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实际上，听到齐王的死讯，汉武帝的心中也许不仅是愤怒。现在这位齐王，是刘邦的庶长子刘肥的后代，和汉武帝的亲戚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又没有儿子，他一死，齐国就会从地图上抹去，那里富庶的土地就成为直属于朝廷的郡县，即使对皇帝来说，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收益。但是，作为一个推崇儒学的皇帝，逼死宗室，有违亲亲之道，贪图诸侯王的土地，也不符合义利之辨，这些事说出去名声实在不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人。

这一切距离自己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

只不过，这一切属于父母妻子们的伤心，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显得琐屑而微不足道。

有一段鲁滨孙的父亲教育儿子的话。老人家认为，自己处于“平民阶级的上层”：凭他长年累月的经验，他认为这种社会地位是世上最好的，是最能使人幸福的，既不像劳力者那样，得去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也不像所谓的人上人那样，受骄奢、野心和忌妒所累。18

战国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贵族不再那么倚重传统家臣，而是喜欢养士。士人做哪个大贵族的门客，是可以跳槽的。不跳槽，升职或被贬的概率比之家臣也大大增加。这些门客里，主要工作是替主人打人、杀人的，就会被称为“侠而这位主人，则会被尊称为“大侠”，或者“侠之大者”。 有一些士人和平民，不依赖大贵族，而是组成了自己的暴力集团，他们也是侠。如墨

游不一定是漫游，而是交游，就是要做侠客，一定要广交朋友。“侠”字拆开是“夹人”，而“夹”是“介”的意思，也就是辅助。所以侠就是帮人干事的人，或者反过来，能指使人帮自己干事。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所有一切的中心，所以帝国的各色人等，都在涌向罗马，罗马人口的增长，罗马城的一次次扩容，是社会演进的结果。 汉朝的皇帝对首都的意义则另有理解。都城是经过朝廷规划而建设出来的，它只是皇帝和权贵的生活区以及政治中心，不需要承担太多额外的功能。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三十六平方公里，而单是未央宫的面积，就有五平方公里，是今天北京故宫的七倍。加上其他宫殿，还有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军政机构，留给长安百姓居住生活的面积，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首都的人口看起来不太多，是因为朝廷不许增长。

就是说，侠和权贵的关系特别密切

秦国打击贵族，由国家垄断暴力。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大力打击六国的贵族，当然也就连带打击了六国的游侠。

为应对这个新形势，大批失业的游侠形成了自己的新组织。没有贵族做我们的中心，就推选我们中的优秀人物来做我们的中心

班固指出，游侠出现，是中央缺乏权威的表现：

刘邦当上了皇帝，但他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非常深情，那段游侠经历，似乎也染上了一些玫瑰色的梦影，所以有一些刘邦尊重侠客的故事流传下来8。但汉承秦制，打击游侠是秦制的基本立场，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终究要被撕下来的。

秦始皇在短短十年之内，摧枯拉朽般扫平了六国，这个过程里，并没有死太多的人。然而统一天下有多轻松，统治天下就有多难。山东六国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不介意自己的国家被灭掉，却无法接受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秦帝国各种改天换日的政策不断推出时，贵族丧失了特权，平民则生存底线都难以保障，于是诛暴秦，伐无道，重建美好旧社会的热情，在几乎所有人的心里爆发出来。 这一次新旧制度的对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恐怖的灾难。亡秦战争打了三年，楚汉相争持续五年，刘邦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大汉的人口已经只剩一千八百万。短短八年，超过一半人死于战乱和由此引发的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之中11。 最热爱旧制度的六国贵族，在这个过程里绝大多数被肉体消灭。活下来的人当中，恐怕也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思考新体制、旧体制哪个更好的问题，和平的可贵超过一切。所以几乎是顺其自然的，汉朝采用了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混合的制度。但无论如何，有一个高高凌驾在所有人之上的皇帝，是和平的必要保障。皇帝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有这样一尊偶像存在，就可以避免什么，这也就是大汉建国以来“无为而治”的精义。

司马迁对不同的游侠做了精心区分，认为有人是好的，而另一些人则令好游侠蒙羞。而对制度精神理解更深透的班固则很清楚，这种区别并不重要，游侠的罪恶，在于其存在本身

我们可以大致确认一件事：对良家子、士大夫这些群体来说，卫青、霍去病本来就是大家私下里群嘲讥讽的对象，而不是推崇的偶像。而司马迁，正是一个出身良家子的士大夫。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佞幸列传》那句话，司马迁不是刻意要在此文里黑卫青、霍去病一句，而是他有必要向心目中的读者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另外写一篇《卫将军骡骑列传》，而不是就把他们放在佞幸队伍里。

“数奇”的李广成了宠儿。他的命运多舛困踬终身，非常适合失意文人代入；到唐朝，皇帝自称陇西李氏，那么李广就成了唐朝皇帝的祖先，唐诗中夸耀李广的英姿与将才，就成了一件非常主旋律的事情。李广奇迹般得到了攻击朝廷者和歌颂朝廷者的双重加持。卫青、霍去病则刚好相反。后世的文人，一直也没有忘记他们卑微的出身；而卫霍又是外戚，汉朝之后批判外戚大多数时候是政治正确。在军事上乏善可陈，但文化极其繁荣的宋代（意味着这个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别大的话语权），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经常被拉出来作为反面典型，卫霍有时也难免陪绑。到了现代，情势又一变。歌颂秦皇汉武的声势浩大，卫霍功业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称道。尤其是，他们不但无愧一代名将，还无疑是英俊少年，那就是太适合作为偶像存在了，所以像粉丝追星一样追捧卫青、霍去病的现象，也绝非罕见。

总之，纳入大汉版图的所有人群，彼此都血脉相连。

靠道德和才华都达到绝高境界的人来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只是美好的愿景，问题是世界上哪里有如此多的完人？这种理想的状态，这个小小寰球上的人类历史里，几乎就从未出现过。

但对匈奴的战车一旦启动，就只能一路狂奔。在这段开支浩繁的岁月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皇帝，汉武帝很清楚，有三种人必须优先给予安抚。

第一种人是杀敌建功的将士。

第二种人是入境投降的敌人

第三种人是流离失所的灾民。

最赚钱的还是三个行业：铸钱、冶铁、煮盐

汉武帝首先想到的打击对象，是诸侯王

但这还远远不够。那就只能瞄准社会中的一般富裕阶层了——当然，他们另外有一个难听的名字，叫作“豪强”

汉武帝又寄望于富裕民众尤其是大商人的捐款。于是有个河南人叫卜式的，成了标志性的人物。

正如自古以来迫害文人的急先锋也是文人一样，真正能帮助朝廷收拾商人的，也是商人。

造货币的银锡本身当然不具备这么高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些货币有这么高的购买力，全靠国家信用来背书。喜欢把“中国早就有”当作荣耀的学人，曾经喜欢以此为例论证汉武帝已经发明了信用货币。但在历史当事人司马迁看来，这个超越时代的发明完全是一种灾难，朝廷也根本没有打算在这件事上诚信，这就是对民间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他任命盐铁行业的富商为国家的官吏，实际上就是那些盐铁产业还由你来管理，但产业的性质已经由私有变成国有。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酷吏呢？只作必要的恶

