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表达、进行思考的声音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它能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族群、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时代的宏大声音。
讲好故事，应该是两方面的，讲成功的故事，可以激励后人；讲失败的故事，说明自己有反思，还可以给后人留下教训去吸取
读了一本书，是否让我学到新东西，是否眼睛一亮，是否有启发，是否增加我的知识，以及作者是否有独立思考，是否有批判精神。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一个学者的生命
读书增加了我的知识，促进了我的思考，塑造了我的人格，决定了我的思想；
我是属于记忆力非常一般的人，时间过去了，人生也就过去了，能留下来的记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同一个人的感受都可能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的读书简史，记录了我读书的轨迹，我的感受，我的一孔之见。谈不上经验，更没有真知灼见，只是客观地记录了我自己的读书轨迹。
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求读书，也不主张读书的年代，反而是一些年轻人读书最自觉的年代。
后来学校的工作人员被我父亲的执着所打动，悄悄地告诉他，没有录取的原因是我父亲的档案里“有问题”，在那个荒唐的时代，读中学也要父母单位的政审。
在高中期间，我有四个要好的同学，互相交流所读的书就成了平时我们在一起玩耍最好的消遣。原版四大名著就是那个时代读的。许多苏俄文学，也是那个阶段的最爱，如普希金的小说和诗，还有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等，都是我们互相交换阅读的书。
当时读书没有目的和方向，反正就是简单地认为，年轻时代，总应该读一些书的。
“文革”中，买东西经常是要排长队，如果被父母派去排队，总是要带本书去的。用“手不释卷”来形容我与书的关系，应该还是贴切的。
在入学之初，我的兴趣在世界史，从人类的起源，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都充满着好奇，还担任世界史的课代表
这篇论文以《论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特点》为题，发表在该刊1981年第4期上，而且是那组纪念辛亥革命文章的首篇，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那时是八个人一个寝室，睡上下铺，虽然条件不怎么样，每天课余谈书论道，有了好书好文章，大家互相传阅
11点全楼关电闸以后，就打手电在被窝里读书
一次带一本，寝室同学便开始流水作业，大家预先商量好阅读顺序，一个传一个。11点全楼寝室断电后，就到路灯下读。读完了，回来把下一个同学摇醒，就像接力一样，这样传下去读，到早晨便差不多转了一圈。
那段时间里，只要不上课，我便赶早到图书馆排队。那时图书馆中午要还书关门，午饭后经常顾不得午睡，便去排队。有时是乘兴而去，但落在别人的后面，书借完了，只好失望而归。
当时没有互联网，要知道一个学科或者某个课题的发展情况，只有靠阅读学术期刊。
如果对超出自己研究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都没有兴趣，可能就是创造能力降低的一种征兆，那么，就需要通过阅读来打破这一局限。
我是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的
我在读本科的最初两年，还有一个习惯，每周星期六的下午，从川大骑车到四川省图书馆去翻阅学术杂志，差不多有二三十分钟的骑车的距离。
。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阅读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自己的思路打开的过程。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清楚，研究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在前人的研究之上有所发展，而不是闭门造车。
他们认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再现的，根据资料建构完全真实的历史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历史都有主观性，我们所写的历史，就是通过我们眼睛所看到、我们头脑所理解的历史。
通过虐待女主人的猫，也就象征欺辱女主人，使女主人隐喻式地受到性侵犯。
当时民俗便有虐猫的传统，如在狂欢及其他各种仪式中，对猫进行折磨。而且猫在大众文化中经常暗示巫术，民间便存在着免除猫魔的仪式，包括使猫致残的各种办法，如像割尾、断腿、火烧等酷刑。有的人在新房落成后，把活猫封在墙壁里避邪。在法国通俗文化中，猫还影射生殖和女性性欲
如果我们仔细读他们的文章，会发现他们对美国政治、文化、学术、教育制度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观点不尽一致，有的甚至截然相反，因为每个作者有着自己的学术训练背景以及独特的环境和经历，甚至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如我从来不宣称我所写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本身，而不过是这些历史在我眼睛所反映和在我头脑中的重构而已。
而关于中国历史的微观研究取向的，就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了
它们增加了我的知识，促进了我的思考，开阔了我的眼界，甚至影响了我的写作
近几年重读或新读的书包括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芒福德《城市的文化》《历史的城市》、罗伯特·卡洛《权力之路》等等
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认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
《却将谈笑洗苍凉》是一本非常有个性的书。说它有个性，是因为哪怕我不用看作者名，只看内容和写法，我就知道那一定是姜鸣写的书。
因为读到一篇文章，方知道本书第一卷出版过程中的周折：原来投给《当代》，审稿编辑觉得太啰唆，故事没有悬念，看不下去，竟然被退稿，后来在《花城》上发表。本书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而且后来被选为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卷1986年就出版了，作者去世也20多年了，但是我前两年才读这本名著，真是有点晚了
一些民国时期或者写民国时期的小说，也是我阅读的重点之一，如李劼人《死水微澜》记不得读了多少遍了，选读了《沈从文文集》《汪曾祺全集》《张爱玲全集》中的一些篇目，特别是《边城》《金锁记》等名篇。还读了钱锺书的《围城》
《俗世奇人全本》等。
阅读范围一定要超出自己的专业。我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我的阅读范围包括人类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此外还大量阅读各种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我可以自信地说，只要我发现感兴趣的书，几乎都能找到并把它们读完。
