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地区与马克思主义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区，这两种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相同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并非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论述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未曾阐明的女性无偿劳动问题。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我们称之为再生产劳动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一种统制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不得不召集男女双方成为劳动力。当下，在处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众多社会之中，女性的劳动力化必不可缺。然而，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共通的，即为了使女性成为劳动力，就不得不减轻女性在家庭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我们将之称为“再生产劳动的分配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各国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对策。这些对策又大体分为两种，公共化选项和市场化选项。所谓公共化选项，例如在北欧诸国，公共部门将育儿、养老看护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这导致了公共部门尾大不掉，并出现了人力调配问题。为了维持这种服务反而增加了国民的负担。市场化选项是指，再生产劳动的转移问题虽然依托于私人领域，但人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廉价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实现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要处于贫富差距较大的阶级社会和移民社会中。最典型的便是美国、英国等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s）国家，亚洲地区则是新加坡。另外一种再生产劳动的转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洲型解决方式”。也就是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的一种方法（然而这种方法无法解决养老看护问题）。

然而中国所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它真的意味着男女平等吗？实际上，育儿的公共化并不是“男女平等”的政策，而是一种为了动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并且，由于它只是为了“减轻女性的负担”，因此男性并没有将此看作是与自己相关的事

而那些依旧维持着传统模式的国家则都面临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传统模式下，职业女性的分娩、育儿一直都伴随着类似于惩罚的某些社会性不利条件

最后，在一些家庭中，再生产劳动作为一种个人之事，的确存在着男女双方完全平等分担家务、育儿的选择，但它是一种经常被女权主义者理想化的平等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无法获得机会成本较高的男性一方的同意，因而近乎不可能实现。

在诸类阐述女性受压迫的女权主义解放理论中，可以说有且仅有以下三个方向：1．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2．激进女权主义3．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女性解放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是因为基本上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了（近代）工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今后的解放理论。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为解析歧视和压抑结构理论提供了阶级统治这一变量。它指出，压迫女性是阶级统治的因变量，那么反抗作为现今阶级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单是解放女性的斗争，更是所有无产阶级男性和女性共同的战役。所以，如果阶级统治消亡的话，女性解放也自不必说了。

然而，对女性而言，无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在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她们都曾被承诺给予“自由”和“平等”，最终却以“被倒戈的革命”而收尾。虽然革命承诺了“解放”，但那只是在利用女性的力量，而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除了“身份”和“阶级”的变量之外，女性在与男性相对的“性”这一独立的变量问题中走到了尽头，这些问题的理论化迫在眉睫。

激进女权主义主要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

俄狄浦斯情结”并非借希腊神话之名阐述漫无边际的游思妄想，而是“子为父的物语”，是通过神话实现男孩与父亲同一化的机制。从女性角度来看，这种理论意味着女孩通过“阴茎羡慕”将自己的劣等性内化，并被编入“性统治”之下的这一过程。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是人如何成为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的物语，也就是与“家庭”这一制度再生产机制相关的理论。而这个“家庭”制度，则呈现出“父权制”（patriarcy）这一历史形态，它是由性和世代之间的压抑性的不平等组成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此称为“治疗”

如果有被压迫者意欲从压迫中寻求解放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症的话，精神分析医生则会称她们为“患者”，致力于先将其从压抑结构中救出，而后以“治疗”为名使其再次适应压抑。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通过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控诉，最终想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能触及的“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的存在及其压抑结构。

如果把“市场”等同于“市民社会”，那么除了“市场”就没有“社会”了。事实上，在“市场”之外，还有市场原理并没有涉及的叫作“家庭”的领域，那里也有劳动力的供给。

换言之，女权主义借弗洛伊德理论将近代社会领域分割为“市场”和“家庭”，而这种分割以及“市场”和“家庭”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正是近代工业社会中歧视女性的根源。

关于阶级统治的理论，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关于性统治的理论，我们也并不缺少，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激进女权主义者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把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合起来

“市场”的局限同样也是“近代”的局限

“市场”覆盖了社会全部领域的这个前提假设是错误的，并且明确了“市场”有其局限，以及“市场”之外即“外部”的存在。“市场”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市场”论述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者认为，“市场”支配能覆盖社会全部领域。

激进女权主义者们

近代经济学曾一直认为“市场”是封闭的，一切只不过是在“市场”内部进行的交换游戏。然而只要是体制，就一定存在与之相关的外在“环境”

“市场”从“自然”这一环境中获得资源和能源而随之产出工业废物。这里说的“环境”（“自然”）就如同黑匣子，我们无法直观地看到其中内容。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自然环境”中的能源和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其处理污水废气等废物的自净能力更是无限大的。但是，日本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并最终实现工业化后，无论是从环境到市场的“投入”还是“产出”都显示出了环境的极限。“投入”表现为资源和能源的紧缺，这就是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它唤醒了日本经济增长的美梦。而“产出”则具体表现为水俣病，工业废物造成的环境公害如梦魇般令人颤栗。这些事例无不向我们传达出了自然环境自净能力的极限。

首先，“家庭”以“人类的自然”——性为基础。“市场”从“家庭”将“人”这种资源作为劳动力进行“投入”的同时，将那些无法成为劳动力的老人、病人、残疾人当作“工业废物”“产出”。对“市场”而言，“人”不过是劳动力资源罢了，而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是有价值的“人”。如果说成年男性是军事工业型社会的“现役兵”的话，那么在社会其他成员中，儿童则是“后备军”，“老人”则是“退伍兵”，病人及残疾人就是“伤残兵”。作为二等公民的女性则是辅助照料他们的“非人”。她们同样在“市场”之外，被抛弃到“家庭”这个领域［图2］。只有健康的成年男性才被视为“人”（man）。在这样的近代思想中，儿童就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后”，而女性则是“人之外”的存在。近代资本主义对“人”这一词的定义，就是在创造“非人”并将其排除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家庭中“投入”一方即被作为资源的“人”（劳动力）的供给不是无偿的，且“人”不会自发工作。而在“产出”一方，接收“废物”的容量是有限的。支撑“市场”外部——“家庭”的成本重压几乎都落在女性的肩上，对此她们叫苦不迭，提出了抗议。

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女性解放划归为社会主义革命，激进女权主义则把性革命作为重中之重。它们背后的理论实际上分别是阶级统治一元论和性统治一元论。马克思主义将近代工业社会中阶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此相同，女权主义者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中所产生的性统治的历史固有形态命名为“（近代）父权制”（patriachy）。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她们只不过是从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进行了侵犯，并不惜对其修改的一群挑战者，我称她们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包含近代主义式的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

自由主义派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诞生，始于对“女性权利”（women’s rights）的拥护，并基于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自然权利——“人权”（human rights）思想之上。如果说“女人也是人”这样的认知让女性解放迈出了第一步，那么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从近代人权思想中找到其立论之本的。正因如此，近代诞生的“人”的概念既是女权主义运动的思想之源又是其局限之处。

从原则上来讲，资产阶级女性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是共通的。那么“人权”的实现却未进一步实现“女权”，这一“非公正”的原因无非在于以下两点：资产阶级革命是保留“封建残余”的“不彻底的革命”或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男性的背叛”。前者意味着“万恶之源”是前近代的“封建残留”，而后者意味着不合情理的“反动”。无论原因为何，女性解放都需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更彻底的革命运动。

被视作“封建残余”的日本“家族”制度，其实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而诞生的近代制度

近代同时衍生出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我们需要阐明的是，原本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是不分性别的“自由公民”的解放，为何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女性解放则被搁置了？

水田珠枝论证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开始，就从内在性上反映了对女性的歧视［水田：1979］。这是因为卢梭是“不彻底的思想家”吗？不，“男性的背叛”应当有着必然的理由。如果不能阐明这一问题，而仅仅享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的话，那么就只能沦落于强烈要求“公正”的实现，或是向既得利益者乞求“施舍”。

进步的理想”和“落后的现实”，这就是近代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陷入的“女权主义者的进步史观”

对于女权主义启蒙者而言，人们落后的思想才是问题所在。而能够改变落后思想的正是启蒙的力量。对于那些经过启蒙和教育仍旧冥顽不灵的人，只得依靠强权政治，也就是说通过运动的力量在政治领域让那些少数分子下台。

面对那些不断被送来的被殴打的妻子、怀孕的未成年少女，倘若不知晓她们“被侵犯”的内在原因，女权主义者们的援助运动恐怕只会徒劳无功，没有尽头

我想再次重申，解放的思想需要解放的理论。缺少理论的思想只会陷入教条主义。宣称女性解放不需要理论的人，会被封闭在反智主义的牢笼之中。

女权主义的社会理论从批判近代出发。性歧视存在于“近代”之中。它不仅不是“近代”“不应该有的”或者“不可以有的”思想，相反，它还是组成“近代”内在性的重要因素。它既不是“前近代的残留”，也不是“近代的不彻底”的表现。女权主义正是要解析这种近代性统治的构造。

