她的极限，而且还是以双方都会流血的最残忍的方式。

。你选择成为AV女演员，没有受到任何人、任何环境因素的强迫，所以“自我决定”的问题时刻纠缠着你。总是成对出现的“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不允许你把选择的代价归咎于任何人。

没有什么比“自我决定”更能满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负，也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让精英女性远离女性主义

但刚刚迈入性产业时，我猜你也许并没有想到代价会如此昂贵。我所说的“代价”不单单是过去的污名将长期困扰你。你是不是也在现场实际受到了伤害？性产业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上。不难想象，女性在实地会饱尝怎样的性别歧视、侮辱、虐待、暴力和剥削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怎么样都忍得了”“我没那么脆弱，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受伤”……无数从事性工作的女性说过类似的话。甚至有少女把解离[2]当成一种技巧，说只要“灵魂出窍”二十分钟就完事了。她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贬低自己的经历。男人们则巧妙利用了这一点。“别小题大做”“这没什么大不了”“又不会少一块肉”……看到这里，不难意识到这些正是性骚扰者和色狼的口头禅。再加上“自我决定”，就变成了“明明是你自愿的”“你不是就盼着我这么干吗”“瞧你那很享受的样子”……贬低（对男性不利的）女性经历、为自己免责是男性的惯用套路。他们巴不得有女性将其内化。

“我可以忍受他人将利刃对准自己，却不愿意看到我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锋利武器。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是我的另一大烦恼”。别绕路了。在担心别人之前，你应该先保护好自己的“尊严”，你没有必要忍受“对准你的利刃”。对你我而言，“对准自己的利刃”都是痛苦而可怕的。当你的文字“被改造成指向他人的锋利武器”时，受到伤害的其实是你，而非他人

正视自己的伤痛吧。痛了就喊痛。人的尊严就从这里开始。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一个人若是不能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经历和感觉，又怎么可能相信和尊重别人的经历和感觉呢？

我在随笔里提到了与母亲的零星对话，周围人看完之后的反应都是“你的母亲可真了不起”，“你妈妈说的话充满智慧，让人印象深刻”。我从不怀疑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也深知她的话语充满智慧，但降生在这种了不起和智慧之下，当然不是百分百的好事。“我也有我的挣扎，可我又该如何讲述这种难以理解的苦楚呢？”就在踌躇不决的时候，您一句“真让人头疼”点破了我的纠结。这句话好似氧气，拯救了被种种评价压得喘不过气的我。

单面镜这一边是随时能被替换的我，另一边则是付了一万五千日元来自慰的男人。这滑稽至极的一幕至今根植于我的两性观中。我们显然是年轻的、穿着制服、单薄无力的人，没有被赋予任何尊严，只能被消费，甚至不被认为拥有任何思想或感情。对方对我喜欢什么、平时读什么书没有任何兴趣，唯一有价值的是，我是一个长着乳房的高中女生，会笑嘻嘻地把内裤递过去。但他们的模样也同样惨不忍睹。他们认定自己有单面镜保护，即便受尽女生的鄙视，被打上“恶心”的标签，仍不惜花光辛苦得来的报酬，购买我们故意用粉底弄脏的内衣，用它的气味抚慰自己，射精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我也感到有必要走出“终将毫无结果”的犬儒主义，却又觉得摆脱对男性的绝望格外艰难。

更令我感慨万千的是，你一直把这些经历藏在心里，认定自己无权称伤痛为伤痛。这种自虐与自尊正是女性的阿喀琉斯之踵，是这一行的男性多年来一直在利用的东西

性革命想要颠覆的是近代的性规范，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双重性标准。那是“初夜”一词仍然存在的时代，可想而知当时的“性实验”与今天相比是多么具有“革命性”。“女人忘不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可笑至极。“女人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爱几个都行。“女人不能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做爱”……一试才发现容易得很。

性的近代范式是“性=人格”。女人的“人格”会因为“出格”的性遭到玷污，男人的人格却不受性的影响。在“性=人格”的范式下，遭受性暴力的女性是“肮脏的”，出卖性的女人被视为“堕落的”。以前甚至有“沦落女”“丑业妇”这样的说法。而与“丑业妇”接触的男人似乎一点都不丑陋。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无论怎么接触“堕落的女人”，都不会染上“堕落

当女性的性与爱仍联系在一起，性就是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爱而献给男人的东西，不然就是要尽可能高价转让的财产

情色否认死亡。前线士兵找女人交欢，恐怕也是为了抵消对死亡的恐惧。

对《青鞜》的女人而言，“自由恋爱”仿佛是拥有神奇魔力的咒语。女人在别处都无法与男人享受同等待遇，唯独在自由恋爱的游戏世界里，她们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扭转局势，牵着男人的鼻子走，统治或操纵男人

恋爱是自我的斗争。我要成为“女人”，就需要“男人”作为恋爱游戏的对手。而且我深刻认识到，我对女性身份的认同依赖于男人的存在。我也正是因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异性恋的女人”。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异性恋时，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去寻求男人，也确实那样做了。

至今相信，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因为在恋爱的游戏场上，人能够深入学习自己和他人。恋爱会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欲望、嫉妒、控制欲、利己心、宽容和超脱。恋爱是斗争的平台，你要夺取对方的自我，并放弃自己的自我。我从不认为恋爱是一种放纵的体验。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伤害，也互相伤害，借此艰难地摸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渡给他人的自我防线，以及对方那条无法逾越的自我界线。我向来认为恋爱不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恰恰相反，恋爱是一种“面对对方时极度清醒，以至于在旁人看来无比疯狂”的状态。跟一个爱上窝囊废的女人列举男方的多少缺点都是徒劳，因为她早就一清二楚。正因为对情人的弱点了如指掌，才能比其他人更残酷地伤害对方。

