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价值极度单一的世界。效率与效益是它衡量一切的尺度
文化产品像所有的产品一样，思想生产者像所有的生产者一样，被期待以边界清晰的方式贴有标签。
这样的“现代社会”并没有也不可能履行现代性的承诺——更“自由”、更“平等”、更有“尊严”，反而在它的成员之间不断加剧着包括经济上的剥夺——剥削与政治上的统治——服从在内的不公正关系。
一方面，像所有的领域一样，“学术”或者说“思想”也是可以并正在以空前的方式被标准化、专门化、量化、产业化
而另一方面，“正义理论”中最常见的那种哲学王或者说圣贤视角，在企图拿着事先被定义好的、往往内涵单一的“公正”或“正确”去规定与规划一个理想的社会时，在追求“正统”“绝对”与“普世”的路上，恰恰与上述“零容忍”的逻辑殊途同归。
所幸的是，哲学王与圣贤们的规划大多像尼采笔下那个宣布“上帝死了”的疯子一样没有人理睬，否则，践行其理论，规定什么样的“主体”有资格参与对于公正原则的制定，什么样的少数／弱势群体应该获得何种程度的补偿或保护，什么样的需求是“基本”的，等等，其结果很可能只是用另一种反正义来回应现有的不正义。
为何包括学者或者说思想家在内的现代人，越是追求“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就似乎越是走向“统治”与“阶序”这样的反面？
借用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的话来说，这一悖论的实质在于我们企图“用主人的工具掀翻主人的房子”，到头来很可能又是在为主人的房子添砖加瓦。
回到本文的开头，机械主义自然观、两性分工、实验室中的动物行为学、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些议题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其内在联系在于，它们都是一部被奉为无二真相的“正史”的构成要素。再回到全观视角之下的“正义理论”，它为什么很可能是反正义的？因为它恰恰建立在这种被粉饰为真理的统一叙事之上——对于人类史的叙述，乃至对于自然史的叙述。其排他性与规范性所带来的后果是与正义背道而驰的各种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费代里奇曾转述一位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中的女性的话：“你们的进步史，在我们看来是剥削史。”
当她将传统的“真”“假”问题转换成“有意思”“没意思”的问题，当她问“什么样的实验是动物自己会觉得有意思的？”“什么样的问题是动物会乐意于回答的？”“什么是对于每个生命体来说有意义的？”时，人与人、人与非人、来自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总而言之，不同的生命体之间，豁然呈现出崭新的互动与应答方式
这样的思想可能是不“工整”的，可能不是最雄辩的，可能不是最方便于被“拿来”的，但一定是最能够撼动读者，令读者的思想也开始蠢蠢欲动、开始孕育新生的。面对这样的作品，阅读如此轻易地就能从“文化消费”中解脱出来，而变成回应、探讨、共同推进一些设想的过程。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一些被后人归入“第二波”的女性主义者开始有意地把女巫的形象用作一种政治挑衅。
女巫向来都是敢于有勇气的、强势的、聪明的、不循规蹈矩的、好奇的、独立的、性解放的、革命的女性……女巫在每个女人身上生活和欢笑着。她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部分……你若是女性的、桀骜不驯的、愤怒的、欢乐的、不死的，你就是女巫。
其他许多反抗群体一样，女性对独立和自由的争取不大可能单纯以温文尔雅的方式进行。相反，之所以反抗者必须做好暴力斗争的准备，是因为形形色色的压迫者从未忘记自己向来掌握了多种形式的暴力，就连装作忘记暴力、对暴力表示惊诧或遗憾这类姿态本身都不过是暴力的一种——反抗者的暴力从一开始就只是防御罢了。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一般阶级社会中的剥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者的产出总体上大于劳动者的收入，而后者总体上等于劳动者为了维持生活、提升技能、调节情绪和生养后代而发生的消费。如果把前者称作生产，把后者概括为劳动者个人和群体的再生产，那么剥削的必要条件就是生产总体上大于再生产。