有关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正如杰克·韦斯特（Jackie West）所言： 家庭在阶级分析的外部。［Kuhn＆Wolpe，1978：日译本206页］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结构时，将“阶级”概念作为关键，但是“阶级”一词原本是关于生产关系的概念。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出了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

近代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被称为“资本”。因而根据是否占有资本衍生出了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者（无产阶级）之分。劳动者是指由于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的人。围绕劳动力商品，在劳动市场上出现了两类人，即买方与卖方，也就是雇佣方与被雇佣方。市民社会的政治就是这两个阶级围绕生产关系进行的斗争。 但是，那些没有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的人们，如女人、儿童、老人等又会怎么样呢？对市场而言，他们是隐形（invisible）的存在。他们虽然没有在市场上出现，但在市场的外部，他们不是孤零零的存在。他们被隔离于市场之外，在被称为“家庭”的这个领域里靠男性劳动者扶养。如果说只有出现在“市场”上的人才被视为“市民”（citizen）的话，那么女人、儿童、老人就不是“市民”。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家庭成员”（被抚养者）和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员”。正如韦斯特所言，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没有触及“家庭”这个领域。

“本能”是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市场无法进行干预调控的变量。马克思认为，当把劳动力的再生产“委任”于“本能”这一无法定义、不可知的变量之时，当资本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作为黑匣子放逐于市场“外部”之时，他们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对家庭的分析

那个时代的资本家们靠着高失业率和高出生率，丝毫不必担心向劳动市场筹措调集劳动力的问题。

联邦德国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与此正相反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都反映了“生育本能”是随时代要求而变的，并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调控的对象。国家的调控，其表面是国家在进行“直接”管理，但毫无疑问这只不过是市场以间接的方式对再生产进行调控而已。

这里的“间接性”并非指“相对宽松”的统治。“间接性”不过是相对于可视的（visible）而言的隐形的（invisible）统治。她们被剥夺了货币经济之外的可替代的生存（subsistence）选择，而在经济上傍人篱壁，被归入“他人抚养”的权力统治，这岂会是间接统治？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赤裸裸的直接统治。而所谓的“间接”仅仅意味着“从市场角度来看的不可见”。

即便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但只要她们无法享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女性就只会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奴隶。比如父母让女儿签订合同契约工作，其工资提前预支给父母。又如，丈夫去妻子的单位并替她领取工资等行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说，女性不是享有自己劳动力所有权的自由劳动者。

家庭并非本能地被放置到“自由放任”之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中，人们组成再生产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是通过个人的形式，而是以夫妻、父母、亲子、儿女的形式达成的。这种角色是将规范和权威以性和世代的形式不均等地进行分配的权力关系。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不认同阶级统治一元论以及性统治一元论，而是暂且认同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两个社会领域的并存，并去思考两者之间的“辩证法关系”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指“对女权主义者的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父权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统治和压迫，更需要物质依据（material basis）的“唯物主义分析”（materialist analysis）

性统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心理（因此它并非是女性摆脱被害妄想症、男性要进行思维转换这种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一种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由此可知，若想反抗这种压迫，我们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解放。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放理论的有效性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power）及其分配，即解析不平等（inequality）的理论”［Mackinnon，1982：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家务劳动”是将“市场”与“家庭”的相互依存关系连接起来的缺失的一环（missing-link）。近代工业社会分离了“市场”和“家庭”，在这样的历史固有空间中，将这种分离连接在一起的关键一环就是家务劳动。家务劳动，是近代才诞生的概念

马克思认为，“生产性劳动”就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洗衣服就是“生产性劳动”。但是，“洗衣服”这项劳动只不过是把脏衣服变干净、延长其使用年数（有时会因清洗的过于频繁而导致其使用寿命的缩短）而已，它并不能产生任何财富和商品。倘若洗衣服这项劳动由家庭主妇承担，那么它就不是“生产性劳动”，而是“消费性劳动”。因为这项劳动不产生“价值”，是“非生产性劳动”。 严格来讲，马克思所谓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是无法和“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劳动”的区别一一对应的。对“生产性劳动”的根本定义是“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

从“生产性劳动”的历史特点上来说，比起“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市场强制划定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的区别更显而易见。在上述例子中，洗衣服若是由家庭主妇做的话，就是“不产生交换价值”的非市场劳动，而若是由洗衣店做的话，就是“产生交换价值”的市场劳动。

如果说判断某种劳动是否拥有“市场价值”－“交换价值”的标准是由市场随意划定的话，那么把“家务劳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这一马克思的定义就只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特定劳动未被市场化而已。

倘若该农家主要生产向市场提供的农作物，那么农妇的劳动大致可以分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然而，倘若农民仅仅为了“直接性消费”（immediate consumption）而种植作物呢？不经过市场媒介的劳动，与所谓的“家务劳动”相同，都算是“非生产性劳动”。

如做饭、洗衣、裁缝等劳动，自家如果无法完成只能通过市场购入（市场也有完善的商品式家政服务）。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家政服务在“假定以市场为媒介”的前提下也是成立的。

道菲指出，“家务劳动”和“家庭内劳动”两者均是“供自家直接性的消费的生产劳动”，其区别最终归结于“农业固有的”还是“非农业固有的”这一“循环性”的定义上。农业劳动与只能被定义为“非农业劳动之劳动”的“家务劳动”的区别并非在于农业的特殊性。非农家的女性也承担的劳动才是决定“家务劳动”领域的关键。因此道菲称“家务劳动”的定义是“不论城市、农村，所有家族都共通的，自家消费用的生产”

家务劳动”的“城市标准”（urban criteria）的实质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中未被市场化而剩余的“家庭内劳动”，即被称为“家务劳动”

家务是“无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它是被不正当剥削的“无偿劳动”。而从这种“无偿劳动”中获利的是市场，以及市场中的男性。

不论“家务劳动”能否带来金钱上的收入，这都是劳动，因为如果家庭主妇不做的话，就必须找谁来代做。从这点上来看，它是“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劳动。而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unpaid labor）。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

至今在许多梦想着“婚后成为家庭主妇”的女孩心中仍回响着成为家庭主妇意味着阶级晋升的近代初期的余音。因为对她们而言，男人通过教育这个阶级晋升的阶梯可以从自己的原生阶级向上攀升，而自己只能通过结婚这唯一的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所属阶级。

劳动市场拥有着可以提供源源不尽的劳动力的巨大“外部”。在此期间，阶级因素有效地发挥了其作用。同样的，日本直至二战前，即使是像官吏、教师这样的基层工薪阶层的家里，一般都有一至两个女佣或女仆。但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阶级因素逐渐被消解，家务劳动逐渐由家务佣人变成了由家庭主妇来做。从历史顺序来讲，与其说从事家务劳动的是家庭主妇，倒不如应该说家庭主妇之后才开始从事家务劳动。 从事家务劳动的是家庭主妇。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家庭主妇所从事的劳动是家务劳动。

女权主义不仅是提高女性地位的改良斗争，而且是通过对“为何女性没有解放（是什么阻止了女性解放）”的考察来改变社会和既定思维的斗争

探求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们，找出了资本主义与家庭的契合点，即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分配给女性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这缺失的一环。

，达拉·科斯塔和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的家务劳动称为“劳动力商品”。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最核心商品的劳动，且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女权主义者的关注点也逐渐脱离家务劳动问题本身，转至更广泛社会语境下的“女性和劳动”问题，即女性的双重劳动、劳动的性别隔离，以及薪酬劳动和无偿劳动的关系等问题上

家务劳动论争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家务劳动”本身。这一概念阐释了：（1）家务劳动是劳动；（2）通过不正当剥削的劳动这一问题明确了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正如道菲指出的，“女性运动迫在眉睫，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来看，家务劳动是劳动，而且是被剥削的劳动”。［Delphy，1980：99］

在“家务劳动是劳动”的认识之下，家庭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黑匣子”被强行公之于众，“爱的共同体”的神话被打破，而其中的不平等也昭然若揭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指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通过防止女性接触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者通过控制女性的性机能来维持。

因此，废除父权制不是通过改变每一个男性的态度、扭转每一个男性的意识而达到的。而是只有通过改变现实的物质基础，即制度与权力结构才能达成

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会使其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恋爱的疯狂魔力是挣脱“父亲统治”万有引力的离心力，也是将自己推向“丈夫统治”之下心甘情愿的自我放弃。

在广义的父权制之下，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构成了一种“利益集团”。异性恋关系，与其说它连接起性别不同的彼此，倒不如说连接起处于这种关系中并拥有共同利益的同一性别的人。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对婚姻的定义亦是如此。他认为，相比夫妇之间的盟约，不如将婚姻定义为男性成员间互相交换姐妹的义兄弟盟约。从未开化社会到工业社会，社会中的男性成员通过种种制度性手段合谋达成了剥夺女性成员的权利以维护其共同权益的目的。从父权制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也只是父权制下的一种制度性的变种而已。从劳动中靠性统治获取利益的不仅仅是资本家，男性劳动者们也由此获利。

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第一个是在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