人，级别可能是六百石，充其量算中级官员。张汤敢对皇后这么狠，当然是看准了汉武帝和陈皇后夫妻感情很不好，憋着早有废皇后的心。当然，这么做一定会得罪皇后的母亲、仍然很有影响力的馆陶长公主；也会被认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的社会舆论所抨击。这个时候，张汤敢赌敢拼的一面就压倒了八面玲珑的一面，而且在皇帝欣赏可能带来的利益面前，名声也就可以不在乎了。

按照角色分配，完成自己的表演而已。

要打匈奴，朝廷就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多钱，就只能靠酷吏，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情。所以汉武帝时代，注定就是酷吏的盛世。

再好用的刀，杀人太多也会钝，染上太多血污也会被认为不祥。那时候，皇帝自然就会想换一把刀了。更重要的是，皇帝永远都不缺愿意给他当刀子的人。

张汤报仇，远不如吴起彻底。逼死他的三股势力：赵王刘彭祖、酷吏减宣、丞相庄青翟和三长史，张汤只报复了三分之一。但这也正是张汤明智的地方。他的临终遗言，不提刘彭祖，因为汉武帝是面子上特别讲究亲亲之道的皇帝，不会因为冤枉了一个酷吏去动自己兄弟的，提了也白提。也不提减宣，害死李文的那个案子，是实锤，提了只能证明自己罪有应得。

只有三长史这边，自己确实是被诬陷的。让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到三长史捏造的罪名上，反而给人一种自己是屈死的感觉，也就可能激起皇帝的怜悯惋惜之心。所以张汤的遗言，重点不是报仇，而是为儿子铺路。

到这里，基调一直抑郁低回的《平准书》里，仿佛突然亮起一道正能量的闪电。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历数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货币重量究竟该是多少？国家规定反复无常，每次都是对民间财富的收割。 算缗、告缗毁掉了大多数“中民之家”。 盐铁国家专卖导致这两项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质量却断崖式下跌：政府出售的盐，往往“苦恶不可食”；朝廷鼓铸的铁器，规格单一，不能满足民间多样化的需求，质量也极其糟糕，最差的竟至于“割草不痛”，草都割不断。 对商人的车辆和大船征税，导致物流瘫痪。 均输和平准相配合，意味着官府可以强行压低价格采购价值很高的东西，又可以随意抬高价格强迫民众购买价值低劣的东西。 汉武帝还向未成年征收人头税，结果导致贫困人家“生子辄杀”……

用贯通中国史的眼光看，张骞无疑是非常伟大的人物。 张骞通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冒险，陆上丝绸之路从此开辟（尽管这个名词近代才出现），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世界也因此而改变。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和世界仍然受惠于这次壮举。 但和张骞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看法则完全不同。而这一次，司马迁的眼光并没有超越时代。

骞带回来许多关于西域奇异世界的消息，引起汉武帝的浓厚兴趣，但对司马迁和汉朝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张骞是去西方寻找对付匈奴的同盟的，而他“不能得月氏要领”，一无所获。 然后，在张骞的建议下，好不容易暂停的西南夷道路工程，又重新启动（参见第四章《开拓》），几万人因此苦不堪言，许多人在疲惫、饥饿和病痛中死去。

讽刺的是，然后张骞就迷了路。 元狩二年（前121年），因为张骞失道，没有能够及时赶到约定地点，导致另一支汉军成为孤军，陷入匈奴的重围之中，要不是统兵的老将才气无双，几乎全军覆没。 这位老将正是司马迁最崇拜的飞将军李广。至少在李将军的粉丝看来，正是因为张骞的失误，老将军的封侯之梦再次破碎。 张骞也因此失去侯爵，汉朝的男人，有什么比封侯更重要呢？所以他发疯似的想再次封侯。张骞用尽办法游说汉武帝，极力夸张说，联合一个叫乌孙的国家（在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对击败匈奴有多么大的意义。终于在元狩五年（前118年），他赢得了二次出使西域的机会。

一次的规模和第一次大不相同，张骞率领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价值几千万钱，此外还有牛羊万头。如前面已经反复强调的，元狩五年正是为征伐匈奴掏空国库，汉朝财政极度紧张的一年。 结果张骞在乌孙再次“不得其要领”，又一次白白浪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但张骞还在不懈努力，派出副使到周边国家去找机会，他还引导乌孙使者到汉朝来，让他们见识汉朝的疆域广大和物产丰饶，希望改变他们对汉朝的看法。 然而元鼎三年（前114年），这一切还没有见效，张骞就去世了，他终究没有再次得到梦寐以求的侯爵。这之后，汉朝人对张骞的评价无疑发生了分裂：少部分人把张骞当作榜样，更多人恐怕认为他死有余辜流毒无穷。

通西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付出代价，然后才能转化为成果，人类历史上的诸多伟业，实在都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张骞凿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他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但也不能说司马迁他们的看法都是偏见，他们当然无法预知现代人的主权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呻吟或呵斥，或者这也不可以，那仅有的权利，就只能是对这种事业保持一点冷漠。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史书，显然，司马谈是利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创造空前伟业的心理，把个人的撰著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因为属于富裕阶层，汉景帝时代，司马相如就得以成为郎官，担任武骑常侍。

但是汉景帝对文学才华并没有兴趣，司马相如不能不感到郁郁不得志

要有真正的转机，还是得靠皇帝。长安城里的天子，换成汉武帝了。和许多雄才大略的暴君一样，汉武帝内心有特别细腻柔软的一面，他读到司马相如的作品，非常欣赏。而一个为汉武帝养狗的宦官正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不失时机地向皇帝推荐了司马相如。

他回答说，当年因为家境贫穷，受到过有钱的连襟的羞辱。汉武帝又问他想做什么官，庄助回答说：“会稽太守。”

一来，汉武帝对庄助比较偏爱；二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汉武帝从庄助日常的言行里，能够感受到他和家乡父老之间的恶意。避籍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害怕地方官和豪强势力相勾结。让一个不爱家乡的人回去，就不必有这层顾虑了，所以汉武帝愿意为庄助破例。

尽管朱买臣对妻子的手段相当卑劣，但应该说他的怨毒所聚，其实并不仅在妻子，最重要的，还是背靠皇权的威严，向一切曾经鄙视过他的人报复示威。这个故事或许有所虚构，反映的社会心态，却仍然相当典型

主父偃为汉武帝提了许多建议，纵横家的阴谋之术用儒家思想包装后效果极佳，并且有利于塑造皇帝的道德形象。最典型例子，就是著名的“推恩令”，

同样，以主父偃这样的人为例，论证通过践踏道德底线来追求成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也从来不会有任何警示效果。相比被歧视被践踏的困厄一生，成功宣泄仇恨之火后毁灭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快意得多的结局。

一个部门的职能多寡，权力大小，经常会随着复杂的形势变化和人事变动而发生改变。古代也一样如此。郎官们最初的工作，确实是担任君王身边的警卫，他们执戟站立在走廊之下，因此被称为“郎（通廊）内诸官”。从构字上说，“广”是屋檐伸出的部分，“广”下有一个“郎”，既是表音，也可说相当形象生动。但皇帝显然愿意让郎官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足智多谋的郎官成为皇帝的顾问官，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及处理一些特别机密、紧要的事件，所以这些郎官不再是武士，文职官员色彩却越来越重。而郎中令则有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实权派人物，甚至超越丞相，如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他任命的郎中令是赵高。