肆意践踏他人的自我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但我们正是在还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将磨破发红的自我暴露在他人眼前，并要求他人也这样做，最终在这个过程中构筑起“自我”。只有在恋爱的游戏场上，我们才被允许这样做——我将踏入你的自我，也让你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因为我“爱”你。

恋爱绝不是死死捍卫自我界限的游戏，而是通过狠狠品味与自己不同的他人的反应，同时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也能确认“他人与自己存在绝对的隔绝”，“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或控制他人”。恋爱非但没有使人与人相融，反而引领我们走向孤独。而这种孤独是多么畅快。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所谓成熟，就是提高他人在你心中的吃水线。”正是通过这种“殊死搏斗”，我才能对他人更加宽容。

性的光谱涵盖了暴力到交欢的种种层次，爱的光谱也涵盖了控制到自我牺牲的种种层次。无论是性还是爱，都完全不需要理想化。但你若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将时间和精力等有限资源用到极致，体验高质量的性和高质量的恋爱肯定比不体验要好。因为在人际关系层面，两者都是麻烦又棘手的东西。最终有多少回报，完全取决于你投资了多少。

能使你充盈、教你认识自己的，是“爱”而非“被爱”，是“欲想”而非“被欲想”。没有性和爱，人也活得下去，但“有”比“没有”确实更能丰富人生的经历。

您那代人见证了浪漫爱意识形态的瓦解。在这种瓦解中，不结婚的选择确实不再显得特立独行。我们这代人明明活在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我却痛感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别强烈地抗拒婚姻，那么结婚就是最正常的选择，不结婚反倒需要有一定的个人追求与理由

我这个年纪的女性步入婚姻应该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和育儿问题，但尽管可以在婚姻框架之外解决这些问题，还是有多到出乎意料的人认为“结婚”二字象征的东西更有吸引力

在现阶段，不结婚确实会在社会层面上产生种种不便，特别是在育儿方面，不结婚就是决定性的不利条件。可让我纳闷的是，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解决这些不便上，而是想方设法让许多没结婚的人能够结婚呢？

但我感觉今天的男性已经逐渐习惯与女性并肩工作，或是在她们的指导下工作，而他们似乎将女性简单分成了三类：尊敬对象（老师和同事）、保护对象（妻子和女儿）和性对象（娼妇和情妇）

我向来认为AV女演员基本上很难建立家庭，毕竟拍片会留下她们曾是性对象的证据，而且街坊邻居都会知道，所以我一直认为投身色情行业就等于告别未来结婚的可能性。许多前AV女演员选择结婚成家，但婚姻会将双方亲属牵扯进来，必然面临一定的冲突和妥协，所以实话实说，我们至少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非常低的。我也觉得，卖娼、拍片就是趁着单身和年轻，预支通过婚姻获得的男人的经济庇护。

患病期间，病人当然是最痛苦的，而病人的家属同样疲惫不堪。即使如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也不愿见到或依赖我和父亲以外的任何人，所以尽管心里很是烦躁，我也不得不像履行义务那样留在她身边。与病魔的斗争让她失去了性魅力，药物也令她神志模糊，几乎丧失了理智和语言能力。现在回想起来，我多少有些明白了，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契约，也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两者的结合。

那些对婚姻制度说“不”的人往往与伴侣建立了比寻常夫妇稳固得多的联系。我也觉得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联系，他们才有底气置身于制度之外

日本男人在社会上总是靠资历说话，在评估女人的价值时却是“反论资排辈”

为什么日本男人理解不了经历丰富、尝过酸甜苦辣的成熟女性的魅力呢？为什么在性市场上，没有经验、未经世故与生疏会拥有额外的价值？……连问出这些问题都显得愚蠢。正如你指出的那样，关键就在于男人胆小如鼠，害怕女人拿自己跟其他男人比较。而这些心胸狭小的男人恐怕正是性市场的主力顾客群。

男人确实很不欢迎女人在三种类型之间游移

你写道，只要女人待在让男人觉得安心的类别中，就会得到“尊重”。但这本质上并不是尊重。更准确的说法是，她得到的只是与其类别相符的对待。而且区分三种类别的优劣高低，让女性相互对立与歧视，正是分而治之的金科玉律。天知道有多少女性被这种父权制的狡猾捆住手脚，在“女人的敌人是女人”的精神指导下，被迫置身于无谓的对立之中。女人若是企图越界，男人就会予以制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随意调整分类的标准，以便随心所欲地贬低女人

照理说你只有当性对象的价值，可你却越界成了跟我平起平坐的同事，所以我要制裁你——这就是职场性骚扰的形成机制。你觉得这种天真而无意识地管理类别界限的行为是没有恶意的吗？如果女人在这些类别之间自由移动，男人就会感到困惑。他们毫不怀疑类别界限的管理权在自己手中，这种态度就是所谓的“阳刚之气”。

我特别想反问一句：“人怎么能忍住不搞婚外恋呢？

如果你不结婚，自然就没有婚外恋，所以只要别做遵守不了的承诺就能解决问题

恋爱可以教会我们“人无法拥有他人，也无法被他人拥有”。我不想拥有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拥有。当我自主使用我的性身体时，我不希望有人来告诉我“可以”或“不可以”这样做；我也不愿想象自己之外的某个人拥有这样做的权利。反之，我也无法认为我有权利在别人行使性自由时横加指责。我无法忍受将性和爱置于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之下，与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挂钩。因此，没有什么比男人对女人说“我会保护你”“我会让你幸福”更令我反胃了。尽管我听说，有些女性听到这种话会怦然心动。

交往之前只算“床伴”，这时你还可以随心所欲，与任何人建立任何类型的关系。可一旦提出交往，就等于放弃了这种自由，转而建立专属伴侣关系。而你的女性朋友似乎都很渴望这种交往状态。莫非她们宁可放弃自己的自由，也想得到约束对方、谴责对方出轨的权利吗？