“男性劳动者的优势地位是在牺牲女性劳动者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Hartman，1981］ 沃尔拜（Walby）进一步指出，再生产中女性的劣势地位并不能解释女性在生产中的不利地位，反而是男性集团对女性的组织性排挤和贬低迫使女性不得不忍受她们在再生产中的不利地位。

特别是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家庭被视为脱离公共性竞争社会的避难所、给予慰藉和平安的最后的私人据点。“近代家庭”形成以来，家庭被认为是没有算计和功利的、无私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之中，成员们无论谁都能共甘苦，是真正的、超越了个体单位的平等之地。

家庭这个“黑匣子”并提出了它是通过性别和年龄进行统治之时，

顶着个人隐私这一“神圣”的光环，家庭得以将公共性干涉与监督拒之门外。而正因如此，也不难想象现代社会中家庭已成为私人暴力的主要场所。丈夫对妻子的暴力以及对孩子的虐待，都是私人领域确立（privatization）的专有产物。［Blumenfeld＆Mann，1980：293］

家庭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被当作充满爱和关怀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在这一看法支配下，家庭成员被分摊的压迫性的劳动并没有被视为核心问题。

“普遍互助性”是指像父母照料子女一样不求回报的无私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捕获的猎物优先分配给发育期的孩子和饥饿的老人。也就是说，并非依照能力和劳动，而是“按需”分配，从而实现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理想。

当家庭中制度式的要素减到最小值时，即所有这些要素被划分到了家庭外的领域中。在这之后，家庭就只能是社会的残留形态，作为制度残留范畴的“共同体式的要素”才分配给了“家庭”领域，这样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家庭是按照性和年龄（世代）组合原理而形成的制度。在其中，按照性和年龄把分工和权势进行不均等地分配。

年长男性的统治下，按照性和年龄的组合原理，家庭之中年少的成员以及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且其劳动被剥削和榨取

女性的受压迫有着其物质基础。那就是，作为无偿劳动的家务劳动被一家之主的男性所占有，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性从劳动中自我异化的事实。

即使在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家务劳动也不过是父权制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劳动。资本主义制度尽可能地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携手共创利益。资本主义制度非但没有瓦解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反而将其改变并再重组。工业化并非将家庭置换成市场，只是改变了家庭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野，1985］。

在父系氏族制下的女性由“姐妹”变成“妻子”的这种分离以及“生产者”与“所有者”之间的自相矛盾，正是与母系氏族制相比女性地位下降的原因

“父系（从夫居）氏族制下的姐妹虽然是所有者却不是生产者，妻子虽然是生产者却不是所有者。”

女性是生产者，而且是与劳动产品相异化的、被压迫的生产者，这一定式的确解释了“性阶级统治”的物质基础。

但是，她们与马克思一样，由于将生殖繁衍视为“自然的过程”，到头来也只是认为生殖繁衍不过也是劳动而已，即不是物质生产，而是生产人类的劳动。

“影子工作”的概念明确了市场劳动实际上是依存于市场之外的劳动的，并且指出了这种市场之外劳动是没有被合理支付薪酬的劳动。

近代工业社会

“再生产”（reproduction）的概念与父权制的概念相同，是极富争议的多义概念。再生产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2）劳动力的再生产；（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

梅亚苏将（物质）生产与（人类的）再生产区分开来，她认为社会阶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再生产资料的分配，即女性的分配。这种再生产资料即对女性的管理和控制对社会来说是重中之重。并且通过这种“再生产方式”最终也能实现对生产方式的管理控制。

在不对称的性和世代的变量下，广义上的父权制就是将权力分配给年长男性的体制

通常谈起父权制，多将其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包括母亲和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常被置于年长男性的监督之下，其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均被家长占有。另外，如道菲所言，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市场与家庭的分离和分工，以及在其之下的家庭对女性的统治，尤其可被称为“父权制”这一历史概念。

根据梅亚苏所言，“家庭制共同体”（domestic community）是指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的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

女性既是生产力又是再生产力，这在婚姻制度下广泛流传。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和年轻人的劳动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女性这一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产物，即孩子的占有。

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如果仅从辈分的先后关系上来规定长者和年轻人的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的话，那么一个人年轻之时是被剥削者，等上了年纪变为剥削者，从全局上便构成了“普遍互惠性”。这种可变动的关系难以被称为阶级关系。

那么女性又是怎样的呢？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地位无法变动。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普通的贵重财产所有者。获得贵重财产的权力在集团男性成员之间分配，而聘金也同样是从丈夫的男性亲属手中转移到妻子的男性亲属一方，并非从丈夫一方赠与妻子一方。

在这样的机制之下，父权制的定义便是权威在男性全体成员中世代之间的分配，以及男性全体成员对于女性全体成员的统治。而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的父权制仅仅是指“家庭制共同体”中有且只有一名成年男性成员的父权制的特殊形式而已。

但是，尽管女性是“生产者”（producer），却没有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而是被归进父权制的领域里（并且即使女性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也会被父权制的重压拖累而沦落为“二流生产者”）。这样的划分不正是由于女性是“再生产者”（reproducer）而造成的吗？

（1）生产孩子与生产文化不能兼顾。 （2）女性生产孩子。 （3）所以只有男性才能生产文化。

第一，认为再生产与生产是冲突的，这一观点的前提在于，人们在其最大限度的生存线之上竭尽全力勤于生产活动。事实上，我们可以推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之中”的这一前提，因为停留在石器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的“未开化社会”是劳动时间较少的“丰足的社会”。据研究报告所示，技术、生产力都保持在石器时代水平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人们，不仅徘徊在温饱线之上，还尽量将许多剩余食物保存在合适环境中以防资源枯竭。他们一天劳动四小时（这个劳动时间，竟然出乎意料地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均劳动时间相一致！），除了花时间在谋生的劳动上，他们还唱歌、跳舞、吃饭，这些“社交”和“艺术活动”占据了整日的时间。在如此“丰足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如同避免资源利用和生产力水平“极大化”的、生活在工业社会的人们一样，从这点上来看，他们的确是“丰足”的。

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再生产与生产毫无冲突。

第二，只有当再生产被按照性别分配给女性的时候，对于女性而言，再生产才会同生产相互冲突。女性的确是“生育的性”，然而在先前定义的作为总体社会化过程的再生产活动之中，“生育”——狭义的生殖，即妊娠、生产、哺乳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且即便是从女性角度来看，生殖决定了其生活的全部内容，那也只是产褥期极短的时间段而已。女性在妊娠中仍在工作，哺乳期间也承担着除此之外的其他工作。正如萨克斯所言，女性无论何时都既是再生产者又是生产者。同样，男性也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然而只有在工业社会这样特殊的社会中，生产与再生产通过性别分配，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增加到最多，而将男性的再生产劳动削减为最少。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reproducts，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

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

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这种“父亲的统治”中包括“由性进行的统治”和“由世代进行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家长（丈夫）同时占有“妻子的劳动”和“母亲的劳动”。

再生产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时候生，生下怎样的、多少数量的孩子，以及这一切由谁来决定、怎样决定，这些始终都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生与不生是女性的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这虽然是女性在夺回自身的性之时所使用的重要标语，但即便女性获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决定权，这真的能说就是获得了“生殖自由”吗？“自由意志的决定”背后有怎样直接、间接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呢？孩子的数量由什么决定呢（fertility decisions）？这是接下来出现的大问题。

佛伯尔从以下前提出发，即一般来说，子女的数量取决于将来孩子给父母带来的经济价值（利润）与养育孩子的费用（成本）间的平衡。

曾经，孩子的成长不花时间且他们具有的一定的经济价值，父权制从这里发现了“大家庭”的价值。但是，自义务教育和工厂法规将孩子从劳动中驱赶出去之后，不仅孩子所拥有的经济价值降低了，而且对母亲而言，孩子更是降为无法在家务劳动和抚养孩子中帮忙的、毫无用处的“饭桶”。

而另一方面，社会化的时间和教育费用却在增长。在工业化愈发成熟的社会中，这最终必然会提升对孩子未来的期待，也就是期待孩子成为高收益且高质量的劳动者

特别是对于推迟迎来晚年生活的父母而言，他们对“长大成人的孩子”为自己晚年生活的经济贡献期待很高。因此，对父权制而言，孩子带来的利润与成本的平衡由以下两点决定： （1）一生之中孩子对父母的经济贡献程度； （2）养孩子的花费在家庭中丈夫与妻子之间并不均等的分配

第一，女性以再生产劳动的形式支付实物费用（即劳力和时间）而并非支付货币费用（即金钱），并且如果将这种实物费用换算成货币费用的话，实际上将超过丈夫所能负担的金额；第二，女性为了负担上述实物费用离开了职场，牺牲了应有的货币收入（误工费），即便之后再就业，那段离职时期将会成为不利条件使其终身背负无法挽回的差距。