如果在简化的模型中不考虑福利机构，就可以说现代工人要用工资来应付生活、培训、娱乐和生养。这当中立刻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比：如果说在培训等许多再生产活动中，工人把一些工资支付给了相关服务的提供者，而把自己仅仅放在消费者的位置上，那么至少对于家务、性交、生养等再生产活动，工资的用途却一般只是购买相关的物品，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人工费用。然而毫无疑问，倘若在家务、性交、生养等活动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仅仅处在消费者的位置上，而是有人——在现实中显然以顺性别的女性为主——处在劳动者的位置上或兼有两个职能，那么按照经济常识，后者是有权获得报酬的，尽管同样按照常识，这样的权利仿佛并不存在。简言之，再生产中的一部分人工费用没有被考虑到，没有被纳入会计（即双重意义上的“unaccounted for”）。这也正是马克思本人所忽视的方面。
这是马克思本人作为白男的固有缺陷，他超越了时代，但没有超越性别。
分担家务可能会改变与男性的关系——不必什么都由女性干，这也很好——但它不会改变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会改变家务工作的价值丧失(devaluation)。
再生产中的女性问题在开明的环境中远远没有消失，而是被置换到了从事家务的移民女性身上
与女巫在20世纪后期成为激进的政治形象这一过程相反，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即欧洲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一大主题被揭示为通过迫害女巫来迫使女性接受新的再生产职能。简言之，不是暴力反抗，而是暴力镇压。
从史学本身的角度讲，费代里奇强烈地质疑了一种流俗的进步观念，即认为现代在一切方面，比如在女性问题上总归好于前现代。然而，再生产中的无偿劳动被主要指派给女性这一情形似乎恰好是由早期资本主义推动的。这里的核心是对猎巫的考证：看起来极其迷信和野蛮的猎巫恰好主要发生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被视为更加落后的旧时代。
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无产者时，马克思发现正是“他们”为早期的雇佣劳动充当了廉价的工人，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但这里的“他们”恐怕主要是这些失地农民中的男性，而“他们”在劳动之余所需要的再生产活动以更加廉价或无偿的方式落到了失地农民中的女性身上。当她们或多或少不能适应这个职能，乃至试图反抗时——正如男性无产者也时常反抗一样——就会出现各种规训和镇压，并在极端时借助猎巫的名义。总之，先前的女性未必惯于承担再生产中的无偿劳动，但是男性无产者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同时要求她们向家务工人转化，而这些转化绝不是平和的。
内心影响外物、头脑驾驭身体之类的说法隐含了压制女性的要求，有时还隐含了对压制的力度是否足够的担忧。
存天理灭人欲
早期资本主义所执行的另一个观念上的重大变革是把自然界确立为有待利用的对象，比如有待占据、有待成为财产的土地和资源。这不仅导致了广为人知的对各种土著的暴行——因为他们的家乡被合法地当成无主的——而且在很多地区并不是与性别无关的： 由于妇女与生育过程的独特联系，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认为妇女对自然界的秘密有特别的理解，这据说让她们得以掌控生死、发现事物的隐藏属性。……这正是当资本主义企图构造一个更机械化的世界观时，女性会遭到首要打击的原因之一。对自然世界的“合理化”——这是更加严苛的工作纪律和科学革命的先决条件——是通过消灭“女巫”来实现的。
女性职能的现代转化如何呼应了某些观念和形而上学的变更。
不断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战争和掠夺、以及降低女性的地位，是资本主义在一切时代的存在所必需的条件。
费代里奇攻击的是一种广泛流传的关于身体和性态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观点，即认为身体和性态的许多方面是在人们的话语实践中被决定的，不论是由统治性的、压迫性的说话者所决定（这是需要揭露的），还是由反抗的、自主的说话者所决定（这是值得赞同的）。
波伏娃：妇女的身体是社会建构的,她以此来描述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的身体经验;这个身体是可以改变的。生物学、解剖学和经济都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或关键因素,是社会和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命运及其存在的意义。