儒家的尊君，往往尊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君权，而不是具体的君主个人。而卫青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作风是“和柔自媚”，绝不可能拂逆皇帝，当然更不要指望他“面折庭争”。皇帝对他的态度，也确实像是对一位佞幸而不是一个大臣。

其次，已经成为一个权贵之后，卫青也拒绝行使权贵的特权。

元朔六年（前123年）那次出击，尽管总体上仍然算取得了成功，局部战场却是遭到失败：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的部队落单，遭遇了匈奴主力，结果赵信投降，而苏建孤身逃回。

军正即军队里的执法官，长史则是卫青身边最重要的行政人员，这些岗位上的人物，通常被认为比较严苛，甚至深文周纳，但这时他们都体贴人情，主张宽容；议郎隶属于郎中令，也就是说周霸并不是卫青的僚属，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个儒生，众所周知儒生是鼓吹仁德宽厚的，但这里他却表现出极强的杀人欲望。周霸是这样说的： 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

侥幸以外戚的身份在军队任职（自有皇帝的威严统摄全军），不必担忧我个人没有威严。而周霸劝我树立个人权威，严重违背了做人臣的本分。退一步说，纵使我有专杀之权，但像我这样受到尊宠的地位，仍然不敢在疆域之外擅自诛杀将领，而是把情况向天子详细报告，让天子自己裁决，由此表现出人臣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 这番谦恭的言辞，实际上一字一句，都如同重重的巴掌，抽在那些多半是良家出身，喜欢鼓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们的脸上。

，既然不要权贵的特权，卫青也拒绝履行权贵的义务。秉承战国以来的风气，权贵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养士，但卫青对这件事表现得毫无兴趣

但这倒未见得是皇帝看不上司马迁，实际上史书中有不少蛛丝马迹，都表明汉武帝对司马迁不无欣赏，甚至有些亲近之感。

即使完全不理会《汉武帝故事》的记录，汉武帝与神君相会，也是极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却对汉武帝如何在甘泉宫里一个叫寿宫的便殿里召唤神君，神君出现时如何风吹飒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详细的描写。他为什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司马迁的解释是，自己“入寿宫侍祠神语”。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把司马迁带在身边。不是对很有亲近感的人，不会如此。

当然，汉武帝欣赏司马迁的最重要证据，其实正是李陵事件发生之后。司马迁竟然敢在那么重要的场合侃侃而谈，也许正是皇帝一贯的纵容，给了他某种错觉。而汉武帝在对司马迁处以宫刑之后，竟仍然把他留在身边，任命他做“中书令”，也就是以宦官的身份做皇帝的秘书。

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庄助胆大妄为之极，完全不像是一个循规蹈矩俯首待命的官僚。而汉武帝也欣赏他的作风：重要的是只动用很少的资源就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朕并不关心过程。

看似恭顺的态度，实际上却是对皇帝的一次考验。汉军千里迢迢出征岭南，无疑劳民伤财，但如果不能保护南越的安全，不履行宗主的义务，也就意味着放弃宗主的权力，这等于是承认南越的独立地位。

元光四年（前131年），唐蒙上书汉武帝：既然要征伐南越的话，从长沙、豫章出发的两条旧路，水道不通，大军难以通过。不如取道巴蜀，先控制夜郎，然后从牂舸江顺流而下，可以出其不意，直捣南越的都城。

遗憾的是，唐蒙、司马相如远远不如哥伦布幸运。 哥伦布从加

唐蒙搜集的情报其实比哥伦布还是要准确一些，但是他低估了修筑这条道路的难度。一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朝廷要集中资源对付匈奴，这个疯狂的工程终于被叫停，汉武帝暂时放弃对西南夷的征服，但巴蜀四郡已然疲惫不堪25。 从此，司马相如只能放弃他效法蔺相如做政治家的梦想，老老实实去做一个歌功颂德的文人；而唐蒙这位西汉的哥伦布，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浮花浪蕊，消失了。

汉武帝扩张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恰恰就在于，这个过程里可见的不仅是帝王对皇权无远弗届的追求，实际上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的热望时时更为耀眼。朝廷的意志和冒险者的欲望，难分彼此。 毋宁说，他们的意志之刚强果决，才智之高明卓异，作风之豪迈放恣，手腕之灵活残忍……都非常类似一千几百年以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向西走而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愿望更强烈些。这种气质一直延续到汉昭帝、汉宣帝的时代，类似傅介子、陈汤这样的人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或埃尔南•科尔特斯。 这和中国后来盛世的一些大规模行动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前往陌生的海域，没有开辟新的航路，而是对之前已有的航海经验做了伟大的总结，所以整个行动显得更有规划更有条理。但更重要的是，规模巨大的舰队出海似乎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意志，其余人包括郑和在内，都只是执行者而已。

汉武帝时代这些狂热的冒险者，他们追求成功的梦想，摧毁了汉代普通人的生活。

农业社会的剩余，归根结底是非常有限的。文景时代的国家积累，看起来很多，实际上在战争和救灾面前，根本支撑不了多久。年轻的皇帝开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看到，他一即位，诸多事务上出手都极其慷慨豪阔，他很愿意让别人分享自己的财富

但丞相公孙弘说，卜式这么做违背人性，根本不是合适的表率

榜样的力量是无用的。朝廷得到的捐赠宛如杯水车薪，天下商人仍然自得其乐，享受着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于，因为朝廷的资金筹措经常需要靠他们来经手，他们也把这当作自己发财的机会。朝廷用使货币贬值的方式搜刮财富，商人的应对策略是囤积居奇，反而因此获得暴利。

这一环扣一环的投入，说起来一开始都是为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军事目标。司马迁似乎只是平实记述，没有作一句评论，但讥讽之意，深入骨髓。

司马迁瞧不起方士，提到他们语多讥讽。其实汉武帝也知道他们大多都是骗子，但又总是存着万一的指望，所以不断杀掉一批，然后又引用新的一批。而骗术哪怕只是短暂的成功，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也足以使无数方士冒死一试，从这点来说，最拙劣的骗子也比皇帝勇敢得多。

司马迁可以用不屑的语气说，汉武帝极其神秘地供奉起来的神君，“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但说到封禅，他就不能是这样的态度。这是父亲司马谈心目中最神圣的事业，挖苦封禅，也就是冒犯自己敬爱的父亲。

当然，光靠这些让人不明觉厉的圣王还不够，还需要用一个更具体可感的人物，作为失败者来说明封禅泰山的门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只是达到这种水平，是没有资格封禅泰山的。齐鲁是当时天下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军事上被秦国征服之后，很快就反过来用文化征服了秦始皇的心：一是封禅泰山，二是寻找海外仙山与长生不死药，这两个设定让千古一帝心驰神往意乱情迷。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具体情形很快成了一个疑团，不过秦朝既然二世而亡，他封禅遇到了大雨，表明上天并不认可他，这个说法很快成为儒生们的共识。

