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男女分开，关系不好的作家也要人为帮他们隔远点。性格乖僻的作家又著作等身，就让他独霸一个格子，比如纳博科夫。我坚持把萨特和加缪放在一起，和高明争论很久。高明说他俩不是决裂了吗。我说胡扯，他俩是一生的挚友。但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我坚持要分开。高明说托尔斯泰不是跟契诃夫挺好吗，契诃夫病重时他还去探望了。我说契诃夫跟托尔斯泰一般般，和高尔基才好呢。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书店老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摆弄这些书。这是我的王国，我愿意怎么放就怎么放。我嫌弃冯唐日渐油腻，把他的大部分作品放在“毒鸡汤”书架上，只留下“北京三部曲”，孤独地占据当代文学小小一角。我还让胡兰成和张爱玲离了很远很远，一个在最顶上，几乎看不到，一个稍微弯下腰就可以够着。我贴心地让伍尔夫跟张爱玲做邻居，这俩女的要是认识，关系应该能挺好。
我又安慰自己书店不单是挣钱工具，还是我的精神寄托
店和你是合二为一的，你就是店，店就是你。只开几天还有新鲜感，几个月呢？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会忙碌，会感到充实，生意不好怎么办？门可罗雀怎么办？门庭冷落怎么办？
在她们的认知中，书店，就是一个照相的地方，所有的书籍都是装饰品，是她们照片的背景或道具。她们对如此挥霍书店毫无愧疚之心，也丝毫不管书店老板如何生存。毕竟她们贡献了社交平台和朋友圈的流量，她们账号上两位数的粉丝和几个点赞对于一家寂寂无名的书店来说，已经是不得了的宣传。
他们读书，也喜欢书店，隔三岔五就来找我聊天，又是美国极简主义，又是法国新浪潮，唬得我一愣一愣，脑海里拼命搜索我那点可怜的西方文学记忆，以便将对话进行下去
现在两个我不认识的女孩肆无忌惮地用着它，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她们很漂亮，乌黑的头发，鲜艳的嘴唇，她们的指甲尖尖的，粉色的，很饱满。她们感到快活，她们快活极了，在这样一个漂亮的、文艺的小书店里，她们做着功课，聊着天，嘻嘻哈哈，不花一分钱。
让我最终决定揭下来的是李川，他是高明的发小，家里是开饭馆的。李川劝我既然干了服务行业，就得习惯伺候人，“咱挣的就是这个钱。”
是你不知道，关飞涛说我
我以为开书店就能保住在北京时的一切，独立与自由，骄傲与个性。我以为开书店就能终止在沈阳的所有不如意。开书店是我在沈阳的最后一点挣扎，尝试了四个月就失败了。
上个月我们不愿意再提书店，绝望得一心想去北京，这几天我们又意气风发地把这件事当成了毕生追求。
兰晓龙说“年少轻狂，正是幸福时光”。年轻就意味着往后的人生有大把时间，不管做什么，是干了不该干的也好，是辜负了一腔热血也好，不管错了多少次，总是可以重来。
新的离河书店有二百八十四个书架格子，每个八十厘米宽。书这个东西，占不占地方，全看你怎么摆。要是每本都封面朝外，一个格子放五本就搞定了，要是想每本都书脊朝外，那要放至少三十七本。我和高明还是想坚持在集装箱时开书店的理念——全插满书的地方才算书店，但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再上架至少八千本。
案例是这样的：一位老客急着去办事，没有时间停车和进店，马力就让他的员工出店，走了二十分钟，将那卷数据线送给了等在路边的客户。数据线标价九元九角，这一单马力的净利是五毛钱。但马力说这不是钱的事，而是在于“客户黏性”。马力说他的很多客户完全可以上网买，但到线下店，是想享受他的服务，更何况他的货线上线下一个价。也就是说，这位顾客享受了两种购物方式的全部好处，难怪他习惯于在马力那里消费了。
这些年来，能让我心甘情愿付账的书店，只有寥寥几个，北京万圣书园、南京先锋书店、广州方所书店、上海衡山和集……这些书店给人以强烈的人文气质和独立精神，从不迎合与讨好，是让我心生尊敬的所在。
这三个短促的笑声，彻底激怒了我。那一刻我忘了这个男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忘了当年他和高明一起调查一起做报道，忘了两次买房需要钱时都是他慷慨解囊，那一刻我只想跟他翻脸，用最恶毒的话刺激他，骂他不过是个打工的，骂他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甚至骂他懂个屁。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么冷酷无情的话打击我，为什么非要我们去北京？我们不去北京，永远不会再去了！
我们就一起吃了那一回，后来再也没有聚过，有人如今都不联系了。年轻时觉得很多事情都理所当然，过些年才会明白，能聚在一起吃一顿火锅，在雪停之后看一轮明月，已经是人生中难得的际遇。
没想到六年过去，我又没了房子，还是得租房，还是得用房东提供的破洗衣机和破冰箱。每当洗衣机疯狂地跳跃旋转，甩出我或者高明的袜子，我就忍不住想一下我曾经的家
2019年，所有人都热衷于开书店，所有人都痴迷于开书店，所有人都踏入了这个古老的行业，所有人都发了疯。
一个月前，高明雇了两个店员、两个咖啡师，每个店一组。按照正常配置，一家店至少需要四个员工，但我们实在没钱了，只能将就着用。