上述建构主义的流行造成了过多的、过于昂贵的、过于危险的用技术手段来改造身体和性态的做法。
这份工资导致的远远不止让再生产中的无偿劳动变得有偿，从而改善大量女性的状况，而是迫使再生产无法廉价地完成，需要更高的花费，从而迫使社会的工资总额提高到对资本家阶级而言缺乏利润的水平（在注重福利的国家中，工资的这种提高可以被替换为福利支出的增加，于是尽管资本的利润得到了保护，代价却是国家等机构的巨额负债）。
想法家务有偿→提高工资，资本家利润下降？
费代里奇并没有主张那些前现代社会授予女性的神秘权力都是可信的，也没有幻想任何向前现代的回归。然而，她的确毫不含混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合理化（更一般地讲，激进左翼很少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能够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来解决，而是恰好认为这种自封的理性主义是生态危机的原因），并且强调了这对女性权力的削弱。很明显，这一削弱有助于把女性束缚在新的再生产职能中。
想法？
我们是否该认为所有这样的政治身份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性，因而摒弃它们，并选择建立在纯粹对立基础上的统一体(unities)？我们该如何评判新的生育技术？它们承诺将以更符合我们欲望的方式重塑我们的生理构造，再造我们的身体，但它们是加强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掌控，还是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了实验和牟利的对象，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和医疗行业？
全盘否认社会和政治认同的可能性将导向失败。这是对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的团结的否认，并完全是在想象没有历史的人。
第二部分还探讨了可以被视作新的身体改造运动(new body-remake movement)的现象，其中技术创新和医疗专业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我更想强调问题的症结并警告潜在的危险，而不是指责所涉及的实践。从整形手术、代孕到性别重置，身体再造的方式不一而足。但在每个案例中，最为突出的是医学专家因承诺改变生活而获得的权力和声望
已经在动物身上实行的）克隆、基因编辑和基因转移将成为医学或科学工具包的一部分，想必能让未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不仅可以生产无生命的商品，还可以生产人类生命的新形式。
第三部分的文章所讨论的，是医学和心理学在组织和规训产业工人以及作为再生产工作者的妇女时所起到的作用
身体目前正处于政治话语、规训话语和科学话语的中心，每个领域都试图重新定义它的主要品质和可能性
一方面，我们有十分极端的生物决定论，它假设DNA是隐藏的上帝(deus absconditus)，在背后决定着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生活。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跨性别）理论鼓动我们抛弃所有的“生物”因素，转而关注身体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和文本性表征，并接纳我们与机器世界的日益同化，将之作为我们存在的组成部分。
在生物学家眼中，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未知的上帝便已在DNA中分配好：我们或者生来就患病，或者有可能得某种病，或者注定要得某种病，或者对一些病完全免疫。
这正是我在《凯列班与女巫》(2004)中开展的工作。在那本书中，我研究了向资本主义过渡如何改变了“身体”[插图]的概念和遭遇。我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规划之一是将我们的身体改造为工作机器。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创造不同形式的工作和强制来最大限度剥削活劳动(living labor)这一需求，是塑造我们身体最为关键的因素
是为了在这个将身体改造视作一种社会赋权和自我决定的途径来推广的时代，向我们从政策和技术中可能获得的好处发问，而这些政策和技术从未受底层控制。