家长劳动者的工资不再仅仅是“足以养活全家”的工资，只不过是全家的生活水平取决于丈夫的工资水平而已

当谈到再生产费用时，不能忽视的是实物费用的分配问题。在近代家庭中，这种实物费用是排他的且被分派给了女性。但实际上，本该由丈夫来承担的货币费用与实物费用的增减并无关系，并且它也不与家庭周期的必要与否相一致。这也就是说“家庭工资”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如此一来，“没有人来支付”妻子的“实物费用”。在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将孩子所需优先于自我所需的这种“献身”的引导下，妻子在育儿期内始终忍受着这种痛苦。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没有人对妻子的再生产劳动进行支付，无论是丈夫、经由丈夫的资本还是国家。

并且，在教育费负担达到峰值的家庭阶段（family stage）第Ⅲ期，此时正值丈夫的工资曲线疲软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妻子为了用货币费用支付额外增加的教育费用而外出工作。她们再次进入劳动市场，这次是作为不利的边缘性劳动力而回归的。现在，妻子的家庭补助性收入是负担孩子教育费所不可缺少的。

因此，无论是在第一次社会化（是指婴儿在零至三岁期间，能够掌握语言并且能够像人一样活动）中养育孩子所花费的实物费用，还是在第二次社会化中所花费的货币费用，到头来都是由妻子来承担

倘若女性争取独立，并试图逃脱对她们再生产劳动的父权制式的剥削，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当下对女性而言，离婚是代价极高的“解放”。不止如此，许多女权主义者担心：随着女性的独立，最初被“解放”的一方难道不是男性吗？

如今，离婚与以前不同，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的抚养权都归母亲。然而这丝毫不代表着“母亲的胜利”。在以前的父权制下的离婚中，虽然妻子不得不离开家庭，将再生产物——孩子让给丈夫，但取而代之的是，男方必须负担孩子的再生产费用（事实上，取代妻子接受这一再生产的实物费用的是丈夫的母亲——仍然是女性）。

“男人只会在孩子具有经济价值的阶段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孩子失去经济价值的时候便将其强行推给女性”。

男性丝毫没有因为离婚放弃亲权而导致他们放弃父权制。这只是意味着他们选择拒绝分担再生产的费用并将其完全推给女性。然而这些孩子们进入了教育和媒介的第二次社会化制度之中，在第二次社会化的制度之下，只要彻底贯彻男性统治，即便男性放弃了个别的父权，他们也能够有效地达成父权制式的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的费用，不仅是实物费用，连货币费用都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所谓性统治，即占有女性的性，并管理其受孕能力。这也就是通过管理女性这一“再生产手段”并最终占有作为成果的“再生产物”，即占有孩子。世代间的统治是性统治的结果，也是其目的之一。

孩子的归属与对孩子的统治并无直接联系。比如即便孩子属于母亲，通过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也会在社会范围内贯彻父权制。

第二次社会化——教育时间的延长带来了两种效果。第一，降低了孩子的经济价值，延长了孩子在经济上的依存状态。第二，作为回报，提高了成人后的孩子的经济价值。

父权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养老的社会费用由谁来承担，在长大成人的孩子与国家之间如何分配承担的费用，育儿费用由谁来负担。

对于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而言，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愤慨是，投入成本教育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回报”父母。大多数的父母都会哀叹自己尽心尽力养育的孩子自私自利而“不知恩图报”。

第一，教育这一投入资本是一旦投入便无法从当事人手中夺回的，也无法以分割财产的形式由下一代掌控。而如果是物质性的财产，那么父母在临终之前，有权决定把财产的大部分留给最孝顺的子女。 第二，从孩子的视角来看，社会化时间的延长和费用负担的增加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孩子对父母的经济依存时间变长。莫顿（Morton）这样描述母性的悖论： 然而母亲不过是多余的。因为当孩子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他就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会反抗父母的权威，会反抗父母对自己的人生的操纵。［Morton，1972：218-219］ “孩子对独立的要求”（莫顿）与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二者产生矛盾，使孩子产生巨大的怨恨（ressentiment）。正如女人不是单纯的再生产手段一样，倘若孩子也不是单纯的再生产物，而是有着自我意识的主体，那么这种矛盾就无法避免。许多父母面临着这样的悖论：他们向孩子投入了比自己更多的费用，却没有意识到这反而让孩子产生了怨恨。

父权制对于世代间的统治并非仅仅存在于男性家长与男孩之间。男性家长享有女孩的直接占有权，如买卖女儿、代女儿接收女儿的薪金等。在老龄化社会之中，对于年老的父母而言，成年女儿的价值越发增值。在父权制下，照料老人建立在“性别分工”之上，即由儿子负担其货币费用，由儿媳妇，也就是与其父母并无血缘关系的女性来负担实物费用。这种费用的负担与再生产费用的负担相同，其结果是并没有支付妻子的劳动力再生产费用。所以，尽管看似是“分担”，但实际上父权制下女性的劳动并没有被支付。指出这种不公平虽然轻而易举，但倘若由亲生女儿来接管看护工作又是如何呢？

父母年老后的照料者由儿子转为女儿，这并不意味着父系制度转为母系制度，更不意味着父权制的结束。在实物费用格外昂贵的现实压力之下，这只不过意味着父母不再剥削儿子，而是试图剥削女儿的劳动而已。

女性在这其中被迫负担着不公平的费用，而在世代间统治之下，女性又试图变为专制式的剥削者。特别是付出所有牺牲的单亲母子家庭中的母亲，大多会加强对孩子的统治支配。这是一种悲剧的循环，在父权制下被压迫的人去压迫更受压迫的人。

女性和孩子不只是父权制下共同的被害者，他们可以在父权制下由被害当事人转化为进行代理人战争（proxy war）的直接加害者。

所以，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是：第一，调整再生产费用在两性之间不均等的分配；第二，终止世代间的统治。关于后者可以归为两点：（1）作为自身权利，孩子对于再生产费用的支付享有所有权（不是家庭津贴，而是儿童津贴）；（2）能够确保支付老人至少能够独立的养老金以及公共养老服务。 当然这就切断了两性之间的相互依存（事实上是指女性对男性的依存）/世代间相互依存（事实上是指孩子对父母的依存、父母对孩子的剥削），这意味着一种“家庭破坏式”的战略。然而，更准确地讲，这破坏了家庭的性/世代间统治的物质基础，它只是一个将家庭的凝聚力置于心理基础之上的尝试。

婚姻的基础不过存在于女性对男性的（强制性）经济依存之中，亲子关系的连结不过存在于父母对孩子（强制性）的资源控制之中，抱有如此极度父权式思想的人，将此战略称为“家庭破坏式”战略并予以责难。

相反的，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之中，随着“人的力量”（man power）和“人的资本”（human capital）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对于每个父母而言，这就导致了再生产的高成本低回报。由于成本极高，孩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两人之内。从孩子角度而言，长时间依存和对统制的怨恨，加之今后长期的赡养父母的负担，已经成为了他们无法背负的重担。

对于父母而言，如今，孩子已经成为一生之中仅有的一两次下定决心购买的一种奢侈的耐用消费品。

他们最终的结论是：孩子是不会带来任何利益的“无用的累赘”。 即便是福尔布里，他主张成年孩子的经济价值和孩子对于年老父母贡献的重要性，但他也同样指出，从暴增的再生产费用来看，孩子最终成了一种“奢侈品”（luxury）。

养育孩子的这一决定，不仅使父母承担了非比寻常的经济成本，实际上还收获不到任何经济利益。……为人父母，倘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盈余，养孩子就是购买奢侈品，是无法维持的。

这种“奢侈”的滋味也包括“为人父母的内在报酬”［同上］、互相分享见证养育儿女过程的喜悦。若想享受这种奢侈，父权制必须放弃性统治和世代间统治。相反，当父权制放弃了性统治和世代间统治的时候，对女性和男性二者而言，他们才能品尝到这种奢侈的滋味。

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父权制下的女性劳动（即家务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贡献

资本主义虽然成功地渗透到近代社会中的众多生产领域，但却没能完全渗透到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小商品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下，如果将这些领域社会化的话，资本家将负担不起该成本。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无法承受问题如此之多的生产领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家务劳动就会被替换为被商品化的劳动形态（比如领工资工作的托儿所劳动者）。这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间接地提高“劳动者作为阶级的生存水平”，因此会直接导致资本利润下降这一结果。

如果说商品生产的基础使人类集团的诞生成为可能，那么劳动被统一管理的这一制度，准确来讲恐怕很难再被称为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地雇佣劳动者这一阶级，也就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任何一位资本家都是自由的。

资本主义需要全职的家务劳动者——家庭主妇的存在，反之而言，家庭主妇支撑着资本主义。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女性解放。

道菲的理论要点在于，父权制是固有的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关系之下，女性的劳动被男性占有，她们作为受剥削集团形成了性阶级。

父权制所依据的物质基础，最根本就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治。

争论在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是否真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占有（appropriation）”的物质基础。通过结婚这一制度，男女形成了统治和从属的阶级关系。

道菲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妻子离婚后除了变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其他的生存手段的话，那么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妻子其实并不与其丈夫属于同一阶级”。