配合着所有人的期待，各种祥瑞的征兆也及时出现。

一个叫终军的年轻小官立刻抓住机会，发表了一番议论，他用华丽而铿锵的文字，把此前汉武帝的功业综述了一遍，认为这只麒麟是上天对皇帝的奖励，意味着汉朝将从伟大的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于是建议，应该“发嘉号于营丘”，营丘指齐地，正是泰山所在，“发嘉号”指的正是封禅。

最近一百年来，关于鼎的最重要传说是：秦始皇灭掉周朝，但并没有得到全部周鼎，最重要的一只鼎失踪，自投于泗水。秦始皇为打捞它耗费了海量人力物力，却一无所获。考虑到大汉的太祖高皇帝刘邦正是泗水郡沛县人，这个传说的寓意可谓昭然若揭。但是一直以来，大汉也并没有得到这只鼎。鼎被认为有神秘的瞬移能力，它究竟去了哪里，也是未知之数。而现在这只鼎终于出现了，这不正说明因为今皇帝的伟大功业和德行，大汉才真正得到上天的认可了吗？

当专家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就需要政治家来做决断。这个时候汉武帝拿出了魄力，决定按照自己的构想来封禅

封禅典礼最终分为公开和秘密的两部分。公开部分盛况空前，皇帝的自我评价十分谦卑，“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又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如赐予民众牛和酒，慰问孤寡老人，免除泰山附近地区租税，大赦天下等等。秘密的部分则是汉武帝带着他最宠爱的人、霍去病的儿子霍嬉从泰山南面登上绝顶，第二天又从北面下山，“其事皆禁”，这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唯一肯定的是，霍嬉下山之后，突然暴病，一天后就死去了。有些东汉人的著作里说，这是因为那个晚上上天显得对霍嬉比汉武帝更加垂青，引起了汉武帝的猜忌。这些说法大概也不是东汉人发明的。从情理上讲，这么秘密而诡异的事一定会立刻引发很多谣言，东汉人还在讲，是体现了谣言的生命力。

但是，汉武帝另外还有一种求长生的方式，司马迁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件事，也是他一生中仅次于写《史记》的事业。

汉武帝开创了一个特别的传统，即六年改元一次，并根据“天瑞”（也可能利用其他因素），给这六年起一个年号。第一个六年叫“建元”（前140年-前135年），表示使用年号的开始。第二个六年叫“元光”（前134年-前129年），因为天上出现了彗星，所以叫元光。第三个六年叫“元朔”（前128年-前123年），可能是因为这六年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经营朔方郡，也可能是因为这期间出现了“朔旦冬至”这个难得的历法现象43。第四个六年叫“元狩”（前122年-前117年），这六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麒麟。第五个六年叫“元鼎”（前116年-前111年），这六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出土那只大鼎。第六个六年叫“元封”（前110年-前105年），第六个六年的第一年，汉武帝封禅了泰山。直到此时，汉朝仍然使用秦代的颛顼历，而秦朝最重视的就是数字六。六六三十六之后，旧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他们联名上奏汉武帝，提出“历纪坏废，宜改正朔”。

复杂的流程之后，新的历法被采纳，这一年改元太初。从此，汉武帝四年改一次年号而不再是六年，每年的第一个月，也终于变成了我们习惯的一月份而不再是十月。司马迁他们编定的新历法成就很高，但汉武帝最关心的始终是这一点：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这个地方，历代注释者的意见非常统一，“合而不死”的意思，就是通过修订历法而成仙长生。

总之，汉武帝要“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通过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在皇帝面前倾倒惊骇。

那么，身为汉朝的黎庶，会怎样看待这个景象？汉朝能够支付这笔巨额支出，是因为元鼎年间桑弘羊主持的财政已经卓有成效，在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运作之后，全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流入国库，而汉朝的“中民”生活质量已经大不如前。如果这笔钱是用于抗击匈奴甚至开疆拓土，都还有理可说，现在这样挥霍，岂不是让二十几年来民众持续不断的牺牲变得像个笑话？

到元封六年（前105年），乌孙王昆莫送来千匹良马，请求迎娶汉朝的公主，汉武帝答应了，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汉武帝的侄孙女）嫁到了乌孙。昆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后来刘细君又改嫁给他的孙子。

汉武帝听说后非常同情，隔几年就派使者给公主送去很多财物，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等到细君公主要嫁给昆莫的孙子的时候，公主想拒绝，皇帝就立刻表现出严厉的一面：“按照乌孙国的风俗去做，我要与它共灭匈奴。”小女子的感受，当然不能坏了国家大事。

汉朝通西域，主要靠的是财富。但财富输送越多，就显得越不稀罕，所谓“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币是礼物的意思），不贵其物”。何况从汉武帝委任使者的方式就可以看出，使团的素质不高，经常不能给西域人留下好印象。而且汉朝使者的工作性质实际上是承包制的，谁能让某个西域小国愿意朝见皇帝，谁就立了大功。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汉使的工作积极性都极高，经常能创造性完成任务；但坏处则是彼此为竞争关系，往往不能很好合作，不同使团宣布的汉朝政策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攻击，西域各国也无所适从。

匈奴和西域各国交往的历史，比汉朝要悠久得多。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在西域人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他们都畏惧匈奴。尽管他们也听说了匈奴连续惨败于汉朝的消息，但眼见为实：几百人的汉朝使团，跋涉而来都往往死者过半，汉朝兵锋所及，绝不可能覆盖到自己的国家。

匈奴使者拿着单于的一件信物，所到之处，西域国家立刻供给食物，不敢阻留刁难。至于汉朝使者，不论饮食所需还是坐骑，都必须出资购买。一个是收保护费的，一个是冤大头，西域各国的这种态度，实在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汉武帝决定向西域展示一下武力。不要把汉朝的仁慈，当作软弱。

火药堆积如山的时候，自然不缺导火索。在遥远的大宛国（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出产神奇的汗血宝马，汉武帝派使者，愿意用千金和一匹黄金制成的马换取汗血马。大宛国王仍不为所动，汉朝使者因此愤怒，毁掉金马离开。大宛国则既觉得受到羞辱，又起了贪心，于是杀死汉使，夺取了汉朝的财物。

出征西域和汉武帝之前的开拓，有很大的分别。

第一，之前几十年的战争，基本是在与汉朝相对熟悉的对手作战

第二，之前的开拓不管多么艰辛，确实也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汉地社会也确乎可说元气丰沛淋漓。但如果从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算起，到现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已经差不多三十年，汉朝真可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实在折腾不动了。

相信皇帝做的是理性决策的人，大致给出这样一些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为征服匈奴，汉武帝需要得到西域的优良马种。

第二种解释还是为征服匈奴，汉武帝控制西域是“断匈奴之右臂”。

第三个解释是为消化汉朝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三十年的战争之后，总体上确实人心思安，但绝不是所有人。还有很多人希望在沙场上杀敌建功，进爵封侯。

当然，司马迁也认为汉武帝征西域有他的算计。只不过算的不是军国大事，而是“欲侯宠姬李氏”，为了让宠爱的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封侯罢了。

李广利容易封？一开始，汉武帝认为征伐大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第一，多年来派往西域的使者，都发挥着搜集情报的作用，而他们一提到西域国家，总是强调“兵弱易取”。