资本主义之所以把我们的身体当成工作机器来，是因为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最为系统化地将人类劳动变成财富积累的本质，进而追求最大限度地对其加以剥削。它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目的：强制实行的更严格和一致的劳动形式，多种规训体制和机构，带来恐惧以及侮辱性的仪式。
妇女在资本主义发展中遭受了双重的机器化过程。除了在种植园、工厂和家庭中受到或有偿或无偿的工作的规训，她们还被剥夺了自己的身体，变成性客体和繁殖机器。
[插图]通过迫害“女巫”，希望掌控自己生育能力的妇女被谴责为孩子们的敌人并遭受不同形式的妖魔化
而今天，由于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插图]在美国的几个州去诊所堕胎的妇女不得不从一群大喊着“杀婴者”并追捕她们直到诊所门口的“生命权卫道士”(right-to-lifers)中突围。
尽管在美国历史上，除奴隶制的情况外，没有哪个妇女群体被直接强迫生孩子，但随着堕胎被定罪，非自愿生育和国家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便已然机制化
尽管资本积累趋向于让工人显得累赘，制造“剩余人口”，但它仍然需要人类劳动。只有劳动能创造价值，机器做不到。
人口扩张本身是为了刺激增长，因此，任何资本部门都无法对妇女的生育意愿漠不关心。
当今的政治家们都在关注世界范围内出生率的下降。她将这种下降解读为无声的罢工。
人们很容易想象，妇女们公开罢生，并发表如下宣告：“我们不会再为这个世界生儿育女，除非孩子们的生存条件发生彻底改变。
今天的女性之所以生更少的孩子，是因为这意味着更少的家务，更少地依从于男人或工作，是因为她们拒绝看到自己的生活被母职所消耗，或者不愿让孩子重复的命运，
[插图]但这是一种危险的立场。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剥削性的社会制度，那我们便要担心：未来的资本主义规划者们或许能够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类。
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南非医生强加给那些被送去金矿工作的非洲人，用以摧毁他们抵抗意志的侮辱仪式。[插图]在“耐热测试”或“遴选程序”的幌子下，非洲工人被命令脱光衣服、排队列、铲石头，然后接受放射检查，或被用卷尺和秤测量。所有这些都是在体检医生的凝视下进行的，而受试者却往往看不见这些医生。[插图]这项活动的目的据说是向未来的工人们彰显采矿业的权威，并让非洲人过上“完全剥夺了人类尊严”的生活。
想法现在好像也被这种“无形的医生”所注视着，称体重、量体围
女性在婚姻内外为了避孕、避免性生活所作的斗争，是地球上最常见却未被承认的事情之一
男性“在工作时”集体面对资本主义剥削，而女性则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在家庭中、在医院分娩时、在街上、在被谩骂和攻击时，孑然面对资本主义剥削。
女性主义是一场反对将我们定义成“身体”的运动，反对将如下想象设为我们唯一的价值：乐于自我牺牲和服务他人。这是一场针对如下假设的反抗：我们对生活的最好期望就是成为男人的家佣和性奴，就是为国家生产工人和士兵。通过争取堕胎的权利，反对我们中大多数人被野蛮地强迫生育，反对家庭内外的强奸，反对性客体化和阴道高潮的神话，我们逐渐揭示出自己的身体被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所塑形的方式。[插图]
不只是成为母亲的责任，连“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概念本身都遭受质疑和拒绝。是女性主义运动使得女性气质不再理所应当。
3000年后走向结束。”[插图]她们还向婚礼秀(bridal fairs)抗议，谴责“美丽”的义务和强迫，把自己称作“女巫”。
我们与男人们的互动也被置于审查之下，他们的暴力、他们持续矮化和贬损我们的方式得以揭露——称呼我们为“宝贝”、“丫头”(chicks)、“婆娘”(broads)，期待着每一次殷勤都能换来性回报，比如在约会时为我们的晚餐买单。
女性主义运动在福利斗争中的缺席尤其成问题，因为在官方话语中福利总是与种族牵连，尽管获利名单上的大多数妇女是白人妇女。然而，黑人妇女却更为可见，因为她们从民权和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的遗产中汲取力量，更具战斗力和组织性。是黑人妇女领导了扩大福利计划所提供的资源和改变其公众形象的斗争。但是，她们所传递的“每个母亲都是劳动妇女”以及养育孩子是对社会的服务的信息，应是向所有妇女发出的。[插图]然而，福利母亲的斗争从未获得它所需要的支持，进而未能防止国家对福利计划和妇女本身发起的恶性进攻，后者对黑人社群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如多萝西·罗伯茨所写，正是对福利的攻击创造了黑人单身母亲的形象，她们“寄生”在福利上，沉迷可卡因，制造着功能失调的家庭，这些都为大规模监禁政策提供了理由。[插图]