在疫情暴发以后，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人类的命运。到底我们今天应该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认识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是否能够多读书，不在于是否有时间，而在于是否愿意为读书找时间。
死亡不是简单的数字，从个体的记忆来看那场浩劫带给个体的痛苦，从个体来看这个民族的悲剧。
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被禁锢了，那么他一定会失去创造力。所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就是一个学者的生命。如果他放弃了批判，那么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结束了。
如哈耶克反复告诉人们：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集体主义，力图打破人们的乌托邦幻想。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也就是说，当所谓的“伟人”描绘了一个宏大目标，告诉他的追随者，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我们必须要把自由交到他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种所谓的宏大目标，反而是造成灾难的原因了。
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岳南《南渡北归》、保罗·法兰奇《午夜北平》、郭建龙《汴京之围》、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传》《饥饿的盛世》、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从大都到上都》、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等等。
尽管她自己有非凡的记忆力，甚至还写有日记，但是她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向父母弟兄们进行核实的时候，发现每个人所看到的和所记忆的东西都有区别。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过去，要承认记忆、观察和经历，都是有相当的局限性的。
跨入21世纪以后，由于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茶馆，开始更多地关注1949年以后的中国普通人民生活的小说，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余华《活着》《兄弟》、方方《风景》、莫言《丰乳肥臀》、梁晓声《年轮》《人世间》、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姜戎《狼图腾》、金宇澄《繁花》、刘心武《钟鼓楼》等。
在这一部分，第一和第二两篇都是评论盖亚·文斯(Gaia Vince)的《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和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在很多语言中，“故事”这个词的含义等同于“历史”。故事为不断累积的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同时让一个群体或社会更有凝聚力。
她试图回答人类到底为何与众不同，探索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力量让地球发生了改变，将猿转变成人。她的答案是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三种过程的综合作用，她称之为“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
如果没有故事的讲述，就没有文化的积累。
一则则故事帮助文化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便于人类代代相传、不断更新
本书称那些部落通过演唱来讲故事的方法为“歌径”(songline)，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说法，我想也可以说是“故事线”
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行为准则、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山河风光等
“讲故事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生存和文化适应行为”，而且还成了大脑进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正是“累积的文化”改变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方式，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是因为环境和基因的变化，文化也成为影响进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大脑的不断进化，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界。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了基因—文化的共同进化。
善意总是会这样传递下去，激励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
文斯告诉我们，社会合作和利他行为，是相互配合的两种社会工具，累积性文化进化依靠它们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社会，并利用它们管理社会
《人类进化史》中，给出了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原住民部落这个典型例子。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时，这里已经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了至少一万年。岛上的族群规模小，彼此孤立，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掌握的技术已经非常简化，只有24种不同的工具，其中包括工艺粗糙、漏水严重的小船，他们也不再捕鱼为生。因为文化和经济的孤立，他们还丧失了生火的能力，他们使用的工具甚至比4万年前欧洲人使用的还要粗糙，更无法与他们离开澳大利亚大陆之前使用的工具相提并论。
塔斯马尼亚人的孤立状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被简化了。
一个族群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集体智慧，因为族群内会有更多思想的碰撞，就会形成更多的创新。文