第二，这个判断也经过了实战检验：汉朝使者前往西域有南北两道，南道的第一站是楼兰（今新疆若羌），北道的第一站是姑师（在今吐鲁番），因为这两个小国杀害汉朝使者，给匈奴通风报信，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结果七百精骑就奇袭了楼兰国都，生擒楼兰王；攻克姑师一样也是轻而易举。

皇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赵始成为军正（军中的执法官），王恢作为军队的向导，直接负责军事的则是校尉李哆。这三个人里，王恢就是之前以七百骑轻取楼兰的将领，更长期担任汉使，熟悉西域事务，而从后来的表现看，赵始成和李哆更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这支军队的主力是“属国六千骑”，属国是指内附的少数民族，属国六千骑即主要由匈奴人组成的六千骑兵；此外有“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这显然就是免得你留在家乡惹事，到西方后能建功立业最好，不然死掉也好的态度。

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汉军大胜，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无疑，这十多年来匈奴人也在思考、钻研汉军的战术，并且找到了对策，纵使卫青、霍去病复生，也未必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在太初二年的西汉朝廷里，相比皇帝一个演员出身的大舅子带着几千匈奴人和几万不良少年的一次远征失败，这件事引起的震动，无疑要大得多。所以立刻有人提出，停止在西域的折腾，专心对付匈奴。但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不可能接受这个意见。也许第一次出征大宛确实过于随意，但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做不到使大宛臣服的话，李广利的这一次失败就会成为永远的笑柄，汉朝在西域列国中的威信也彻底破产，西域就会完全落入匈奴之手，匈奴就会更加强大。这就是所谓“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盐铁论•西域》）。

只读《史记》的简单叙事，自然会觉得李广利极其猥琐。但对照一下地图和后世中外旅行家的记录，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一支素质本来就不高的军队，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竟然向西挺进的直线距离达两千多公里，经历复杂多变的地形，尤其是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进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般认为郁成在安集延以东）再撤回，这本身也堪称壮举。而且李广利团队对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总结，也算相当到位：

这次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完全确立了汉朝在西域的权威。长安城里的老皇帝，既是一位慷慨仁慈的父亲，又是一个威力无边的魔神，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匍匐在他脚下，接受他的恩典。

汉武帝看出李陵的想法，知道他不愿意从属于李广利。但是提醒李陵，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自己已经没有骑兵再分拨给李陵了

上前线。但李陵毫不畏惧，称自己不需要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强弩都尉路博德

路博德这个建议也不能说不合理，甚至可以说非常合理：秋天是匈奴战斗力最强的时候，春天出击对汉军则最为有利。因为整个寒冬里，匈奴人和他们的马匹、牛羊都只能获得仅能维持生存的食物，开春时最为羸弱。而且那时候匈奴人最急于获得丰美的水草，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也最容易判断。当然路博德还是强调了，出击匈奴必须用骑兵。但这份上奏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是李陵出尔反尔，教路博德这样说的。于是交给路博德另外一个任务，而让李陵立刻出击。

但就在单于要撤兵的时候，李陵军中出了叛徒。这个叛徒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满，把李陵的军情全部泄露给了单于：伏兵，不存在的；李陵军中的箭矢，也快用尽了。也就是说，汉军劲弩——这个匈奴人的噩梦一快要失去威力了。

李陵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指挥惊才绝艳，战斗艰苦卓绝，被班固写得精彩纷呈。尤其是班固无疑深谙编剧技巧，李陵能否成功脱身？他总是不断给读者看见希望的曙光，然后又无情地熄灭它。最终，李陵那句“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堪称中国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人心痛的台词。

公孙敖出击无功，把责任推到了李陵身上：“我抓到俘虏，他告诉我李陵在为单于训练军队，所以我才一无所获。”

汉武帝开始考虑，李陵是不是假投降，还在图谋大事。所以他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设法接李陵回来。但公孙敖这个人，简直是陇西李氏命中注定的灾星。

这就是班固的春秋笔法：允许不同的立场都发出声音，好彰显宽容；同时把主流的音量调到最大，稳稳把控导向。

为李陵辩护＂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攻击李广利呢

李陵这次出击，本来就是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分担匈奴人的攻势的。现在李陵已经吸引了匈奴单于和全部主力，贰师将军应该大有斩获吧？然而并没有。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精锐，往天山方向攻击匈奴的右贤王，开始砍下了一万多颗匈奴人的头颅，但回师途中被匈奴人切断粮道，陷入重围。要不是一个叫赵充国的年轻将领奋不顾身，身被二十余创，终于带领一百多壮士把匈奴人的包围撕开了一个口子，李广利的部队几乎要全军覆没。即使如此，仍然是“汉兵物故什六七”。对比李陵五千步兵的战绩，李广利指挥三万精骑却是这么个结果，实在要不堪得多。

汉武帝重用李广利，西汉朝廷理所当然有很多人是不满的，这次败绩，自然又给了这些人攻击李广利的口实。司马迁大概是后来才想明白，这个时候不论是重点批判李陵，还是大力表彰赵充国，都是想转移舆论的焦点，李陵是否被冤屈根本无关紧要。而自己称道李陵的功绩，更加显出李广利的无能，等于把人们眼光注视的方向，又拨了回去。

不过司马光这个方案，显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汉武帝的目的只是让李广利封侯，那么伐大宛之后，李广利已经被封为海西侯，可以不用他上了。但李广利仍然一次又一次指挥对匈奴的战争。很明显，汉武帝的目标绝不仅是让李广利封侯而已。这件事，牵涉到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斗争。具体情形，司马迁就算开始不太了解，但受过宫刑之后当上了中书令，在皇帝身边“尊宠任职”，当然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内情，他一定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时候他的心愿，是无论如何要把《史记》写完。很多话，他已经不会再说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对这些事情也很清楚。出于维护汉朝形象的目的，有些事他不想说得太透；但班孟坚庄重严肃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八卦的心，所以最该说出真相的地方他不说，可是《汉书》里各种边边角角零零碎碎，貌似不经意间，该说的其实他都还是说了。

汉武帝有六个儿子，为介绍他们，班固写了《武五子传》，司马迁写了《三王世家》。《武五子传》写了汉武帝的五个儿子，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因为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汉昭帝，他继承了皇位，不应该和其他人放在一起。《三王世家》只写了三个儿子，这就有点奇怪，而且这篇的内容也很不正常，只是抄录册封三位皇子为诸侯王时的相关文件而已。

篇写到的三位：汉武帝的次子齐王刘阂，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胥。没写到的三位是：长子卫太子刘据，五子昌邑王刘髆，幼子、后来的汉昭帝刘弗陵。

简单的解释，就是本篇写到的三位，是元狩六年（前117年）同一天封王的，不涉及其他人。但也可以做复杂点的猜想：班固是东汉人，自然很清楚是谁继位当了皇帝；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当事人，他写作《三王世家》的时候，不写的三个人，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把谁写进世家来都不合适，即使写进来的三位，很多话也不方便说，只有抄抄公文，才是安全的。

长子刘据出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很长时间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幼子刘弗陵出生于太始三年（前94年），最后摘取了皇位竞争的胜利果实。