我们在“#metoo运动”中能看到类似的动态，因为再一次地，许多妇女没能认识到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变态的男人滥用了权力。说它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意味着我们大多数人所被迫生活其中的经济条件设定了妇女就得遭受性虐待。
把性工作单独拎出来作为特别有辱人格的活动，带来了对从事性工作的妇女的贬低和指责，同时也没提供任何关于妇女真正拥有的选择的线索。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没有足够生存手段的情况下，妇女总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且这不仅仅发生在妓院和街头。我们在婚姻中出卖自己的身体。我们在工作中出卖自己——不管是为了保住工作，还是为了获得工作，为了获得晋升还是为了不被上司骚扰。我们在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电影业——中出卖自己。妇女还从事卖淫活动以支持她们的丈夫。
我们同样该承认，有些赚钱的方式比卖淫更有辱人格。卖掉我们的大脑可能比卖掉我们的阴道更危险，更具侮辱性。
“性自由”、“情色资本”
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告诉其他妇女什么形式的剥削是可以接受的，而要发展我们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不会在任何情况下被迫出卖自己。
当不平等的性别分工仍然存在，工作日益技术化，女性若想参加曾经男性化的职业，便被要求女性特征不发达，换句话说，得从女性身体中逃出来。这在女性审美的新模式中也很常见，强调男孩般的外表而非充满曲线的身体，后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男性的心头好。[插图]在许多职业中，顺从“女性化”的性别模式已经等同于自我贬低，从学术界、艺术画廊到计算机实验室，资本主义需要无性别的劳动力。
从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被期望同时成为女性和男性。当然，婚姻、生养和家务，这些曾经用来识别女性的实践已经不够了，即使从资本的角度看也是如此。社会期待我们独立、高效，并在家庭之外工作。我们越来越被期待变得像男人一样。
改变我们的身体，重新获得我们对性和生育能力的控制权，就要改变我们生活的物质条件。
“选择”和对我们身体的控制不能只通过减少我们的孩子数量，或获得不生孩子和为薪资打拼的权利来实现。而是说我们得构筑起权力，迫使国家交出我们的家庭和社群所需要的资源，以至于我们不必从事两份工作，不必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钱发愁上，不必因为养不起孩子而把他们交给代孕或领养机构。“走出家门”和“争取平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新分配资源，减少工作，重新掌控我们的生活，为比我们家庭更为广阔的世界的福祉担起责任。
这么多人罹患癌症也不足为怪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毒的地球上，以一些从出生起就受到可怕折磨的动物为食，而我们再把它们的痛苦所产生的全部毒素吞入自己的身体。
想法只提出问题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为什么需要“机器动物”，因为人太多了。吃素会不会改变现状呢？不会，大规模的种植植物就不是“机器植物”了吗？
性别不是简单地通过强加“规范”，而是通过对工作的组织安排、劳动分工、差异化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以及对家庭、性和家务劳动的组织安排来维持的。在这些语境中，那通常被叫作“表演”的东西更应该被定义为胁迫和剥削。
如果“妇女”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如果它是社会建构出来的，那就应当要问：它代表了什么？在它被建构出来的过程中，谁是行动者？谁有权力定义“妇女”的含义？
生来有子宫和生育能力便注定要过一种从属生活？
身体改造现在这么火爆说明了什么？
但对那些有能力负担这些手术的人来说，相比等待一个外貌不再重要的平等社会成长起来，它们可能提供了更有希望的产品服务。