之所以用“定下来”或“解决人生大事”来描述婚姻，不仅是因为结婚能让当事人顺利嵌入社会的框架，更因为大家普遍觉得结了婚便能获得安全感和保障。

我选择不结婚的部分原因是不想用契约束缚人际关系。不过说得再酷一点的话，也是因为我不想为自己的人生上任何形式的“保险”。尽管这种保险其实只有一纸空文，根本靠不住，大家也见证了无数次，可还是有人想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倒也无意否定他们的想法。

你似乎在与父亲照顾患病母亲的那两年里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使你父母成为“家人”的，不仅仅是性的纽带。正是因为有了你这个孩子，他们的纽带才变得“命中注定”（当然，也有些夫妇无论生育几个子女都到不了这个境界）。没有什么关系比亲子更加命中注定、无法选择。你没有选择生在“这个母亲”膝下，你母亲也没有特意选择生下“这个女儿”。在我看来，家庭二字之所以富有魔力，只可能是因为人们渴望这种无法选择的命中注定。

性的纽带是可以选择的，必要时甚至可以切断，血缘纽带却无法选择。如果这种纽带可以选择，想系就系，想解就解……恐怕这种梦想称不上解放，更像是噩梦。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是“家人”，风向不对就一刀两断……这种功利性的关系不能被称为家庭，所以人们从没有舍弃家庭这个词。③

我不认为结婚与否是个大问题。更能改写人生的决定是，要不要通过生育来选择“家庭”这一无法选择的纽带。

因此，无论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缔结专属的性关系、永久地将性交给对方以换取经济保障的做法，还是《JJ》[1]女学生们将自己的性包装成高档品后将使用权交给别人，以期通过婚姻实现阶级跃升这类行为背后的价值观，以及她们认为与丈夫的性生活是“无尽的痛苦”这一点，都能令我产生一种亲切感。我就是觉得失去生活的自由似乎比被称为荡妇要痛苦得多，所以宁可用两个小时的性行为获得相应的回报，也不要交出性的长期使用权以获取巨大的安全感。考虑到婚姻的代价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侵蚀程度，单件的性还是方便得很，毕竟它能与日常生活剥离，暂时作为商品出售。

广义的卖娼性质的性行为不需要磨合双方的语境。对买方而言，我是一个方便的厕所，是一个稍微花点小钱就能随意摆布的性对象。而对我来说，买方就是个可悲的家伙，不掏钱就无权和我上床

男人以为自己买的是我对性的自我决定权和自由，而我以为我卖的是时间和无足轻重的行为。即使双方买卖的不是同一件东西，生意照样能做。乍看之下，甚至呈现出双赢的局面。

们挂在嘴边的所谓恋爱本就很牵强，因为一方是通过少女漫画学习恋爱的女人，另一方则是通过AV学习性的男人，这样两个人要在不同的语境下“分享”同一个空间，想方设法将对方拽进自己的语境，这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

AV中的女演员是男人的玩具，但在少女漫画中，爱情是满足认可欲求的唯一工具

走过一个世纪的少女漫画也日趋多样化了，但有一点没怎么变，那就是：恋爱至高无上，它是让人变得特别的机会，是满足认可欲求的机会。它以浪漫爱意识形态为基础，在与世隔绝的虚拟世界中演化成了与现实恋爱似是而非的东西，其结构类似于男人爱看的超级英雄故事，好比“被蜘蛛咬了的人突然变成蜘蛛侠”。即使浪漫爱意识形态已经土崩瓦解，少女漫画仍然由女性绘制，再由女性消费。我书中的人物之所以渴望“交往”，大概也是因为她们在少女漫画中体验到了强烈的自我肯定感，却没能在别处找到足以超越这种感觉并满足其认可欲求的故事。

不过我曾有机会与一些在熟女风俗店、熟女夜总会工作的女性交流，她们大多已婚，在家中几乎没有性生活。“我想确认自己作为女性还活跃在第一线”“我希望别人当我是个女人”“我想证明自己作为女性仍然有价值”……她们如此说道。中村兔女士写道，她之所以做外送茶[2]女郎，是因为在牛郎俱乐部没有以女人的身份勾起男人的欲望，所以想重拾因此丧失的自信。即使在性市场上的价值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甚至可以说是正因为价值下降了），通过性和卖娼感受自身价值的快感可能也不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卖娼欲是有可能上升的，目前大概正处于这种状态。

“要让子女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欢乐、什么是幸福，最好的方法是有一位自爱的母亲爱他。

在非洲社会，婚姻等于换取彩礼的观念根深蒂固，有偿性行为也得到社会和道德的接受，于是产生了一种价值观，认为“以性行为换取财物是‘女性的权利’”，“男性与女性发生性行为却不给她们财物就等于‘抢劫’”。甚至有人说，“女性同意发生性行为却不换取财物是缺乏自尊的表现”。交易性行为让从事这种行为的女性体验到对性的“自主感”，以及对男性的“掌控感”和“力量感”。

意大利女性主义者乔凡娜·弗兰卡·德拉·科斯塔在《爱的劳动》中指出，娼妇的尊严就在于“不白白让男人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妻子的性是无偿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报酬。

交易性行为不能被称为性骚扰或性暴力，因为在其中起作用的是女性个人的能动性，而不是父母或家族把女儿送出去。但这就像福柯所说的，权力内化的结果是让行为看似是自发的，而非强迫

性对女性来说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上。这样的社会，叫父权制社会。

交易性行为对男人来说是“性行为”，对女人来说是“经济行为”，双方交换的东西并不对等。这种不对称交换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包括经济资源、权力、特权、认可在内的所有资源都（不平均地）分配给了男性群体

我不记得你是不是在某篇文章里提过，曾经有个男人愿意一晚上为你花掉一百万，这件事给了你尊严，成了你日后人生的精神支柱。要说读完那一段的感想，我想引用一下《别扭女子》的文库版解读。那篇解读是别扭女子热潮的带头人雨宫麻美亲自请我撰写的。别为了一点小钱脱下内裤。别对不喜欢的男人张开双腿。别因为男人的奉承就在人前脱光衣服。别误以为在人前脱光这种小事会改变你的人生。别为了得到男人的赞赏当着别人的面上床。别因为某个自私的男人对你心生情欲就得意扬扬。别靠男人给的认可活下去。别用笑容回应男人的麻木不仁。别封印自己的情绪。还有……别再轻贱自己了。③