只以《史记》《汉书》作依据，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武帝和他的第一个皇后陈氏，完全是政治婚姻。

陈皇后的母亲馆陶长公主，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女儿

汉武帝即位初期，大权在奶奶窦太后手里，因为一次冒失的政治改革，汉武帝几乎被废。他能够保住帝位，也和长公主有关，因为老太太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女儿（所以后来“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她可以不稀罕这个孙子（反正有一大堆），但不能太伤害女儿的女婿（如果女儿、外孙女对他很满意的话）。所以后来馆陶长公主可以很干脆地说：“帝非我不得立。”汉武帝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在陈皇后的庇护之下的。乾纲独断之后，对汉武帝这样一个雄才大略心高气傲的皇帝来说，恐怕想起这段往事，不是感恩，而是屈辱。

《史记》里介绍汉武帝的皇后，居然一上来就是卫子夫，然后用插叙的手法，告诉大家汉武帝还有过一位陈皇后，这体现的是汉武帝时代的氛围。《汉书》才老老实实按照时间顺序，孝武陈皇后、孝武卫皇后这么写下来。

但卫子夫无疑是汉武帝的福星。她给汉武帝带来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更重要的是还有卫青、霍去病两位绝世名将。

王夫人也是生不逢时，她在汉武帝心中的地位，也许已经超越了卫子夫，但她得宠的年代，正是卫青、霍去病对汉武帝来说不可或缺的时代。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赶在自己去世之前，请求汉武帝封太子以外的三位皇子为王，汉武帝答应了

汉武帝希望在自己生前，把最棘手的事情都做完，留下一个需要休养生息的国家交给儿子去治理。这样刚好是最完美的组合。但是，那些专门帮助汉武帝去执行残暴任务的人知道，一旦太子即位，自己就完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去破坏这个计划，这里面最凶恶的，就是那个江充。

有个叫江充的人，疯狂诬陷太子，罪名是太子在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太子没办法，只好起兵造反。汉武帝让丞相刘屈蹩指挥军队和太子在长安城里大战，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战败逃走，最终在外面死掉了。

比起王夫人，李夫人有个最大的幸运：不是卫子夫更加年老色衰了，而是卫青、霍去病这两个障碍已经不存在了。

可见，所谓卫青不养士大夫，主要是指不养长安城里的名嘴、活动家还有游侠之类，打了这么多年仗，在军队里杀伐决断，当然还是要培养自己的班底的。

李广的堂弟李蔡，是因为跟着卫青打仗，才拿到侯爵的；甚至李敢本人能够“赐爵关内侯”，也是在霍去病麾下。然后李敢的女儿成了卫太子宠爱的女人，李敢的儿子李禹也是卫太子宠信的部下。这些人算一个政治集团吗？汉武帝在，太子的地位不动摇，就不算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矛盾重重；但如果汉武帝换太子了，他们就是，因为新太子要有新班底，他们就要给人家腾位子。

元封（前110年-前105年）间的某一年，李夫人去世，从此以一个最美丽的形象定格于汉武帝心中。汉武帝心中，李夫人才是皇后，他于是想改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汉武帝此时五十岁上下，精力或许已经不如当年，但无疑更加深谋远虑手腕老辣。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不会急于表态，甚至于想法都不会流露出来多少。那会直接导致原来的军政体系失灵，无论如何是不值得的。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指挥了一场耗时四年，使得全国上下都超负荷运转的战争。当然，战争是本来就要打的，但由李广利来指挥，说是“欲侯宠姬李氏”，还是说得轻了。只是想让李广利封侯，让他和赵破奴这样的将军合作，打一场类似征楼兰这样轻松的战争，封侯的理由就足够了。李广利的指挥部里，赵始成、李哆、上官桀这些人的来历虽然不很清楚，但反正就是没有卫青、霍去病麾下的老将。汉武帝在想培养一个由李广利主导的，和卫青、霍去病无关的新的军功集体。这样将来即使换太子，也不会引起太大震动。但李广利实在太不争气，征大宛是得不偿失的惨胜，打匈奴是一次又一次的惨败。

汉武帝也在渐渐失去耐心。皇帝对一个女人的追恋，能维持这么久，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天汉四年（前97年）春，李广利又一次征匈奴无功；夏，刘髆被封为昌邑王。虽然不能说这就是名分已定，但终究不是好兆头。太始三年（前94年），钩弋赵婕妤为六十三岁的汉武帝又生了一个小皇子刘弗陵。

然后，赵婕妤怀刘弗陵的时间，据说长达十四个月。汉武帝说，听说尧也是在妈妈肚子里待了十四个月才生的，就把赵婕妤居住的地方，宫门命名为“尧母门”。尧可是上古圣王啊，把天下治理得那么好，当今世上居然又诞生了一个尧，不让他当皇帝，你不觉得可惜吗？这个地方，司马迁其实倒是蛮配合汉武帝的。关于尧的传说很多，《史记》采信的版本是，尧是帝喾的小儿子，挤掉自己的全部哥哥继承了天子之位。

往前看，太子的背影好像越来越远，往后看，那个当代唐尧正在快速逼近。要想不被后面那个人追上，最好是赶紧追上前面那个人。

方诗铭先生是特别善于根据人物籍贯发现政治集团的前辈学者，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掉血缘就是老乡特别重要。这个方法当然不绝对正确，但确实能解释不少问题。他有一篇论文梳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李夫人、李广利家是“中山故倡”，中山是被赵地包围着的，《史记•货殖列传》介绍天下风俗，也是把赵和中山放在一起说的。所以中山人和赵人，都是家乡人。那么再看巫蛊之祸中，逼死太子的过程里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有哪些：首先就是丞相刘屈氂，他是汉武帝的兄弟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史书上那么多“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很难得，这个是真的。诸侯王的儿子到朝廷来做大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汉书》说“不知其始所以进”，但又告诉我们，刘屈氂和李广利不但是中山老乡，而且是儿女亲家。

长安城里驻扎着胡人骑兵，汉武帝父子开战的时候，谁能得到这支军队的支持，就赢得了关键的筹码。帮助汉武帝杀掉太子的使者，夺得这支军队的指挥权的人，叫马通55，也就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曾祖父，是不久前刚刚从赵国的邯郸搬到茂陵来居住的。而且在对匈奴的战场上，马通和李广利协同作战，关系很密切。（《汉书•匈奴传》）马通的哥哥马何罗，则和江充是好朋友。（《汉书•金日碑传》）当然还有咬太子咬得最凶、冲锋在最前列的江充，他也是邯郸人，而且他们家的特点和中山李氏一样，也是以歌舞见长的。众所周知，演艺圈里有自己独特的关系网。

反正可以肯定的是，征和二年（前91年）逼死了太子，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又率军出击匈奴，走到渭桥，李广利就对送行的刘屈氂说：“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这场大灾难，他们是受益者。但也就在这一年，有人向汉武帝举报，刘屈氂的妻子在行巫蛊诅咒皇帝。汉武帝派有关部门调查审理，认为“罪至大逆不道”，于是刘屈氂全家族灭。在前方和匈奴作战的李广利听到消息，知道回汉朝也是死罪，也就投降了匈奴。