身体也是诸种权力制度书写律令的文本。
想法刑罚制度到禁止纹身
指控资本主义将妇女的身体变成生产劳动力的机器，一直是女性主义文学的中心主题。然而，代孕母亲的出现是这一转化过程的转折点，因为它将妊娠表征为纯粹的机械过程和异化劳动
一些原则被用来克服有争议案例中现有的禁令，或用来让从国外代孕得来的孩子更容易被法律承认，其中之一是法官应根据“孩子的最大利益”来制定决策。然而，这是一种规避法律的便宜手段，还合法化了代孕业务中暗含的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毕竟在孩子分配这件事情中，有钱白人伴侣能带来的好处总是更具优势。
这一论点已经为男同性恋伴侣所用（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激进圈子里也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据说必须雇佣代孕母亲来实现他们所谓的做父亲的绝对权利。
虽然代孕的辩护者将之描绘成一种人道主义姿态、一件生命的礼物，使那些不能生育的伴侣能够体验为人父母的乐趣，但在现实中，通常是来自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妇女承担了这项任务；如果没有金钱补偿，代孕也不会存在
不过我们最应当谴责代孕的一点在于，它进一步巩固了如下假设：人类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而孩子可以专门作为商品被生产
没有一种社会变革、文化或政治创新不通过身体来表达，没有一种经济实践不运用在身体之上。
随着活力论和“本能”理论的兴起，我们有了关于肉身的新概念，使另一种类型的规训得以成行：不再那么依赖鞭子，而更多依赖内在动力的运作——这可能是自雇佣劳动关系巩固后，劳动力将劳动过程的规训要求日益内化的标志。
心理学，在工业时代将身体转化为劳动力
心理学很快就成了最直接负责控制劳动力的学科。比起医生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们在工人的遴选中介入更多，指导了数以千计的面谈，实施了成千上万的测试，只为选择“最适合工作的人”，观测工人的挫败并决定谁能晋升。
首先，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工作规训要求身体机械化，破坏身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任何对我们心理和社会生活的描述都不应忽视这一现实。其次，由于参与了将身体转化为劳动力的过程，心理学家已经违背了他们声称自身科学性的预设，抛弃了我们期望他们能分析的现实的关键方面，比如工人对产业工作强加于我们身体和思想的严格控制的反感。 最重要的是，将身体转变为劳动力的历史揭示了资本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面对的深度危机
不稳定性的制度化不仅加剧了我们对生存的焦虑，而且也创造了那些去个性化的、适应能力强、随时准备更换职业的工人。工作的计算机化和自动化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的身份丧失和无力感，提倡高度机械化、军国主义和非人性化的行为类型；在这种情况下，人被还原成更广泛的机械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被工作和市场管制的生活之外的其他选择，一方面是因为在不稳定的劳动制度中，工作不再是身份形成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更有创造力
同样，没有人认识到精神障碍可能是由失业、缺乏医疗保险和对工作的反抗等经济因素造成的。相反，心理学家跟随经济学家做“幸福研究”，继续努力让人们相信积极思考、乐观，以及最重要的，“抗逆力”(resilience)——新流行起来的用于规训的语义工具——是成功的关键。
一定要“成功”吗？能活下来就不错了，顶多再培养一些爱好让人生不那么枯燥
自资本主义社会诞生，性工作就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背景下履行两项基本职能。一方面，它确保了新工人的繁殖。另一方面，它是工人们再生产日常的一个关键方面，性是工作中积攒压力的安全阀，至少对男性来说是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性是他们能享有的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因此更加不可或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工人阶级能够大量自我繁育，不仅因为多一个孩子意味着多一个工人、多一份工资，还因为性是穷人唯一的乐趣。