我们可以将孩子、老人和残障人士看作是剥削（女性的）人吗？

由于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家庭中女性的无偿劳动，所以男性无论以何种方式带回家庭的货币收入都与之无直接关联。

但至少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中，他面对一位女性时是处于统治阶级立场的。

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成商品的生产，即把生产价值的劳动力禁锢于私人家庭之中，并用非资本主义式的方法来持续进行商品的生产，而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出现。

“物质基础”

在家族中栖居的人被称为familia，而将它译成近代意义上“家庭”是错误的。Familia在拉丁语中是指包括从家奴到家畜的世代单位。家族通常是指以土地为基础的，并拥有完整生产、再生产自主权的单位。

卢梭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理想蓝图建立在非资产阶级的（即前工业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显而易见是矛盾的。克拉朗的乌托邦，除去质朴勤奋的资产阶级气质，它原本就是依附于他人劳动的贵族式生活形式。

朱丽与沃尔玛之间的婚姻不是源于炽热的恋爱，而是源于双方的自由意志。在这个婚姻中，财产、家世等阶级性“门当户对”原则发挥了效用，即恋爱结婚也几乎是遵循“门当户对”的原则，很少有超越“身份差距”的结合。

使货币这种不可靠的新型社会资源首次登场的是这样一批人，也就是被排除在土地及名誉等传统型社会资源分配之外的人们——女人和儿童以及底层男性。工业革命虽然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但无论最初的纺织工人是男人也好，是女人也罢，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传统性别分工残存的影响。

与已婚的通勤女工相比，未婚、单身以及寄住在雇主家的女性劳动者要忍受低薪且更长时间的劳动，她们处于更容易被管理的环境。通勤女工将家庭问题带到了劳动之中，另外，她们总是有很多的牢骚和不满，而且她们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不受雇主的欢迎。

实际上她们仍然只是父权制之下父亲所持有的财产般的存在，靠着提前支付的微薄的薪金到工厂打一整年的工，而她们还只是年幼的女孩子。她们对于如何使用和处置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决定权，并且无法取得劳动的收益。父权制下家庭财产权的支配对象不仅有女性，还有孩子。我们常常关注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和剥削，而容易忽略父亲对女儿的剥削。

虽说如此，由于家庭式的劳动从非货币领域转移至货币领域，这使得旧制度下的家庭权力机制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是因为劳动的货币报酬是归属于个人的。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很难分清劳动成果的个人归属。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果，均按照权威的分配结构而被置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无论女性劳动的贡献有多大，也未必会与劳动生产物的所有权相结合，正因如此，它与女性地位并无关联。然而工厂生产之下的男女雇佣工人会以薪金的方式来明确个人劳动成果的归属。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父权的独裁所有权。

“家庭”这一单位作为超个人的实体这种观念已经被内在化，而个人不过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已，因此劳动者的薪酬不归属于个人。譬如父母代替子女受领预支工资，丈夫去妻子工作处要求预支薪水等。从这些司空见惯的行为来看，劳动者是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并非作为“自由的个人”在工作。即便劳动者个人按照自由意志来工作，比如在外工作的姐姐给大学在读的弟弟寄送生活费或者供养乡下的弟弟妹妹，这不是由于制度的强迫，而是将家庭内在化的结果。她们作为超个人实体、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在劳动。这无法称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而是家庭外部的，且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

比如，长老独占了传统的贵重财产，而对于货币这种不太可靠的新型财产，保守的长老则会拒绝。因此，对于在“结构上处于劣势”（structural inferiority，特纳语）的女人和年轻人来说，货币反而是更容易入手的资源。在交换经济上鼎鼎有名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当岛上传统经济被卷入“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语）之后，人类学家就货币经济化的进程进行了众多个案研究。其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货币经济化对传统社会的威信构造（authority structure）产生了威胁。

随着货币这一新的社会资源逐渐可以交换罐头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业制品，这表明了货币是一种流通性较高的媒介，传统贵重财产的威信则随之降低。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走出岛外工作赚钱的女儿和儿子，将获得的现金收入汇给家里人，虽然这些现金仍然被看作是参与传统交换游戏的父亲、叔伯的贵重财产，但女儿和儿子被公认为拥有实质的所有权。

在社会的变动期之中，通常来看，原有的旧秩序之中的受益人反而最无法追随变动的浪潮。然而这种“时差”的消除，正如字面意思一样，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当社会构成的成员全部转移到新秩序之中后，这种过渡期的逆转就会消失。

通过“圈地”而使得被迫放弃农业的农民举家迁至城市，这使得城市的移民承受了城市病症的重担，他们在面临着贫困、犯罪、卖淫、疾病、贫民窟化等各种城市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家庭解体的危机

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制度成立极早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可以说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补充物出现的

这些针对妇女、少年劳动者的“保护”立法，最终给劳动市场所带来的现实结果是女人、儿童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这导致了成人－男性劳动者独占了劳动市场，以及男性背后的“女人和儿童的世界”脱离出了劳动市场。

劳动市场驱赶女性、孩子而仅对成人－男性劳动者开放，这究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否是划算的买卖仍是疑问。这是因为成人－男性劳动者还并非“自由的个人”，实际上他们当时仍是作为家长劳动者的家庭代理人。如果成人－男性劳动者是“自由的个人”，那么只针对这一单身者的再生产，市场支付相应的成本作为其劳动报酬理应足够了，但事实上，当时资本家家长劳动者支付了其足以扶养家庭的薪酬（即便这只是最低限度的）作为“家庭津贴”或者“生活津贴”。这从市场原理来看的确是干扰[插图]。

家长一个人代替了所有家庭成员成为“顶梁柱”（breadwinner），只要他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得到养活一家人的薪酬，而也有人将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进步”。相比于全家劳动时代下家庭成员的总劳动时间，家长劳动者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或许较短。这也是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结果。虽然“生产劳动”的时间减少了，然而对于被隔离在“家庭内部领域”中的女性和孩子而言，等待他们的则是“进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与“被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

（接受）教育从其强制性的特点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且这种劳动是被置于非市场领域的无偿劳动，

在前近代社会之中，9岁的少年就拥有了足以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被禁止劳动的少年们被迫接受教育。孩童时代的延长意味着教育时间的延长。

工厂法颁布后的1837年至1901年，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进入了俗称“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对家庭生活的崇拜（cult of domesticity）和所谓维多利亚时代压抑的性道德的规范，以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规范等几乎都形成于这个时期。

家庭解体所需的成本在“福利”的名义下，由社会费用所负担。相反地，“维持家庭所需的成本”是对家长劳动者所提供的“生活津贴”，而这是由每个企业来承担的

通过这一过程，按照市场与市场外部的性别分配，逐渐形成了性别分工式的“近代家庭”。在这种家庭之中，成人－男性排他性地独占了进入货币资源的通道，从这点来看，这的确是“父权式家庭”。

家庭的独立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家庭是被隔离于公共领域之外的孤立的场所，这是史无前例的。

驹尺喜美从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出发，重读了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史。在她雄心满满的这一探索中［驹尺：1978、1982］，她谈道：“私小说中的主人公，真的是被‘家’制度压迫而牺牲的被害者吗？”她的设问极其精辟，宛如是哥伦布竖鸡蛋一样的知易行难的真知灼见。岛崎藤村也好、太宰治也罢，私小说作家们无一不是站在父权者的立场上的男性，他们笔下没有在父权统治下痛苦挣扎的女性和孩子。他们所书写的是他们与“家”制度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所谓的冲突不是什么“家与近代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而是“无法背负父权责任的怯懦自我的烦恼与苦闷”。而且也正因如此，“从父权责任中逃离的未成熟的自我”深深伤害了在父权统治下的妻儿，反倒对自己的加害性没有自知之明且不以为耻，以至“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五木宽之所用之词）。

直到19世纪末，也就是直至资本主义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时期，针对它们的动向的相关讨论，马克思的市场分析都还是有理论预测力的。市场依照固有的运作规律重复着繁荣和萧条的轮回，最终也没能逃过陷入大萧条的命运。我们只要看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市场就必须求助于市场外部，以避免市场的运作规律在市场中一意孤行。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转向了帝国主义，这就体现了资本主义对市场外部存在着明显的依赖。结果，经济转化为战争经济。但只要战争这个巨大的消耗作为黑洞存在于市场外部，就可以解决市场供给过剩的问题，如此一来就不会导致恐慌。战争是发达经济的倾销之地（dumping ground），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自然”。如此一来，正如预测的一样，19世纪末从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开始最终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女性通过配合协助战争的“社会参与”，她们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后所带来的实际成果和自信。通过这一过程，女性懂得了性别分工，即社会领域的划分和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分配，而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能力”，而是按照“禁止”和“排除”来实行的。