脑容量在下降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由于社会的发展，让那些智力不够的人也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已经不需要这么多高智能的人
美国的媒体就是以批判现成体制作为它们的使命，对自己的国家的报道都是以负面新闻为主的。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读了美国的新闻报道，就觉得美国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而轻视了这个强大的对手，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忽视了对我们自己问题的关注以及解决。
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是已经被扭曲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他们的声音，所谓的“大众文化”也是强加在下层民众身上的文化
葛兰西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狱中对革命未来的思考，提出了文化霸权理论，指出了一个政权的维持，需要霸权文化力量的配合。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听到和看到的信息和文字，无时无刻不面临统治者在文化上对我们普通人所行使的霸权。对付霸权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要崇拜霸权。
就是要写普通人的历史
微观历史的前提之一
所谓的“宏大叙事”描述了人类的进步，历史研究中充斥着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兴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等等。这些固然是历史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历史。[插图]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观》，被认为是微观史的代表作，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最早倡导这个研究取向的历史学家之一
我们所能知道的过去普通人的思想和信仰，几乎都经过了扭曲的观点得到的，所以必须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让没有声音的下层发声，就是对他们的最大的善意。
正如金茨堡所指出的：在文献资料中，下层民众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全是由记录人来书写的。下层人的声音哪怕能听到，但是“已经经过了重重过滤”。
他研究的焦点，实际上是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庶民文化(subaltern culture)的历史。
梅诺基奥沉醉于自己的表达，他似乎还很享受在法庭上有这么多有文化的人听他的滔滔不绝的辩论，和过去只能对着一群几乎不通文墨的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听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他经常对监狱看守谈起，他懊悔“以前相信的那些蠢事”，还表示其实他“从未坚持过那些东西”，不过是因为受了“魔鬼的诱惑”，才造成那些“奇思异想”进入他的头脑。看起来，他是要“真心诚意地痛悔前非”了。
我们看到够多的实例，无数无辜的人被处死，并没有审判，或者只是装模作样地、潦草地审判，成千上万人的死去甚至并非他们有什么离经叛道的思想，而只是那些主宰他们命运的大人物的随心所欲，或者不过是满足其个人的野心。
我们开始怀疑我们过去所深信不疑的人类的优越感，动摇所坚信的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主宰和改造自然的臆想
第二个方面，就是今天我们进行的历史写作，其实就是重新建构已经过去的历史，这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到各地去进行采访、考察，记录口述的资料，完成《史记》这本伟大的著作。
我对所谓的绝对的真实性是表示怀疑的，因为我们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非常可能的是，我们自认为那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可能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误解，甚至离真实性相差还非常远
我们历史学家秉承了中国历史写作的传统，热衷于宏大叙事，对大事件、领袖、英雄等等充满着兴趣，而漠视了普通人、日常生活，那些每天都能看得到的，哪怕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万次，我们对它们也是熟视无睹，也不愿意把它们记载下来，这就是我们历史写作存在的最大问题。
历史的写作和文学的写作实际上都是一种再创造。
如果历史有规律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不怕折腾，既然历史有规律，今天犯了错误以后，根据规律是会回到原来的轨道；或者历史既然是按照既定轨道发展的，那么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也是不会改变结果的，这样也会陷入历史的宿命论。
狄更斯所描写的伦敦，巴尔扎克所描写的巴黎，都是城市历史、居民、文化和生活的非常丰富的、有趣的、有细节的记录。
阶级、经济地位、地域文化等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历史学家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向下，要写普通人，写日常生活。英雄、帝王、政治人物、知识精英固然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同时也是普通人所创造的。
历史记载哪怕不是别有用心的、有目的地歪曲历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见、局限甚至谬误。
一份资料的理解和分析，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要受包括意识形态、家庭背景、教育、
第一是历史的本身，就是过去了的事情，昨天就是历史，历史过去了就过去了，无论它过去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历史。
所以我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一个非常小的因素，一个领袖人物的一念之差，一个政府的一个政策，甚至天气，甚至一个事故，非常小的而且没法预测的一件事情……就可以改变历史
文学写作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历史写作也要有文学性。
达恩顿认为，那些流传甚广的法国童话，实际上是法国乡村残酷生存条件的反映，童话故事成了了解农民心灵世界的文本
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最老的帝国，而美国是最年轻的共和国；中国保守、传统和孤立，而美国进取、充满活力和富于扩张。“因此，从两国交往的开始，就不是相互理解和合作的记录，而是不同文化在各方面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