在世纪交替以前只适用于中上层阶级妇女的理想化“女性品德”，因此也辐射向了工人阶级妇女，以隐藏对她们无偿劳动的期望。毫不奇怪，我们在该时期看到了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运动，在工人阶级中提倡母性和爱的理想，这些理想被理解为绝对的自我牺牲能力
“夫妻之爱”和“母性本能”这两个主题，以及抱怨工厂工作对女性道德和生育角色造成有害影响的声音，贯穿了维多利亚时代改革者的话语。
首先，否定女性性行为可以作为妇女收获快乐和金钱的来源。要把工厂女工——妓女（这两种情况下，她们有偿劳动）转换成无偿的、愿意牺牲自己利益和欲望来换取家庭福祉的母亲——妻子，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将母亲的角色从任何情色因素中“提纯”出来。
这意味着妻子——母亲只应享受“爱”的乐趣，而“爱”被认为是一种脱离了性和报酬欲望的情感。对于性工作本身来说，“为生育的性”和“为快乐的性”之间的分工被深化
作为两种独立、相互排斥的女性形象和功能被制度化，也就是说，毫无享乐的母性和毫无母性的“享乐”的区分被制度化。社会政策开始要求妓女不能成为母亲。她的母性必须被隐藏起来，不得带去她工作的地方。
然而，性工作和养育子女的劳动分工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资本使用了大量的心理和身体暴力来强加这种分工。未婚母亲的命运，“被诱惑和被抛弃”的命运，连同对母性牺牲的推崇，充斥着19世纪的文学作品，持续向妇女发出警告：无论什么都比“失去名誉”和被认为是“荡妇”好。
无产阶级妇女始终都知道，对她们来说婚姻意味着“白天是仆人，晚上是妓女”；
对家庭主妇来说，性工作的重组意味着她在不得不继续生孩子的同时还要担心自己的臀部可能会变得太大，于是开始一系列的节食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成功高潮，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女人；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解放”自己
不受规训，对家务、家庭和道德漠不关心，决心在工作之外的几个小时里尽情享乐，随时准备离开家到街上、酒吧去，像男人一样喝酒抽烟，与子女疏远——在资本主义的想象中，如此这般的工厂女工，无论是否结婚，都成了对稳定劳动力生产的威胁，必须被驯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工人阶级家庭的“驯化”和创造全职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成了国家政策，也开启了新的资本积累形式。
想法他们需要女性回家，为男性恢复生产力（家务等）、制造下一代劳动力。
外太空”并不是我们所知的太空。资本渴望火星，并不是因为在那儿可以发现或制造矿物，而是因为当资本把我们带到火星时，它能对我们干出种种勾当。
但那只将航天飞机送入轨道、将小鼠和兔子重组的手，也将同性恋、跨性别者和堕胎的妇女推上火刑柱，再画一个十字：从18世纪到20世纪一直如此。
理解新右派双重灵魂的线索之一，在于认识到它在反动社会政策和科学胆识上的混合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果我们看看资本主义的开端——道德多数派很乐意回到的16世纪和17世纪——我们会在见证资本主义“腾飞”的国家看到类似的情况。当伽利略将他的望远镜对准月球，弗朗西斯·培根奠定科学理性的基础时，全欧洲都有妇女和同性恋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还得到现代化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祝福。
如果不同时产生一种新型个体，其行为像刚发现的自然法则一样规律、可预测、可控制，那么新型资产阶级对自然的支配和剥削也将无法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摧毁魔力世界观，后者让殖民地的土著人民相信对土地的开采是一种亵渎，教导欧洲人在“不幸的日子”应避免一切活动。此外，通过将堕胎和一切形式的避孕定为反人类罪，猎巫运动让国家得以控制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即妇女的身体。奸妇、坏了名声的妇女、女同性恋，还有独居的、缺乏母性的、有私生子的妇女，都死在刑柱上。许多乞丐也在上面丧了命，他们曾对拒绝给他们啤酒和面包的人发出诅咒。现代理性主义之父们对此表示赞同。其中一些甚至抱怨国家做得还不够。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让·博丹(Jean Bodin)坚持认为女巫在被扔进火堆前不应该被“仁慈地”勒死。