换言之可以说，战争促进了女性解放。战争是男性所有活动中最为神圣的行为，而女性进入了男性气概的最后一片圣地

在一个国家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动员时，女性的参战被强有力地向前推进了。战争中，几乎所有男性都必须冲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直以来的性别分工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日本也是如此，在长达15年的战争中，初期，户主和家族继承者还不会收到入伍通知单。但随着战败的形式愈发严峻，连一家之主都会收到入伍征集令。对于母子家庭中“处于大后方的妻子”或是战争遗孀而言，她们只能选择自己成为一家之主来支撑起这个家[插图]。经历战争的女性，她们所获得的实际成果和自信并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和平的恢复而轻易消失。这种情况在战败国尤为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战败国比战胜国损失了更多的男性人口。还因为战争不单单是争夺物资的交战，更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理念）的斗争。因此，国家一旦输了战争，那么该国家的国民理念也就失败了。高举理念大旗而奋战的士兵们在复员归家之际，连对内的权威都已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哪个国家，战后的混乱期就是恢复从前的内与外“性别角色分工”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相比于战胜国的男性，战败国的男性让女人们“回归家庭”则更为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期同时也是女性进入职场的时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英国，除了工厂工人以外，护士、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办公室女性劳动者也随之增加。这些女性们在战时被招募为随军护士和事务员，而战争结束后，她们就这样继续留在了职场。另外，战后逐渐复苏的经济还顾不上甄选男性劳动者，女性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职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丧偶的遗孀以及丧父的女儿。她们代替战死的家长支撑起家庭，并肩负起了家庭收入的重担。

但是，“工作还是家庭”这种选择并没有撼动父权制家庭制度。资本主义需要女性雇佣劳动力。而对资本主义而言，将其置于“到结婚为止的工作”和女性的生活周期之上，这种做法使得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分离得到了保留。不论未婚还是不婚，“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被视为“与男性一样”的单身者。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依然不会与以“家庭责任”为名的再生产劳动对立。

除此之外，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女性一旦结婚，她的工作就随时可能被叫停，从这点上来看，未婚女性劳动者仅仅是职场上的“过客”。即便她们一直保持单身，但当下的状态也不知何时会由于结婚而导致中断。“工作还是结婚”这种选择规范，给女性无法成为职场上永远的伙伴找到了理由，这也正成为职场上歧视女性的合理借口。

经济萧条也同战争一样，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做出了贡献。这是因为妻子和女儿取代了失业的丈夫和父亲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由此，在家庭中，女性取代了权威尽失的男性，与此同时形成了“妻子、母亲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格局。

通过财政投资来创造扩大内需，也就是凯恩斯政策，这又被称作“修正资本主义”。在“自由市场”无法实现预定和谐之时，代表总资本的政治所给出的良药便是“加强国家的干预”

收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必将到来的发展阶段，而只不过是由统制经济“程度之差”所引起的另一种经济制度而已。从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鸿沟。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无计划性、意志决定主体是集中还是分散（集权或是分权），这导致了从完全的自由市场到完全的计划经济的连续性。然而在这一连续性的两极中，自由市场则要求更多的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则引入分权式的市场原理，二者互相逐渐“趋近”对方的形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分析南斯拉夫“混合经济”的“比较经济体制论说”这种变通的理论［岩

战争是市场寻求的“外部”，而内需则是让市场衍生出“内部”的“外部”。选择放弃战争这种“极端的外部”途径的市场体系，便只能转向扩大内需（和平产业）。通过分配给劳动者利润来创造需求这种方法对市场来说，宛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来增重的诡计，凯恩斯政策正是以这种诡计来抑制失业的，并通过这种不自然的行动，完成了修正资本主义的“革命”。

第Ⅱ期女权主义运动首次以“女性问题”为运动背景，并且只兴起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而这当中混杂着各种问题，不能仅仅从压迫女性的“封建遗留制度”与觉醒的女性所拥有的“近代式自我”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虽然第三世界的女性问题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女性问题二者出现于同一时期，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第三世界的女性容易将发达工业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所提出的要求，看作是生活在丰衣足食世界中人们的奢侈的烦恼。而第Ⅱ期女权主义运动仅仅出现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是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存在着运动的根基。 用一句话来阐述这种根基就是：对女性而言，家庭的“近代”已经形成了。

这种性别角色分工也就是克己奉公的企业战士和在后方专注于家务、育儿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然而这种“父权制”完全是近代的产物，它与作为封建遗制的父权制大相径庭。

“结了婚就做主妇”的这种荣升至中产阶级的梦想，通过“全民中产阶级化”已得到实现。

对于中产阶级的妻子而言，育儿期结束之后，等待她的终将是孤独和不安的折磨。

妇女解放运动虽然遭受了许多误解和诋毁，但是当它的主张一旦准确地传达给了女性阶层，那么它所传达的信息马上就可以得到女性的理解，并衍生出许多草根女性运动。这是因为第Ⅱ期女权主义运动并非争取女性的人权，而是将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视作问题之所在。她们对看似理所应当的“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发出了质疑。这里，“女性问题”转化为了“女权主义”。这是因为第Ⅱ期女权主义运动所讨论的问题并非社会的“不公正”——女性的“问题”，而是质疑社会上看似“正常”的“机制”。

作为一种阶层的女性，她们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所面临着的两种异化：第一，她们被排挤出了生产劳动；第二，她们被迫从事再生产这种无偿的劳动。“性阶级”（sex class）这一概念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一时期，女性作为被压迫阶级，也作为一种阶层，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她们共同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她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二者发起双重挑战。

M字形低谷与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二者息息相关，工作和育儿的对立证明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其实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

在自营业者的生活中，再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的选择则并非问题之所在。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女性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不仅如此，女性被迫要求二者同时兼顾。农家的家庭主妇没有成为专职于家务和育儿的主妇的自由。

家庭主妇劳动者”出现的条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将已婚女性从家庭向外面推的推力（push）；另一方面源于劳动市场将女性从家庭向外拉的拉力（pull）［上野，1982b］。

推力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生婴儿数量减少所引起的后育儿期的较早来临

生于昭和二十一年[插图]的那一代人，他们初婚的平均年龄在25.3岁，而一年后，他们在26.5岁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经过两年，在28.5岁的时候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继而他们画上了生育的句号。最小的孩子在他们35.0岁的时候达到上学年龄。即便女性一直受到“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女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有效期限也仅仅只到35岁，之后等待女性们的则是过早到来的“余生”。正如贝蒂·弗里丹所描绘的“郊外中产阶级妻子”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过了育儿期后逐渐成为现实。

育儿期中的女性除了孤立和闭塞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百分之一百都会先专注于作为再生产者的母亲这一身份。那种后育儿期母亲所感受到的空虚与不安，对处于育儿期的女性而言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想要推迟后育儿期，也就是延迟“母亲工作的退休”，只要一个接一个地一直生孩子便可以达到。实际上，明治时期出生的女性，在她们25.5到38.0岁的近13年的时间里，平均会生6到7个孩子，而在最小的孩子成年之前，她们就会离开人世。

推力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家务劳动大幅度的减轻。

随着家电商品的不断开发和普及，资本主义迅速地将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商品化。

当女性们没有必要再为家庭24小时不停献身之时，当女性想要具有购买家电商品的能力之时，她们就进入了职场。也就是说，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将女性推出了家庭，但女性为了能够走出家庭不得不依靠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而为了购买这些机器，她们必须要外出赚钱。如此一来，女性们就被困在了这种循环往复的陷阱之中。

个过程类似于农家的兼职化过程。靠着机械化的农业机器，农民虽然逐渐能够外出务工了，但是为了能够外出务工，农业机器对他们而言则变成了必需品；而为了能够购买“久保田”、“大发”[插图]，他们又不得不外出务工。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形成了农家兼职化。在这一过程中，最受益的一方当然是利润大增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农民为了能够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而外出务工。扩大内需的诡计宛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来增重，市场就是在蚕食市场的外部。

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是资本主义亟需解决的迫在眉睫之事。这是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强行制造了这种二选一的矛盾。具体而言，只要将“朝九晚五”的全职劳动轮班强加给女性，那么就只有不用肩负家庭责任的未婚女性以及不婚的女性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市场。对此，资本主义以妥协的姿态进行了划时代的发明，那就是非全日制劳动方式。

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被视作为正式的雇佣者，他们不仅没有雇佣合约和社会保险，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资制的适用对象。到60年代初期，女性雇佣劳动的普遍形态（不知何时起，除了家务劳动，女性还得从事雇佣劳动！）仍旧还是副业。

我之前已经论述过，历经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后，日本的资本主义面临着慢性型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在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1960年，即经济高速发展的元年，这一年日本的高中入学率，男性为59.6%，而女性则为55.9%。而高中入学率在1980年时，男性为93.1%，女性则为95.4%，这近乎达到了“全民教育”的水平。而劳动市场中缺少的并不是管理部门以及决策部门，它缺少的是年轻人、单身者以及低学历的人群，也就是学历水平为初中毕业的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低薪酬、非熟练、单纯辅助型和不稳定雇佣的底层部门职业。

第一，自动化。技术革新和不断进行的设备投资的确显著提高了工厂的劳动生产效率并且大幅缩减了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数。