2019年的秋天，果然就是离河书店一生中最盛大、最美好的时光，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上苑这种高端商场，不适合书店。书店的客单价太低，需要自然人流，就算有一两个大客户，又能大到哪儿去？
我们在书店三层的空中花园和老吴对谈，在散尾葵和牵牛花中聊文学和人生。很多老吴的书迷跟我说这是她们非常喜欢的一次签售。老吴也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开书店，“离河书店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没卖出去多少本书。老吴怕我难做，自掏腰包买走了剩下的二十四本。
我开始不停和顾客发生冲突，看谁都不顺眼。我讨厌来白嫖书店的，在一家书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就不知道该如何逛这里；我讨厌自以为是的，买一本定价不超过二十五块的书就以为自己是救世主，结账时希望我对他毕恭毕敬；我讨厌教我做事的，一会儿让我上简餐卖比萨一会儿让我开个亲子游乐区……
老王是我们的第一个员工，第一次来就喜欢上了离河书店。他买了一本《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结账时问我这里招不招人
假如可以重来，我一定不会开书店，我甚至不会去北京。我就留在青岛出版社，做个普通编辑，永远不用担心每个月三万的支出，永远不会被父亲的质疑刺激到胸口疼痛。
别忘了我们常对你们说的那句话——读书治愈世界。
正好垂在岛台的正上方，上面印着乔治·奥威尔有关开书店的句子。
“疫情是实体书店的试金石，未来只有能运营好空间、和电商拉开差距的书店才能存活。80%的实体书店都将走向末路。”
我和高明在这期间窥探到一个书店这行的不传之秘：很多看起来光鲜的书店其实只是老板们的副业。有卖咖啡机的、做地产的、搞投资的，这些老板之所以开书店，除了满足情怀，最重要的是给自己的主业打造一张文化名片。还有那个“书店+咖啡”模式，几乎是大部分书店人深信不疑、对抗电商的唯一法宝，结果一份来自全国各地、几乎囊括所有实体书店的调查问卷证明96%的书店不靠咖啡盈利
嵇康对山涛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我也用这句话反驳关飞涛。人不能光为了钱活着，我可以当编剧写剧本杀，高明可以做公号当主编，但那不是我们选择的人生。
为了让内心再坚定点，我反复研读读库在2020年1月出版的《嵇康之死》。
一天八十块钱电费、一周二百块钱保洁费地交着，如此狼狈地挣扎，咬着牙坚持，只是为了等来这些拍照打卡假装自己有文化的蠢货吗
人群怀着自我感动冲向原本冷清的书店，一边照相感慨，在社交平台表达自己有多么热爱书店和喜欢读书，一边挑选特价书
想进离河书店，需要关注“离河故事”，需要添加客服微信，需要提前一日。这可能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家、也是最后一家这么做的书店。她放弃了书店需要包容、平和、博爱的形象，把自己变成了一家门槛不低的会所。她放弃了线下的等待和幻想，把所有温暖和善意，留给了站在她背后，属于离河书店买家群的那两百个人。
我的眼泪快涌出来了，从未在高明面前流露的委屈萦绕在我心头。我对马力说我后悔开书店，马力无情地说想这些没有用，他也不能后悔从软件园离职，“成年人了，只能往前看”。
多事物在疫情刚结束时还保持原样，但随着时间推移，疫情的影响像一张巨网，缓慢有力地改变着世界，一切都不复当初。实体书店好不到哪儿去，老牌百货公司也岌岌可危。
那天我和高明去捧场，看着极佳的环境，五十万打不下的装修，有些不安。高明尝试着问大驴钱的事，大驴说是众筹来的。高明皱着眉头说这时候扩张不是个好主意，尤其是两地。但大驴的狂热就像我们2019年去上苑，能让他清醒过来的只有他自己。
说开书店真的太惨了，你想不到有多惨。“但是——”我用蹩脚的发音喊道，“We are still here！（我们还在）”我说我现在很明白《黑客帝国》里，当墨菲站在地球的核心，对着所有锡安人喊出这句话的心情了
被感动，眼里泛着泪光，那是离河书店最后一次拥有精神力量的时刻，最后一次发出光芒。
我天天抱怨，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而是因为它难以让我维持生活。
阳阳的话戳中了我长久以来羞于承认的一个事实：我喜欢开书店，我真的很喜欢。
脏话不停从我们嘴里冒出来，那些藏在心底的埋怨和后悔，书店开得好时绝对不会想起，现在都变成刀子，捅向对方的内心。
我和高明在一起快十三年了，感情笃深到愿意为彼此付出生命，但我们那天给了对方一次痛至骨髓的打击。高明否定了我的毕生梦想，我摧毁了他的所有尊严。两个彼此最珍视与疼惜的人，因为开了一间书店，吵到几成死仇。
这就是我开书店这三年，我得到的和失去的一切。我在一片狼藉中放声痛哭，不停干呕，恨不得从喉咙里长出一只手，掏出我灵魂深处的所有悔意与痛苦。
嵇康的学问是给自己的，从来就懒得卖弄给别人看，更别说为皇帝服务。虽然他的学问远超当世很多人，可他只愿意当个铁匠，内心富足而平静的铁匠。
书店的意义就在于如此，它是我们对抗这个世界所有平庸和失意、所有孤独和愚昧的最后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