说起来，女性主义一直主张的就是“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也能做好我自己”，我的价值由我创造。眼看着年轻女性研读“斩男妆”和“斩男穿搭”指南，为了通往婚姻的交往机会而眼红，我是真心觉得可悲。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

也许对我而言，母爱“本该是无条件的，但我怀疑它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无条件”，所以我会把母亲作为女性引以为傲并长期坚持的东西扔进阴沟，变成她最厌恶、绝对不想成为的模样，一心想看看她的爱有没有“最低限度的条件”。

也许我是想尝试得到或控制这份爱，以便探索它是否真的无法得到或控制，又以幼稚拙劣的手段尝试“失去它”，以便试探我能否真的失去它。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会直接发表歧视风俗女郎的言论。与美国相比，对性工作者的暴力（包括来自警察的性暴力）或无视其人权的情况在东京也很少出现，相反，她们受到的侮辱和歧视往往来自将尊严摆在不同位置的女性同行。与社会割裂的她们没有在内部生出团结，反而产生了更激烈的分裂和歧视情绪。做外卖茶的看不起泡泡浴女郎和飞田[1]的女性，因为后者让男人干到最后；泡泡浴女郎看不起被包养的姑娘，觉得她们缺乏专业意识；夜总会陪酒女郎则看不起提供性服务的风俗女郎——这些景象在她们工作时间重叠的牛郎俱乐部里经常可以看到。

通过“不白白让男人干”而获取尊严的“干女儿”和艺妓的自尊心也不例外。当年，在政府审议《卖春防止法》时，沟口健二的电影《赤线地带》将镜头对准吉原，讲述了一个妓女渴望成为家庭主妇的故事。这名妓女好不容易赎了身，嫁了人，却被任意驱使，还没有任何报酬。最终，她厌倦了这种毫无自由的生活，回到了自由自在的红灯区。我认为在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中，对家庭主妇的蔑视至今根深蒂固。

在我看来，曾经的援助交际和现在的爸爸活之所以能毫不费力地被大众接受，是因为在交易性行为（性行为+经济行为）中，男女之间的不对称性可以被简单地糊弄过去

通过爸爸活与援助交际，男人可以活在这样的假象中：我不是付钱给职业小姐让人家陪，而是在跟普通女性交往，我的经济实力可以帮帮她。女性也可以产生这样的错觉：我不是妓女，只是和我发生性关系的人碰巧很有钱，也欣赏我的魅力。

在双方自说自话的语境下，买什么、卖什么都能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意改写

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环境太过优越，仅靠男人的认可无法得到满足；但我们自我意识又太过贫瘠，没了男人的认可就无法满足

有些女性至今还盼着男方提出“请和我交往”，否则就坐立不安，但在工作中又步步高升，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她们身披浪漫爱意识形态的余香，带着男权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的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奔西跑，手足无措。

母校原本是男校，但受“教会学校”形象的影响，报考的女生比较多，要是光看分数，从上往下挑，招进来的便都是女生，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平衡性别比。

这就好像“让我决定自己的价值”和“但我不允许你说我作为女人没有价值”这两种心态在互相侵蚀又彼此共存一样。

即使一个人享有各种能力和资源，只要执着于“被爱”、不愿放弃男人的认可，就无法从容地选择“爱”一个人，而是尴尬地想方设法隐瞒好不容易考进的东京大学的校名

这样的她最后被母亲的一番话彻底推入谷底。妈妈都不敢上街了……求你了，好歹去上学吧，妈妈难为情死了。就是这句话让女儿走上了弯路。这也难怪。女儿拼命拒绝上学，但“妈妈更关心的是面子，而不是亲骨肉”。

常有女性天真无邪地问我：“男朋友要怎么找呀？”我会回答：“主动约就行了。”可听到这话，她们便会惊呼：“欸～这我哪敢呀～”为什么不敢？因为女性不习惯被拒绝。男性也会在遭到拒绝时受伤，但他们可以积累经验，训练自己避免或减少伤害。被拒绝并不意味着你的存在被全盘否定，说一句“哦，这样啊”就行了。

我不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需要和他们耍心机，所以我很容易向他们发出邀约，被拒绝也满不在乎。

法国女性“性自主”程度的指标——性观念越是自由、进步，性伴侣就越多。这个标准实在太直白，教我忍俊不禁。从这个角度看，基于自我决定使用自己身体的性工作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女性”。这也成了她们尊严的源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也渐渐觉得“让身体服从观念”不外乎是对身体的虐待。

人们常说我很坚强，说我抗击打能力强。才不是呢。谁愿意主动变成一个“抗击打”的人啊？挨打了就会痛，就会受伤。一旦伤痛过度，就会碎裂坏掉。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这一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万分重要，而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搞明白，真是愚蠢至极。

有一阵子人们常问我：“你后悔拍AV吗？”这就跟诱供似的，我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对方肯定希望我回答：“后悔也是有的，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世人试图把我们分成两类：要么是受害者，被迫拍片，受尽苦难；要么是积极向前的强大女性，经历过旁人看来十分消极负面的过去，但仍顽强地跨了过去，或以之为精神食粮。但我感觉许多女性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游走，选哪边全看当天的心情。至少我是这样。

如果我贬低自己的伤痛，坚持认为自己周旋得很好，那么对社会而言，我永远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玩意。可我又不愿意高估伤痛，被迫假装自己受伤。所以我切身感觉很难确切把握自己的伤势，也很难准确地将伤痛表达出来。有时我也会信笔写出来，自以为好歹面对了，但过一天再看，又觉得夸大了伤痛的程度，翻来覆去，次次如此