但针对自动化也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在自动化也无法替代的面向客户的服务部门中，仍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对此，资本主义能够采取的选项是：1.已婚女性；2.老年人[插图]；3.通过移民劳动力来填补，而日本的资本主义没有采用移民这种做法。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都采用了第三种选项，而只有日本没有采用这一项措施。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主要依靠包括黑人奴隶在内的移民劳动力，而欧洲则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欧洲共同体内部面临着南北问题，大量劳动力从南部各国流向北部富裕的德国。希腊人、土耳其人等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德语不熟练，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就职的正是劳动市场中处于最底层的生产一线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这些移民劳动者居住在城市，引起了贫民窟、贫困、犯罪，以及卖淫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福利的负担成本也不容乐观。并且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与下层的德国人之间竞争频发。贫穷阶层的德国人对他们产生的怨恨和敌意很容易就发展成种族主义。近年来，在德国能看到新纳粹主义的抬头，这就是源于下层中产阶级德国人对移民劳动者的敌意和反感。除此之外，更不必说延续至今的美国的种族歧视了。

日本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利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没有选择将移民劳动力引入日本，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利用外国人劳动力，也就是在他们的居住地进行就地利用。这是通过合并企业以及多国籍企业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它的诡计：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同时，还能逃避支付处理工业废物这种公害的成本并可以仅仅获得商品。日本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种选项，真可谓是将成本降至最低并使利益实现最大化的“合理性”选择。

家庭主妇转变为劳动者，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变称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神岛二郎将这种变化称为“单身型近代化”。出身农村的人曾是经济萧条时期的保险阀，他们是“劳动力预备军”。因为对于外出务工的单身者而言，他们拥有回归农田的出路，即便在城市失业了，也有能回去的地方。即使他们没有货币收入，也不会苦于生计。这是因为在农村他们依旧拥有着实物经济。

随着农村作为“外部”被蚕食殆尽，家庭又作为新的“外部”粉墨登场了。如此一来，“家庭萧条缓冲论”出现了，这取代了经济学家所谓的“农村萧条缓冲论”。身为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妻子们即便失业也有可以回归家庭这一选择

女性的收入与其说是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说就是为了补贴家用

一般而言，女性的独立收入会威胁到父权制。

[插图]。女性的“双重角色”，意味着“双重负担”（dual burden）。这意味着，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而在家庭之中，丈夫对妻子的家务劳动袖手旁观；在职场上，这些男性对于女性劳动者（她们与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妻子一样）而言，则是支付她们低廉薪水的上司。在此基础上，丈夫还享受着妻子赚来的用来填补家庭生计的收入成果。

社会学的角色理论认为，职业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双重角色”是“角色冲突”的根源之所在。“工作还是家庭”这种二选一的窘境正体现了其中的冲突。同时，这种冲突又与女性解放语境下的“自立还是依靠他人”的问题遥相呼应。然而，我需要再次重复下面的话：只要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互相抵触，换言之，只要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互相矛盾，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新与旧的性别角色分工，作为百分之百再生产者的女性，她们的家庭责任并不会消失。

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职业女性的角色这两种“双重角色”之所以没有产生冲突，是因为“新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了维持父权制的秘密武器。也就是说，在后育儿期，女性进入职场后，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妻子－母亲”这一角色而已

第一，对资本主义而言，女性是部分生产者，也就是她们作为不完全的生产者进入劳动市场。在劳动市场中，中老年家庭主妇劳动者从一开始便放弃了竞争，她们作为二流劳动者忍受着恶劣的待遇，作为心甘情愿的、经济实惠的、顺从的劳动者被压价购买，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并且她们获取的用于家庭生计的辅助收入则在“扩大内需”的名义下提供了消费市场，可以说，她们甚至还是消费市场的老主顾。 第二，在父权制下，男性仍依赖着部分再生产者的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他们只是盘腿享受着无偿劳动。女性成了部分生产者，而男性却没有成为部分再生产者，可以说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从部分生产者到部分再生产者，这种变化只要不发生在男性身上，那么以无偿再生产劳动为物质基础的压迫女性便不会消失。

而且，只要女性仍然是部分再生产者，这就为那些认为女性只能成为部分生产者的人提供了借口。在劳动市场中，作为部分生产者的家庭主妇劳动者被给予薪金低廉的职位，并且正因如此，她们的收入只够补贴家庭生计。如此一来，作为家长的男性，他们的权威便更稳如泰山了

勃鲁盖尔指出，正因为它是女人的工作，所以无法成为“稳定的、持续的工作”，而正是由于它无法成为稳定的工作，所以它只能是“女人的工作”［Bruegel，1982：278］。

经济不景气使得正规的全职劳动者所处的环境更加艰难，他们被非全日制劳动者所替代了。

女性劳动力边缘化的原因在于： 已婚女性有家庭这一独自的天地，即便被生产所排除，她们也可以回归家庭。而社会福利又没有必要关照她们的存在，同时她们的消失也不会（只要不是自己注册在案）反映在失业率上。［Beechy，1987：57］

人口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这种观念源于近代以后。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著于1798年。而这也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人口学”诞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三种观点： 第一，“人口在不断增加”的现状认识； 第二，“使人口增加”的发展理论； 第三，“人口可以调节”的统一管理理论。

当我们看到出于自由“选择”的人们拒绝了结婚、控制了生育时，我们反而弄清了一直以来是怎样的文化－社会性强制力作用于结婚以及生育之上的。

结婚、生育的强制力几乎就是胁迫女性的话语。比如“婚姻才是女人幸福的终点”“女人只有生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等言论比比皆是。这恐怕并不稀奇。也就是说，将男性划为生产者，将女性划为再生产者，在这种特定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之中，作为再生产制度社会单位的家庭一直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所谓男性的作用不过是不参与和不干涉“女性的领域”罢了。

这与我们所预想的一样，“近代”家庭无法正常运行，具体来说，就是女人逐渐开始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女性开始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的现象则出现了批评和指责的声音

她们主要的反击之处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这种家庭单位变成了核心家庭单位，所以导致无法继续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第二，在这种核心家庭单位中，职责地位无可取代的母亲开始工作，这导致了育儿质量的下降。 简而言之就是“核心家庭中外出工作的母亲”变成了众矢之的。家庭再生产功能的低下则被看作是女性的责任。当然，在家庭再生产职责方面，由于女性一人就是百分百的责任人，所以自然不会让男性为职责怠慢而负责。

当下，有的人认为，要改变“核心家庭中外出工作的母亲”，其终极解决方法就是回归传统三世同堂的生活方式，而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仍在增加。只要三世同堂，那么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就可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工作。不仅如此，女性外出工作还能够避免因一家同时有两位家庭主妇而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往后养老的看护也不用担心。三世同堂被认定是治疗“家庭危机”的特效药。但无论是哪一种看法，这些“解决方法”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再生产劳动——育儿劳动和赡养老人的看护劳动。这两种劳动是在作为祖母的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女性之间发生的隔辈交换，且仅仅出现在家庭的女性成员之中。

在“危机论”的各种说法之中，“保卫家庭论”显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一致，即二者根本不想将再生产劳动从家庭中转移出去。

男人们哀叹着女人讨厌结婚并且不再想生孩子。但兼顾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并且还不给予再生产者的女性任何支持和帮助，女性这样做只是对于这样的社会所给出的应有的反击而已。

对“既要工作又要孩子”的女性，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给出的回答是：“OK，两个都给你，但是你必须将它们很好地安排进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

当然，这种经过“中断－再就业”后出现的“家庭主妇－劳动者”的生活方式究竟对谁有利呢？结果一目了然。“中断－再就业”型女性的生活，看上去对女性有利，但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第一，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并过河拆桥；第二，可以以低廉的薪酬雇用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对父权制而言，这样可以使得在育儿期间确保丈夫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在进入后育儿期之后，丈夫也可以不负担任何家务劳动还可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

他们会以母亲的体会和孩子的经历来反驳。特别是有人认为，女性进入育儿期后，她们专职育儿的生活并非对女性自身有利，而是对孩子有利。这种母性意识形态要求女性作为母亲应该有献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种崇高的动机让一心专注育儿的人们相信女性就应当为孩子着想，比起自己，要优先考虑孩子

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的活力。而在父权制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但即便如此，将这种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话语仍层出不穷，正可谓是无中生有。

人类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除了哺乳和排便之外，还会受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持决定论观点的人，也就是认为母乳期的生理活动决定着未来人格的人，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太过天真了。

所有的育儿科学都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某种意识形态罢了。

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去追寻“什么才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去思考“这些人究竟希望什么是正确的”

。但这长短之论究竟是就谁而言的呢？这种时间的长短绝不是由女性或孩子自己决定的。并且，恰如其分的时间长短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

其实很多妻子懂得，所谓“夫妻间的好好相处”不过指的是自己要遵循丈夫的意思罢了。当夫妻两人无法好好相处时，那么在作为个人的丈夫与作为个人的妻子之间所潜在的分配差异（身份差异）就会显露无遗。