今天，工人阶级光谱上的两端都需要依照新基督教右派的路线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被压抑和自我规训：一端是那些不得不从事临时、低薪工作，或常年寻求就业的人，另一端是那些被分派去使用技术所能生产的最先进设备的人。我们不要搞错了：从华尔街到军队，所有的资本乌托邦都以对身体极微的微观政治为前提，遏制我们的动物本性，精心制作“追求幸福”的含义。这对高科技工人的培育尤其必要，他们与工人阶级的下层人士不同，不能用棍棒来控制，因为他们工作所用的机器成本要高昂得多。
所有的人都同意，在太空发展人类殖民地的主要障碍出在生物社会层面而非技术层面。你可以把航天飞机的瓷砖紧紧地粘在一起从而把它们发射到火星上，但是培养合适的太空工人却是一个问题，后者即便遗传学发生突破性进展也没法解决。我们需要这样的个体：能够长期忍受社会隔离和感官剥夺而不崩溃，在极其艰苦、异化的人工环境中，在巨大的压力下表现“完美”，能对心理反应（愤怒、厌恶、优柔寡断）和身体机能（考虑到在太空中仅拉屎就需要耗去一个小时！）实行超凡控制。
难怪资本对我们的地球家园如此漠不关心，乃至准备用核爆摧毁它——这是精神战胜地球——物质的完美体现，就像上帝最初的行动一样富有创造力！大爆炸，大阳具，其本质就是渴望权力，渴望像上帝一样肢解人类居住的地球，摆脱一切束缚。
本主义不是第一个基于剥削人类劳动的制度。但它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制度都更想要创造一个经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劳动是积累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它是第一个将对身体的严格控制和机械化作为积累财富的关键前提的制度。事实上，资本主义自其开始到现在的主要社会任务之一就是把我们的精力和肉身力量转化为劳动力。
《凯列班与女巫》(2004)中，我研究了资本主义为完成上述任务和重塑人性而采用的战略。而它重塑人性的方式，和它试图重塑地球以使土地更具生产力，以及将动物变成活工厂的方式一样。我谈到它对身体、对我们的物质性发起的历史性战斗，以及它为此目的而发明的许多机制：法律、鞭子、对性行为的监管，以及重新定义我们与空间、自然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无数社会实践。 资本主义诞生于人与土地的分离，其首要任务是使工作独立于季节，并将工作日延长到超出我们的忍耐极限。我们一般强调这个过程的经济方面，强调资本主义带来的对货币关系的经济依赖，以及该过程在形成工资无产阶级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而我们并不总能看到的是：与土地和自然的分离对我们的身体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使我们的身体赤贫，剥夺前资本主义人们赋予身体的本领。
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自然是我们的“无机身体”，曾经，我们可以读懂风和云，读懂河流和洋流的变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认为自己有能力飞行，感受灵魂出窍，可以与动物交流和说话，拥有动物具有的能力，甚至能变形。他们还认为自己可以分身出现在多个地方，可以从坟墓里回来向敌人复仇。
空间和时间的固定始终是资本主义用来控制身体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技术之一。
到了19世纪，我们有了以蒸汽机为模型的身体观和规训技术，身体的生产力以输入和输出来计算，效率成为关键词。在这种体制下，对身体的规训是通过饮食限制和对每个工作身体所需卡路里的计算来实现的。在这种背景下，规训体制在规定每种类型的工人需要多少卡路里的纳粹表格中达到顶点。
我们的时代，身体的模型是计算机和遗传密码。在这种模型中，身体是非物质化的、分解的，被设想成细胞和基因的聚集物；每一个细胞和基因都有自己的程序，不关心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不关心作为整体的身体的善。这就是“自私的基因”理论，它认为身体是由个体主义的细胞和基因组成的，它们都执行着自己的程序。
美洲的土著就告诉我们，节日是多么重要，它不仅是娱乐的手段，还能够建立团结，赋予相互之间的情感与责任以新的意义。他们教会我们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活动的重要性，这些活动使我们感到团结的温暖并建立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