独立女性”之所以意外地成为好打发的情人，“已经跨过去的人”之所以没有机会承认自己的伤痛，让身体服从精神的援交少女之所以强化了大叔的幻想，自我决定的AV女演员之所以不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或许都是因为陷入了自己对自己下的诅咒，进退维谷。

再补充一下，我认为性消费本身绝对不会消失，再费心撤回也没用，所以才会忍不住去干涉那种耿直的抗议吧。

女性似乎需要在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做出一个相当重要的抉择。

人的改变不会像爬楼梯那样逐步发生，也不是一旦改变就再也回不了头。

我素来认为，想象力无法超越自身的认知，而现实远超想象

您一直告诫研讨组的学生“要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巧合的是，母亲生前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也有类似的话。“出一两本别致的散文集也许很容易，大概也很有意思吧。但那只是烟花而已，除了过眼云烟什么都不是。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由衷期待你求师问友，出一本踏踏实实而非易冷烟花的书。”在写下这番话短短半年后，她就与世长辞了。也许她是看穿了我对父母的依赖，看穿了我“被人用完即弃、无路可走了就回家啃老”的小算盘，所以才会如此叮嘱。编辑邀请我与您通信时，我是多么想给劝我“求师问友”的母亲捎个口信啊。

就是念本地的金泽大学医学院，到时候就无法逃离那个家了。祖母和母亲一直教育我：“这年头女人也得有一技之长。”母亲说这话可能是出于怨恨，毕竟她这辈子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丈夫。可真到了女儿选学校的时候，她突然翻脸不认人，说什么“女孩子上个大专就行了”，搞得我很是纳闷，心想：“妈妈，你这些年说过的话算什么啊？”现在想来，她也许是对女儿迅速脱离父母的掌控产生了危机感。后来，她见我选择不结婚、不成家，便觉得自己的人生仿佛被全盘否定，对我说了好些满是怨气的话。

无论我干出什么事，他们都会原谅。我甚至认为，就算子女杀了人逃回家，他们大概也会敞开大门。你说你“年轻时过得太不健康，完全不觉得自己能长命百岁”，这话也把我看乐了。女儿最大的叛逆，就是狠狠糟蹋父母无比珍视的自己。但反过来说，女儿越是下得了手，就说明她越相信父母的爱呀。

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孩子的不孝也莫过于此。送走父母后，有人对我说了一句毕生难忘的话：“孩子的职责就是不走在父母之前，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我们这代人正因为认定父母是伟岸、强大、坚不可摧的，才能喊出“粉碎家庭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

天职（vocation）、职业（profession）、工作（job）是有区别的。三者重合是无上的幸运，但这样的情况寥寥无几。“无论能不能赚到钱都会做”的是天职，“利用专长谋生的差事”是职业，而工作是“奉人之命的有偿劳动，无关好恶”。除此之外还有爱好（hobby），指自掏腰包也要做的事。

写作是一种技能。而技能是可以磨炼的。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陷阱就是自我模仿。不止作家，所有创作者都要面对这样的陷阱。你一旦产生市场价值，买家（编辑）就会约你写“类似于××的东西”，只为复制昔日的辉煌。因为这样最保险稳妥。但越是顺着他们的要求来，你的市场价值就越低。

当时我切身体会到，进入夜世界对我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破坏我与父母关系的手段，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保护、照顾和珍惜父母的必然选择。

二十岁上下的时候，我很少提起出身，因为不希望别人误以为我是个“叛逆的大小姐”。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当年自己确实有年轻人特有的憧憬苦难和黑暗的心态。

眼看着那群大叔莫名其妙站在我们这边，自以为是地替我们说话，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讲，“真想一枪打爆那群大叔的后脑勺”成了我写硕士论文的一大动机。

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被毫无恶意地灌输了家庭观念和不结婚就不圆满的幸福神话，又无法轻易打破它。

即使看起来足够独立，能通过工作树立自信，在经济上很是宽裕，能切实感觉到社会的认可，还是有人无法坚定地当一个单身贵族。而周围的人能为她们提供的最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除了找到以结婚为前提的伴侣，就是培养装神弄鬼的爱好或饲养宠物。

尽管友谊如此宝贵，但大家下意识总觉得与异性的一对一组合似乎更加无所不能。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友谊没有婚姻那样的纸面契约，也不容易产生经济上的依赖。不过我最近感触尤其深的是，“女性友谊比男性友谊更容易因婚姻变质”，这一点至今仍是不争的事实。参加同学会或同事聚会，把酒言欢到深夜时，在场的男性往往既有已婚，也有单身，分布还算平均，留下的女性却清一色都是单身。前些天，我参加了一场近二十人的餐会，男宾有八名已婚，五名单身，六名女宾却是全员单身。这让我痛感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担子依然很重。日本还没有将育儿工作外包的习惯，有这么多已婚男士大晚上仍在外面闲逛，也从侧面说明他们的女性伴侣正在家里照顾孩子。

人生路上有人相伴，这也许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不幸的。不过到头来终究是“孤身一人”

那时都没有“丧偶式育儿”（ワンオペ育児）的概念。女人带孩子天经地义，没有人会特意给天经地义的事情命名。在丧偶式育儿一词横空出世时，我不禁感慨万千。“ワンオペ”即one operation，原本用来形容只有一人维持的工作现场是多么孤单冷清。这个词表明，让母亲孤立无援地带孩子是不对的。

9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男性工资迟迟没有上涨，为了维持生计，妻子也必须外出工作。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谁都不会指责在孩子满一岁后重返岗位的职场妈妈。不仅如此，出生率下降（少子化）致使劳动力日趋紧张，政府和企业都希望“女性也能出来工作”，认为“没有理由不雇用女性劳动力”。我不由得感叹：搞什么嘛，原来现实情况一变，三岁神话就轰然崩塌了啊，对母亲的要求也太会见风使舵了。