只要在全社会中，男性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女性需要继续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那么这种由单身母亲承担的再生产行为就仍会是为父权制社会做的奉献（看看那些战争遗孀，她们付出辛苦艰辛的努力，最后还是抚养出了男权式的儿子）。

移民政策有两种方式来引入外国劳动力：一种是引进“在国内拥有无可替代特殊技能的”外国劳动力；另一种是引进在国内虽然并非无可替代，但谁都不愿做的底层非熟练劳动力

对资本主义而言，父权制只会增加成本，但即便这样，还要继续维持父权制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正如市场的一元化就意味着市场的终结一样（如果资本主义也能将“孩子的生产”市场化，那么则另当别论[插图]），我不认为父权制会消失（因为这就意味着“家庭的终结”）

日本的儿童在第一次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依赖着无私奉献的母亲，所以他们同样也形成了具有依赖性的、顺从的身体。这些儿童在第二次社会化阶段中由家庭被转手到了学校，他们在管理式的教育中进一步被加工成拥有相同的、整齐划一的、顺从的身体。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育儿期“中断－再就业”的主妇劳动者化与“三岁之前由母亲抚养”的育儿意识形态是狼狈为奸的关系

无论是何种专家所提供的教育，其热忱和慈爱程度都远远不及真正的母亲所能给予的教育。无论与何种育儿专家相比，外行的母亲都是优秀的教育家。如果把母亲给予的热忱和密度的育儿公共化，那么这种成本将异常昂贵。无论是公共化还是市场化都无法实现育儿彻底社会化，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成本过高的选择。然而，资本主义将养育完全交给女性，并没有将教育交给女性。因为教育也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再生产劳动。但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出色地克服了这个困难。它通过把“中断－再就业”型的生活强加给女性而实现了“让受益者来承担这个困难”，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以无偿劳动的形式让女性背负养育责任，之后，又将教育所需的费用负担同样让女性来承担。在当事人的承担下，适应市场要求的顺从的身体以较高水准的QC接二连三地被再生产出来。如此一来，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就与父权制完美地达成了调停的平衡。作为父权制产物的母性意识形态，它并没有与资本主义相抵触，再生产劳动在自发性地剥削着女人和孩子的过程中、在“家庭革新”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

就是说，将自我的思考寄托于企业营利之上，或是以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

即便马克思主义将“女人所从事的活动”称为“再生产”而非“生产”活动，但是马克思主义将社会视为“生产和再生产单位”的生产至上见解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倒不如说，马克思主义将性和生殖定义为“再生产”，是将其仅仅看作是一种合乎近代功利主义目的的活动。从这两点上来看，这种观点符合了人们的性规范

另外，女权主义者将“家务”定义为“劳动”（无论“家务”是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还是有交换价值的生产），即便我们暂且不谈这种分析概念对女权主义者意识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单单将“劳动”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各种属性都纳入分析领域，这种做法的贡献就不容小觑。与此相似的是，近代人逐渐把自己的各种活动当作是劳动，这种看法也同样影响了女性的领域。但“家务劳动”论没有看到家务中所包含的“性”（Erōs）这一特征，

马克思理论认为，人类是由“劳动”来定义的。从“劳动”的概念看，正如鹫田所指出的一样，孩子是劳动力形成过程中的“不完全的人”，而老人则是“无用之人”。接下来这点虽然他并没有提及，但如果再加上女人的话，那么女人就自然是二流的“劣等”劳动力了。

对拉法格而言，“‘懒惰’意味着对‘劳动’长子——‘进步’之神”的逆反，这是“自由”的主张［同上］。对拉法格而言，他所面临的并非是通过“劳动”向“非劳动”的转变而超越、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将“劳动”变为主体性、自发性的“自由劳动”的问题，更不是从“劳动”中逃向“非劳动”的问题，而是“劳动”与“非劳动”这种划分方法本身存在着问题。

马克思将“劳动”神圣化是因为他沿袭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思想。那是一场资产阶级对劳动观进行的革命。在那之前，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中，“劳动”（labor）这一概念一直是带有消极意义的，它指的是人类被逐出乐园时所要背负的苦难。因此，长久以来“劳动”被认为是牛马、奴隶等做的事，而不是贵族的事。贵族应该在神学、哲学（既意味着“休闲”又意味着“学问”）上消磨时间。

我们需要的并非是“脱离劳动的解放”，而是“脱离‘劳动’这一概念的解放”。并且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把人类活动（activity）划分为“劳动”和“非劳动”的这种观点。 从“非劳动”的角度将“劳动”相对化，这种反复摇摆的做法使我想起了女权主义者们。他们对“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在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两极之间不断变换。只要将再生产劳动定义为父权制下的、无偿的劳动，那么“家务劳动”对女性而言便是极度的异化劳动。

第一，家务劳动只要也是劳动，它就不可能是“非劳动”。第二，就所谓“生产使用价值”的这种说法而言，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只不过意味着家务劳动“不生产交换价值”而已。第三，处于父权制资本主义下的家务劳动不可能脱离生产劳动而实现一个人的“自由”。

许多学者都十分欣赏以下这种看法，即“只有家庭或是私领域才能提供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唯一不被异化的空间”。但反言之，所谓的“避难港湾”对女性和孩子而言，瞬间就可以摇身变为“压迫和暴力的专制王国”。如果生产劳动会被异化，那么家务劳动也同样也会被异化；相反，如果家务劳动带有喜悦和自我实现的意义，那么生产劳动应该也有。

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女性才会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不是“自然”的且不是“命运的定数”这种观点呢？我认为，这关键在于生产过程之中发生的变化。当社会性别（gender）机制与劳动性分工陷入矛盾对立关系时，当两者之间不再存在和谐时，这种观点才会被女性接受。二者无法兼顾的事实给（女性的）斗争和疑问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而这也是两性之间对立和冲突的原因。

顾女权主义过去300年的历史，从开始到高潮，在其断断续续的发展之中，它兴起的时期或许与特定社会经济变动期并不一致。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有当女性重新进入生产时，抑或是她们的进入重新被认可时，她们才能暂时性地占据了先驱的地位。［Mitchel，1986：48

无论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劳动者阶级的女性，她们都从事着新兴的工作。在我看来这里出现了一种可能，即无论男女，他们未来从事的工作都属于劳动者阶级般的工作。倘若如此，那么男性恐怕会沦落为失业者。

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指出，“资本主义将男人和女人还原为无性的个体”，而他的观点恰恰说明了他不过是天真地相信了那个近代资本主义所散布的“神话”而已。讽刺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工业社会是一种实现了“生产归男性、家务归女性的，史无前例地对性进行隔离（Apartheid）”的社会。

资本最初是怎样出现的呢？马克思认为是通过掠夺出现的。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依靠城市对农村的剥夺而形成的，这就是通过经济外部的政治强制力所实施的“资本的不正当行为”。

换言之，资本仅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等价的部分，而没有对劳动的产物进行等价的支付。这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不仅利用了农村和城市的落差，它还把性这一变量变成了剥削的手段。

资本原始积累的背后不仅仅有农村，还有资本新开辟的广袤的领地——女性。

女权主义看似在呼吁性别差异的消亡和随之而来的“近代”的最终完结，但实际上女权主义反对的是以性别规范为基础的、近代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根基。如此一来，女权主义本就诞生于“近代”，但它的批判其实是在自己摧毁诞下自己的母体。

文明史的倡导者、文化人类学家梅棹忠夫认为，后工业化会让女性的劳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了劳动的性别区分，所以也同时消除了工业化时期劳动性别分工所带来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劳动力“闭关锁国”的状态下，通过扩大内需型的经济发展而大幅度增加了女性的雇佣人数。这是因为，第一，日本在经济成长期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选择引入移民劳动力。女性所从事的领域就像各国引入的移民劳动者所从事的领域，绝不是劳动市场的核心行业，而是低薪酬且不稳定的非熟练劳动力行业。第二，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将家务劳动商品化，所以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日本而言，二战后失去殖民地且无法依靠战争经济继续发展，所以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正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一样，日本也把眼光投向了自身内部的差异，只能开始蚕食全民中产阶级化社会残余在最后边境上的社会性别差异。于是，女人们为了购买家电产品、加工食品、成衣等商品而从事雇佣工作，家务劳动得以减轻，但同时也使得女性渐渐地走出了家门。家务范围被极大程度地缩小了，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企图。后工业化促成了大量女性的就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劳动的性差。

资本主义虽然给予了女性就业机会，但其代价是周边劳动力市场也被编入了体制之内。资本主义没有消除性差，而是将性差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组再编。

“家务劳动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化是她们工作的前提。其方法包括：第一，不生育孩子；第二，三世同堂或者临近居住的母亲或婆婆的帮助；第三，购买私人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第四，彻底的HA（全智能家居）；第五，公共社区服务的帮助。在种种选择之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通过让丈夫同等地承担家务育儿劳动”来减少妻子家务劳动的负担。

最后仍残留的问题是，不考虑所有变量的、存在于劳动结构内部的差异性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生育人的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是处于所有劳动之中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权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