这件事，听起来像是刘屈氂的妻子脑子进水。但事实可能是汉武帝知道了太子是被他们陷害的，但陷害太子的事归罪于江充没问题，归罪于丞相和贰师将军，就显得皇帝这么多年来毫无识人之明，一系列宫廷内幕勾心斗角都会揭发出来，连带滋生无数谣言，所以另找理由把他们收拾了。

这么看来，这场太子和皇后丧命，几万人陪葬（《汉书》原文：“僵尸数万”），喋血京师的大灾难，策划者实际上是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按照女人才是祸水的逻辑，当然确乎是应验了李夫人“倾国倾城”。

比较容易判断的，是《汉书》里的卫太子形象和《资治通鉴》确实不一样。《资治通鉴》说，太子“仁恕温谨”，“敦重好静”，这个形象《汉书》里是不存在的；“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这个局面，也和《汉书》的记述完全不符。《汉书》里对卫太子的介绍，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57太子身边聚集着一大批绝不安分的人。所以事实上太子的团队行动能力相当强。觉得要被汉武帝的使者陷害，立刻就能做出反应，能抓的抓，该杀的杀，一点也不含糊。

要不是早就对起兵造反做过预案，对长安城可以利用的军事力量做过深入全面的调查分析，有详尽的计划周密的部署，恐怕很难想象有这样的行动效率。

然后组织武装力量也算相当有效率：太子抢占了长安城的武库，武装自己的宾客；调动皇后卫子夫居住的长乐宫的力量；再释放长安城的囚徒颁给武器。此外差点调动成功的还有：屯驻在长安东南的长水骑兵和屯驻于长安西南的宣曲骑兵；任安的北军。按照《汉书》的描写，汉武帝和卫太子对这两支队伍的争夺，输赢成败也真可谓电光石火一瞬间事：马通稍微晚到一步，太子的手下如侯（此人身份居然是个囚徒）就能调走这两支胡人骑兵；任安是做过太子少傅的，他对太子的忠诚稍微再多一点点，就不会置身事外。

班固对太子还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太子一出生，汉朝匈奴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之后仗一打就是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然后就是这场京城里的大战乱，所以“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和《资治通鉴》认为，太子如果能即位，就象征和平年代开始不同，班固觉得，太子就是战火和杀意的化身，终究有一天会焚毁自己，反而是太子死了，意味着战争年代的结束。而《史记》里关于太子的只言片语，也看不出司马迁对太子有任何亲近感。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田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太子党。田仁可以算忠于太子的，但他的职务却是丞相府的官员（要按照谍战剧的思维来理解，更应该说太子是个厉害人物了）；任安更可疑，接了太子的兵符不发兵，汉武帝说他“怀二心”，其实就是承认他并不算太子的人，而且也是雄猜之主对臣子要求高，照一般人看来，那个时候按兵不动，还是偏向皇帝多一些的。

这么说，司马迁不写巫蛊之祸，也不妨给一个文学性的解释：他那支豪情慷慨英雄气贯注的笔，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时代。

其他和太子有关的人物：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印象，众所周知是不好的。太子的老师石德，被有的学者拿来做“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的论据。其实司马迁对石德是有评价的：石家的祖上，能力才学不行，就是做人谨慎的品德很厉害，等到石德的爸爸去世之后，他们家“孝谨益衰矣”。这就离说其一无是处不远了。还有李广的孙子，“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被太子宠信的李禹，在司马迁眼里是个庸俗的财迷，更是他敬爱的飞将军李广的不肖子孙。

天汉四年到征和三年间，和匈奴有关的事情有很多，别的一字不提，就讲李广利投降匈奴，是因为这件事对司马迁真的太重要了。

汉武帝袒护自己的大舅子李广利，因为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有贬低李广利之嫌，所以对司马迁处以宫刑。现在李广利也投降匈奴了，汉武帝这脸真是被打得啪啪的。

读《汉书•匈奴传》可以知道，这次出征，李广利麾下有汉军七万，开始很难得，战争很顺利，打了好几个胜仗，忽然大后方的情报传来，李广利全家都被抓了。李广利犹豫应该怎么办，他想还是继续挺进，多杀点匈奴人，好回去报功，也许皇帝会宽恕自己。李广利坚持不断挺进，可是他手下人开始害怕，这么多年的教训还不吸取反思吗？太深入，回撤时就会疲惫不堪粮食不足，然后匈奴人就会如幽灵般出现，他们的利箭就会像雨点般落到你身上。于是有人想挟持李广利撤兵，李广利发觉，杀了策划这事的人。这种情况下军中内部矛盾还这么尖锐，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汉军被匈奴人重创之后，李广利投降。匈奴单于知道李广利在汉朝尊贵的地位，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他很高的待遇。但后来匈奴人还是杀了他，李广利临死前，倒是留下来一个很有英雄气概的诅咒：“我死必灭匈奴！”而且诅咒真的应验了，这年冬天下了几个月大雪，大批牲畜死亡，匈奴人中爆发瘟疫，庄稼没有收获，单于恐惧，把李广利的鬼魂当作一个凶神供奉起来。

这样就解释了许多疑问：如果任安都快要死了，司马迁在信里大谈自己的人生感慨，怎么看都太不近人情。而且《报任安书》是一篇两千多字的长文章，写在竹简上，大概需要六十支左右的竹简，体积和重量都很可观，送进死囚牢里，也不太现实。

而如果信写在太始四年的话，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做中书令，可以最快获得信息，他虽然还不方便直说，但已经知道任安其实不会死，甚至于被赦免就是他努力的结果。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那就合情合理多了。

司马迁不是一个多有平等意识的人，他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不论男女，奴隶自杀都是很常见的，何况于我已经到了这种不得已的地步呢？总而言之，他一点都不怕死。 但宫刑则非常屈辱。司马迁很清楚，“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个选择，意味着今后自己将面对无穷的嘲笑。宦官是整个社会鄙视链的底层，高洁的士大夫们，只要和宦官发生一点牵连，就视为莫大的屈辱。一个本来优秀的人物，若是与宦官亲密一些，他的朋友就可能与之断交，他就要被逐出士大夫的社交圈，何况自己成为一个宦官呢？ 尤其是在自己的家乡，司马迁从小就不被乡亲父老喜欢，他越成功，越证明父老们眼光拙劣。现在，司马迁因为说错了话而落到这个下场，他们倒是喜闻乐见。司马迁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 接受死亡如此容易，选择宫刑如此艰难，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这么选择呢？他回顾了很多古代伟大的人物遭遇灾难或屈辱，却坚持活下来的例子，“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最终，也就是今天中小学生作文里反复引用的那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最终的结局，没有可靠的记录。有人说，他最终还是因为口出怨言，而被汉武帝处死。有人推测他是自杀，作为一种猜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史记•赵世家》里，写了一个很不可靠，却也许能体现司马迁心迹的故事：程婴受尽屈辱，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然后，他就选择了自杀。程婴说，我要去告诉逝者，这个重任，我已经完成了。

中学语文课上，老师就会告诉你：“《史记》是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这么一句介绍，意味着什么呢？

个人是这样，国家、民族也是这样。虽然习惯上历史被认为是过去发生的事，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共同记忆，才是历史