一旦有了孩子，孩子和家庭就会成为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两件事将占据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占据女性的脑海。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当了父亲的男人不会变成这样。眼前是一个无助而脆弱的小生命，一天没人管就会一命呜呼，而且他们应该为这个生命的诞生负一半的责任。夫妻俩一起带孩子都很吃力，他们却撂下一句“孩子的事情都交给你了”，任妻子“丧偶式育儿。孩子稍微有个头疼脑热，他们还敢冷冷地说上一句“不是你负责带孩子吗”。孩子有残疾，或是得了疑难杂症，他们也敢逃避否认……日本的男人分明是在抛弃自己的亲骨肉。不过，他们当然也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丈夫或让女方怀孕的男方却极少受到指责。与我同辈的作家村上龙有一部题为《寄物柜婴儿》的长篇小说，讲述曾经的寄物柜弃婴长大后报复这个拒斥他们的世界。难道男人的想象力就那么贫瘠，设想不出如果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完全有可能让女方受孕，逼得人家不得不把孩子扔进投币寄物柜吗？但我从没有听过男人对遗弃、杀害子女的反省之词。

看着当妈妈的朋友围绕孩子聊得热火朝天，感觉掉了队也在所难免。而你正处于这个年龄段。我也是过来人。但是再多活几年你就会明白，这样的时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罢了。孩子生一两个就差不多了，而且一眨眼就会长大。过个五年、十年，孩子就不愿意跟父母同进同出。到时候，她们就能在晚上出门赴约，也可以跟你一起远行，在外头住上几晚都不成问题。还有一些女性会在育儿工作告一段落的同时（甚至等不到那个时候）恢复单身。我总会对她们说：“欢迎回归单身生活。”而且我品出了一条真理：男性朋友会一个接一个离开，但女性朋友不会。

年轻时结交的朋友确实宝贵，毕竟她们见过青涩的你，了解你还是刺猬时的模样。但与饱经风霜的女性相识相知，才更能让我们的内心丰盈。知己，知晓自己……

哪怕一年到头都见不上一面，哪怕受疫情影响无法亲密接触，只要知道她还在那里平安地活着，便是莫大的慰藉。而光是冒出“她万一不在了”的念头，失落感就足以将我吞噬。原来这就是长寿的痛苦之一啊。眼看着知己先后离去，我的一部分也随着和她们共度的经历一起消失在了另一个世界……自己就这样被削了一刀又一刀，这种体验就是长寿的痛苦吧。我曾多次目睹失去至交的老者恸哭，这恐怕是一种不同于失去家人的失落。所以我会像年幼无知的孩子一样，不由自主地祈求朋友们活下去，即便卧床不起，只要活着就行。

朋友结婚时，我总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和你是朋友，但我并不想和你老公做朋友。再说了，好朋友选的丈夫也不一定好呀

不过无论如何，最后都是孤身一人。区别不过早晚而已。

但我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将无依无靠的心转向婚姻和家庭。婚姻也好，家庭也罢，都不是女性的人生安全保障品。毕竟从婚姻和家庭“毕业”的女性都深有体会。

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女士给出了令人难忘的回答：“嗯……四十多岁有四十多岁的苦，五十多岁有五十多岁的苦。人啊，无论多大年纪，日子都轻松不了。”

在人生的旅途中，也许有人与你同行，也许没有。有旅伴也许是幸运的，也可能不幸。有时候，旅伴确实能为我们的人生增光添彩。不过到头来，终究是孤身一人。只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便不难做出选择了。

希望那些想要享受“做女人”的人也能接触到女性主义。

那家店的某某”的信息。消息还停留在“传闻”阶段就曝出了指向性明确的名词，这非常危险，毕竟有可能把无关的人牵扯进去。但怀孕明明有男人参与，在漫画咖啡店心惊胆战地生下孩子、杀死孩子、又把尸体扔进寄物柜的却是女人。如果她没有杀死那个孩子，日后的“家长”恐怕也只有她一个女人而已，所以当时才会有许多女性对这种不公产生无声的愤慨吧。

只要仍然只有女性能生育，那么无论最终是把孩子生下来养大还是堕胎，男方都是凭自己的意愿决定要不要介入

从某种角度看，抚养费和堕胎费都取决于男方的善意，

这件事也让我再次痛感，用一句“期望他们做出改变也是徒劳”敷衍了事，反而便宜了那些不想改变现状的男人。我深刻认识到，问题就在于我将男人的不负责任看成了理所当然，对他们死了心。

我现在对女性主义的印象是，它就像一张又大又薄、五颜六色的毯子，由无数根丝线编织而成，其中有那么几根连接在我的身上。

在探讨某些话题时，大家的主张甚至会向四面八方展开，被恶意刻板化的那部分最容易让人退避三舍，许多女性因此错失良机，走了弯路。我认为原因在于外部的污名化，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的刻板印象没有被塑造成性解放，而被定型为言论限制呢？

尽管当代女性拥有且做出了多样的选择，但大家会因为同是女人而产生相似的感受。

一方若是给另一方打上“不是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并将其驱逐，女性主义这根细长的线就会被过度切割，人们逐渐只能接受在所有话题上达成一致的小团体，而这很有可能再次抬高女性主义的门槛，就像我们这代人十多岁时体验过的状态。

一个踏入社会的男性在工作中表现得多么威风可靠，妻子和孩子都很少有机会见到那样的他，而更常看到他在家里不负责任、窝囊邋遢的一面。那些所谓英雄人物的公众形象和家人对他们的评价有着惊人的落差。大多数妻子都觉得丈夫是“自说自话、无药可救的人”，抱着这样的念头伺候他们，有时还得忍受拳打脚踢。

我见过不少妻子因为担心丈夫照顾不好孩子而不敢出门。孩子是夫妻俩造出来的，你都不敢把孩子交给他带，却敢跟这样的男人上床，还怀他的孩子呀。谁都不会突然变成父母。女人也是慢慢积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母亲。男人又不是没有学习能力，但妻子对丈夫的期望值太低，于是不得不独自扛起一切，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卡桑德拉综合征的患者。

专业人士建议她们把丈夫当病人对待，因为心理发育障碍是一种病，可就算他们是病人，侵犯妻子权益的行为也不该被容忍。既然他们能在家庭之外做好社会的一员，照顾他人的感受，那回到家以后也应该这么做。可专家却建议妻子在丈夫回家后帮他疏解，因为有心理发育障碍的丈夫在外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与传统的妻子角色没有什么不同——帮丈夫缓解紧张情绪被视作妻子的职责，因为“男人一出门就有七个敌人”[3]。莫非女人一旦成为“自己人”，就会化身为方便好用的化粪池，可以无限处理各种污物不成？看到男人展现出这样的一面，女人无法再尊重男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真想对男人说，要想得到女人的尊重，你就该表现得让她们可以尊重你。

你反复问我“如何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之所以相信别人，是因为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与他们的关系带出了我最纯净美好的一面。人的好与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牵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权力会滋生揣摩上意与阿谀奉承，无助会催生出傲慢和自大。我看某人不顺眼，对方可能觉得我更讨人嫌。也许大家都有狡猾卑劣的一面，若想让自己心中的美好成长壮大，远离计较得失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对那些说I'm not a lib, but...的女性而言，I'm a feminist便是现成的名头。可能是因为和妇女解放运动相比，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算是更正统的术语，听起来更知性文雅一些吧。解放运动的女杰还记着这份仇，所以至今仍然主张“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不一样”，因为她们扛住了污名，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为此感到自豪。由于被扣上了婊子、女巫之类的帽子，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主动以“女巫”自居，组织“女巫音乐会”。那些说I'm not a lib, but...的女性立即遭到了报复。因为女性主义也迅速被污名化。后来，随着“社会性别”这一术语的引入，有一批人表示“我是立场中立且公正地做性别研究，并不需要为此成为女性主义者”。要知道社会性别本就是描述男女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术语，所以它不可能是“中立且公正”的。

她素来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是两回事。她说，满口晦涩外来语的“纸上谈兵型女权”是没有用的，女人只有在失去理智时从心底发出的嘶吼才能被人们听到

只要了解这段历史，便不难想象这群骄傲的创作者有多么不愿意被简单粗暴地归入“女人”的范畴。而“女人”是男性凝视下的“那个低劣（二流）群体”的代名词，这意味着女性自身也将这种布满厌女情结的男性凝视内化了。

对女性“分而治之”是厌女症古往今来的老一套

“拎得清”正是分而治之的关键词，拎得清的女人甘受侮蔑，拎不清的女人则会遭到制裁。无论被归入哪边，都是厌女症的结果。我在广大女性的发言中看到，有人说自己已经习惯拎得清。可是要知道，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无论女性是否按男人的规则行事，都会受到伤害。但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拎得清还是拎不清，“我都是女人”——这一集体自称终于登场，声明差异的“我不是”被取而代之。

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女性主义是一种没有政党中央、没有教堂和牧师，也没有中心的运动，所以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女性主义也不是什么智能的机器，只要把问题塞进去，它就会把答案吐出来……我一直都这么想。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长久以来都是论战不止、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今后也不会变。可局外人还是不停地让我们站队，问“你是女权还是反女权”。多荒唐啊。干脆撂下一句话，“我就是我”，随他们去吧。

“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衍生自法语的genre（类型、种类、性类型）。它起初是一个语法术语，与法语名词分阴阳的特征有关，跟英语没有关系。某次国际研讨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一名面相尖酸刻薄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对英语圈出身的世界级性别史学家琼·斯科特如此说道：“英语里原本都没有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它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在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立即回应：“管它是谁创造的，把能用的都用上就是了。”

表示要“举起敌人的武器对付敌人

长时间近距离目睹人们（尤其是男人）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不会暴露出来的一面，了解到自己的生意在结构上有赖于他们可鄙的那一面，好像确实会让本不至于失去的希望和信任以惊人的速度消磨殆尽。也许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纳为“变得世故”或“认清现实”，但这样可能会让人从根本上丢弃对他人的尊重。

社交平台上的女性主义言论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也不再是宽裕的家庭主妇或精英职业女性的特权，它对所有阶层的人而言都触手可及

最近还冒出来一批不可思议的男性撰稿人，他们仿佛成了女性的发言人，每次闹出全网痛批的事情都要插上一嘴，甚至有人揶揄他们是“职业女性主义者”。

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想搞多少都没关系，但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与其说我是对这种趋势恼火，倒不如说我是对媒体有点恼火，因为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

我感到，即便只是遭到小规模的抗议，人们也会过度畏惧事情会酿成新闻，想假装无事发生，于是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

，大家都觉得“他会说这种话再正常不过了”“他果然又口无遮拦了”。被迫辞职后，他还马不停蹄地多方打点，好把自己定的人选送上那个位置，行事风格一如既往，足见他完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他抱着那样的信念活到了八十三岁，事到如今要改恐怕也难。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对性别歧视的容忍度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然就是周围人为他营造了一个意识不到也无妨的环境。

在独立媒体Choose Life Project发起的研讨会上，一名与会女性表示：“我为自己习惯了拎得清而深刻反省。”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

无论吸纳多少女性成员，只要她们都是拎得清的女人，组织文化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试想一下，换成短短几十年前，提出批评的人怕是会反过来遭到抨击，被扣上“吹毛求疵”的帽子

当“性骚扰”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人批评道：“身体接触是职场的润滑油，要是不加点油，办公室里的气氛会很紧张。”一位在餐馆兼职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最近男同事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感觉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我对她说：“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他们“自然而然”的“无心之举”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是否有意为之”并非判断歧视与否的依据。

究竟是什么变了？是社会的原则变了。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而且能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极限了

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但他们至少应该学到了一点：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那样的言论。