一种以《尚书》为代表，就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文件。伟大的君主发表了重要讲话，或者他和贤能的大臣们一起讨论问题，这些讲话稿和会议纪要被记录、编辑起来，就成了《尚书》。

另一种以《春秋》和《左传》为代表。这是编年体的史书，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按照发生的年份，一年一年写下来。编年体有个好处，就是事情的先后次序很清楚，但坏处是，如果一年里发生事情很多，读起来就会觉得很零碎。好比说，某一年里，山东的粮食大丰收，陕西却发生了大地震，河北一带遭遇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江南的读书人倒写了几篇足以传世的好文章……这些事没什么关联，却都要写在一起，当然会让读者理不出头绪来。

《史记》却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手法，也就是纪传体。

第一个部分，叫“本纪”。本纪是写帝王的，但最重要的作用，却不仅是给帝王写传记。“本”是根本的意思，“纪”可以是记录的意思，也有丝线的总束的意思。所以，本纪就是对关乎国家根本的大事的记录。

第二部分，是“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表格。“表”这个字，本来是“明显”的意思。大家很可能都有经验，写在文章里很夹杂的事，排列成图表，就变得一目了然。

第三部分，是“书”。司马迁选了八个关系到“国家大体”的主题，写了八篇论文。

第四个部分，叫作“世家”，

然，秦始皇一统天下，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从此之后，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世袭的大贵族了。所以《史记》的世家，以《孔子世家》为界，前后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章。《孔子世家》之前的世家，都是诸侯国的编年体历史记录，和人物传记的写法是截然不同的。但从《孔子世家》开始，世家大多就是些大人物的传，写到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只是附带提及而已。

第五个部分，叫“列传”。出身不算高贵的杰出人物，事迹值得罗列展开说一说，好流传后世，

但按照当时的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中原王朝之外族群的历史与生活，司马迁也义不容辞要写下来。

第一个阶段是黄帝到西周灭亡

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但仍然很重要

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一般所谓的春秋时期

诸侯争霸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时代

富国强兵

生死存亡

是一个残酷的、血淋淋的时代。

但这也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创造力的时

“士

第四个阶段，是从秦朝建立（前221年）到刘邦去世（前195年）。这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点，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被发明出来：理论上，应该有一个至高无上，权力无远弗届的皇帝，和一个不论出身，只要有能力就可以进入的官僚集团。皇帝和官僚之间有斗争，但更主要是合作共谋，实现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史记》有十表，大多数是年表，只有秦楚之际，却是月表，就是那段时间里，每个月都有关系到天下命运、必须要记下来的事。

第五个阶段，是刘邦去世之后（前194年）到汉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年间，也就是西汉的前半段

后来中国的历代王朝，大致都是一个抛物线的轨迹：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然后国力逐渐恢复、发展，终于到了盛世，然后就开始在内部的奢华腐败和对外的盲目扩张中耗蠹国力，于是由盛转衰，之间虽然可能经历几次反复和重振，但终究大势所趋，难逃灭亡的命运。

虽然文学批评家倾向于赋予文学各种高大上的内涵，但庸俗地说，应该承认可读性也是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股子私家撰著历史书的风潮，纪传体的就有好多部，不成系统的杂史、杂传数量更庞大。是什么原因呢？纸的逐步普及使书写成本降低；社会上存在一个庞大的有闲阶级；大动荡的时代，张三李四都有反思历史的热情……这种种理由之外还有一条，拿《史记》里的列传部分做范文，写人物传记，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太史公笔下的人是活的

写人，心里要装着人。尤其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那么多的传记，需要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高位者眼睛容易被蒙蔽，而一般人的社会空间注定很有限，所以这就排除掉了绝大多数人），观察到形形色色的人（这是天赋，又排除掉一大批人），能用文字表现出这形形色色的人（这是另一种天赋，再排除掉一大批人）……这么筛过一遍之后，其实还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们就细讲一个例子。有些事情，未必每个细节都可靠，但司马迁写来，还是使人感觉真切可信。譬如经常被争论的秦始皇遗诏问题。篡改千古一帝的遗诏这种惊天大事，应该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李斯就说了特别高尚的一段话，我受先帝大恩，我宁可死，也不做这种事。说到这里，赵高知道，事情已经成了。你李斯这么多年脏事臭事干得还少吗？你是舍生取义的人吗？这就是知识分子，矫情，干坏事需要人给个台阶。这个姿态摆出来，是跟我要台阶呢。

当然，你要去问司马迁，这么秘密的事怎么写得跟你在现场一样？他估计没法回答。但必须承认，这段确实写得好。把赵高、李斯、胡亥三个人，都塑造得形象鲜明气韵生动，每个人物的行为逻辑，都非常符合他们的身份、性格和处境，而通过对话描写捕捉人物的心理，尤其展示了极高的艺术手腕。

秦始皇传位给胡亥，各种迹象都表明可能有问题，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大概永远没有办法说清，而且，即使说清，那点子破事又能有多少意义呢？司马迁的这段记述，则把宫廷政治的黑暗、阴毒、卑鄙、下作……都揭发得淋漓尽致，可谓直达问题的本质，后世无数宫斗那点猥琐的小算盘，都可以作如是观。

比如《史记》里有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问题：司马迁究竟是更同情项羽，还是更赞赏刘邦？司马迁对项羽的态度，《项羽本纪》最后的一段太史公曰，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了：率先起兵反秦，了不起；但政治上没什么见识，最后失败也是必然的，到死还不觉悟，真是荒谬得很了——这差不多也是两千年来的定评。可是，司马迁笔下的项羽，给人的印象却绝不仅仅如此。一写到和项羽有关的战争，《史记》字里行间，就仿佛尽是金戈铁马之声。项羽用兵，仿佛天神行法，自带滚滚风雷烈烈掣电，看得读者也热血沸腾；诸如“鸿门宴”这样的场合，写到项羽的犯傻处，蠢则蠢矣，却仿佛充满了萌点；而到兵困垓下，悲歌别姬，又仿佛满纸呜咽，不知道使多少文人才子扼腕叹息，多少多情少女泫然泣下。

这真是天生的偶像。所以项羽生前，有江东八千子弟为他舍生忘死；而项羽身后，一篇《项羽本纪》，又不知道为他暴涨了多少粉丝。刘邦是什么样的形象？有人认为，司马迁遭了宫刑之后，痛恨汉武帝，连带也痛恨上了汉朝的太祖高皇帝，所以写刘邦时，在使劲泼脏水。确实，《史记》写到刘邦的种种劣迹、丑行，毫不避讳。可是，沛县起兵，没有人敢于领头的时候，挺身而出的那个人，是刘邦；秦兵攻势极盛，反秦大业岌岌可危的时候，率领一支孤军勇猛西进的人，是刘邦；军事、后勤、权谋……所有的才能都算不得顶尖，可是却能和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有效沟通，并把每个人都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的人，是刘邦；经常做出愚蠢决定，可是一听到正确意见，毫不掩饰自己的错误立刻改正的人，是刘邦；曾经百战百败，可是始终不屈不挠，绝不放弃的人，是刘邦……这样一个杰出的领袖形象，也正是《史记》提供给我们的。最后，《史记》还特意补了一笔：那个唱《大风歌》，说我死之后，魂魄还会思念自己家乡的性情中人，是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