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就连我都会一怒之下破口大骂“我非要宰了那个混蛋不可”，这辈子都不知道宰过多少个了（笑）。但我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种话，当然也不会付诸实践。有一次，某自由派学者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杀人的场面就会勃起”，令我惊愕不已。我惊愕并非因为他“看到杀人场面就勃起”这一事实（这太寻常了），而是因为他敢耿直地对我这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说出这种话。

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凄惨的谋杀和性暴力，但没有人嚷嚷着要禁止它们。现实和表达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有时候，正因为人们在表达中做出了犯罪、杀人、虐待之类的事情，才不至于在现实中这么做。也正是通过这些表达，我们才能深入学习男人、女人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女性主义者中少有的“表达自由派”。因为我认为想象力是无法管控的。

我反对的是法律限制、政治干预等来自公权的压制。迄今为止的“抨击→删除”都是市民活动的成果，而不是行使公权的结果。

人的行为可以改变，情感和思想却不行。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即使男人的行为多少得体了一些，他们心中龌龊的歧视心态和情绪也不会改变，遮遮掩掩的反而让我恶心。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嘴上说两句“巴不得扔石头砸你”总比一边骂“妓女”一边扔石头要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只在脑子里想想，说都不要说出来，把那些念头统统带回家去。不过，看到他们出于社会需要挂上假惺惺的微笑，我还是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制度层面上，我们这代人至少可以跟男生读一样的学校，上一样的课，进一样的公司，但现实中，援交和夜店陪酒女郎又十分流行。

置身于报社，自然也能见证人性中的愚蠢和卑劣，自己公司、采访对象和同行的其他公司都是大叔占绝大多数，因此在报社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变得善于向现实妥协。无论是在求职过程中，还是在入职之后，或是在永田町、霞关、兜町[2]采访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小山口敬之”[3]、“小佐佐木宏”和“小森喜朗”。要是每次都鼓起勇气狠狠抗议，为了不再出现受害者而积极检举，就无法集中精力完成好不容易抓住的记者工作，只会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所以我们也有苦衷，如果不把那些事当作毫无意义的琐事而置之不理，我们就无法生存。我有很多朋友并不怀疑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大体上赞同女性主义者的抗议，但她们还是更重视自己的生活和幸福，重视公司的环境是否舒服，认为小伤口放着不管也会愈合，也变得善于疗伤了。

我觉得假装不痛的逞强态度和把痛喊出来的态度同样可贵。因为双方都不曾畏惧严苛的现实，咬牙坚持

想用钱摆布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变少，那就以青春为武器，把他们的钱统统卷走；性骚扰言论永远都不会消失，那就干脆戴着耳塞工作；总有男人想睡单纯的年轻女人，所以要多留个心眼，不要孤男寡女出去喝酒；刚进公司的时候要多讨大叔上司的欢心……像这样绞尽脑汁为自己创造容身之地的过程，确实和学习如何对付色狼的过程相似。即便内心暗藏一定的反抗精神，表面上看起来也是森先生所谓“拎得清”的女人。也许正因为我们只精通逃跑的方法，色狼才没有变少。我也意识到，正因为我们心底已经对男人灰心，认定色狼永远都不可能绝迹，才会优先采取应对策略而非试图改变社会。

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定能改写女人的生存策略。

女性没有参政权的时代，她们被卷入男人自说自话发动的战争，又被迫置身于战祸和占领的荒谬局势。女性大可争辩“依附打了胜仗的男人有什么不对”，但在打了败仗的男人看来，她们就是屈辱的象征

女性运动让那些不是直接受害者的女性也参与进来，带头解决女性面临的困境。因为我们感觉到，其他女性的过去也许就是自己的明天。

可为什么要由作为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性暴力问题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男人的问题难道不该由男人来解决吗？是色狼逼得女性不再信任男性，可广大男性为什么不将怒火对准色狼？为什么男性不主动发起打击色狼的运动，还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坚持主张“色狼蒙冤”？最有资格对性骚扰者感到愤怒的就是不会性骚扰的男人，可他们为什么要反过来包庇败类，而不是痛骂？出入风俗店的男人为什么不引以为耻？……男人可真是难懂。

如果没有与女性运动相匹敌的男性运动，原因只可能有两个。要么是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害性，要么就是他们从中受益。

不过我感觉，每一代人接受“男人就是这样”的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我母亲那一代将“男人就是这样”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她们的生存策略是一味隐忍，“给足男人面子，好好捧着就行了”，并把这种“女性的智慧”传授给了女儿。而她们的女儿，也就是我这代人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心想“这也太荒唐了”，拼命反抗却不断碰壁，遍体鳞伤。你们这一代相当于我们的女儿，也许你们认识到了墙有多厚，以侮蔑男人为代价，学会了如何以更狡猾、更省力的方式活下去。“拎得清才更占便宜”大概也是你们的选项之一。再下一代的年轻女性生于少子化的时代背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坚信女人在各方面都不比男人逊色，所以发出了无比正当合理的呼声：“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岂有此理！”

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无论男女，但女人一直被置于“只能通过男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构下，所以她们的生存策略要么是勾引男人，不然就是利用男人。加纳女性找“干爹”也是这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置身于这种结构，女性当然会最大限度利用手头的资源维持生存，岂能责怪。我甚至觉得，那些嚷嚷“想当家庭主妇”的姑娘也不是在开倒车，而是出于自身利益做出了选择。把这个选择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她们一点都不想要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人生，只是在利用社会性别术语粉饰“我想要远离竞争社会，过上舒适生活”这个（男人无法选择）的选项罢了。如今的女性不必依赖男性，也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她们不必期望男人说出“我想给你幸福”“我会一辈子保护你”之类的话，而可以抬头挺胸地说：“自己的幸福自己争取！”

出现这样一大批“厚着脸皮”优先自身利益的姑娘是我喜闻乐见的，因为男人打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最看重自己，无关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