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后果：修订版（人文与社会译丛）

极权统治以更为集中的形式把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连接在一起，这在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战争的工业化

当然，失去对于“进步”的信仰是导致历史“宏大叙事”解体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认为，现代性在制度的层面上是多维的，这些理论传统所详细说明的每一个要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或者用来指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体系

秩序问题对阐释社会体系的有界性（boundedness）极为重要，因为秩序问题被定性为一个关乎整合的问题，即当人们为了利益分配而可能导致“所有人向所有人开战”时，是什么仍然能使社会凝聚起来。

我们应该重新组织这个关于秩序的问题，转而探讨社会体系究竟为何把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在这里，秩序问题被看成时空间离（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问题，即时间和空间在“间离”的条件下被组织在一起，由此连接在场和缺场。

社会学知识螺旋式地进出于社会生活的世界之中，它对社会学知识自身，以及社会生活世界的重构都是这一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正是这种分离和重组使得社会生活的精确的时空“分区制”（zoning）成为可能，导致了社会体系的脱嵌（disembedding，一种与时空分离的要素密切联系的现象）；并且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断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reflexive ordering and reordering）。

现代性的出现，通过培育与“缺场”（absent）他者（在场所上远离任何面对面的互动情景）的关系，日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

“历史”是一种为了塑造未来而系统性地征用过去的方式，它随着农业国家的初现而获得了最初的动力，但是现代制度的发展赋予了它一种本质上全新的动力。

我想区分两种类型的脱嵌机制，这些机制都内在地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之中。第一种我称之为象征符号（symbolic tokens）的产生，第二种我称之为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

货币是一种延期方式，它在不可能直接实现货物交换的情况下，将债权和债务连接起来。我们可以说，货币是一种重新聚合时间的手段，因此它也是一种将交易从具体的交换环境中抽离出来的手段。更准确地说，套用我们在上文引入的术语，货币是一种时空间离的手段。货币使得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甚远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易成为现实。

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相信他或它会带来一系列给定的结果或事件，这种信心表达出一种对于他人之诚实或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自有统计之日起，官方数据的编纂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多其他社会组织模式的构成因素。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促成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

“历史”可以被视作一种对于知识的理性基础的逐步式征用。

历史性意味着，对过去知识的运用是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为了保留那些在原则上被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实际上，历史性主要引导我们走向未来。未来被看成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并且，未来以一种反事实性的方式，以人们依据心中对于未来种种可能性的设想所采取的行动为先决条件。

最显著的特征——进化论的解体，历史目的论的消失，对现代全面透彻的构成性反思性的认识，以及西方特权地位的消亡——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而纷乱的经验世界之中

故而对现代国家来说，在明确的领土边界之内对暴力工具实行成功的垄断，就成了它们独具一格的特征。

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并且逐渐渗透到其他地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人类活动环境，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了。不仅人造的城市区域成为人化环境，就连大多数其他地区也都成了人类协调或控制的对象。

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一个特别重要的连接点，因为它使得“抽象劳动”得以直接被列入生产的技术设计之中。

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合同并不依赖于资本家直接拥有暴力工具，雇佣劳动名义上是自由的。因而，阶级关系被直接内化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中，不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也不需要暴力的制裁。这一过程与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性控制在历史上同时发生。暴力被“逐出”了劳动合同，并被集中到国家权威的手中。

因此，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使得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受到遥远的异地事件的塑造，反之亦然。

戈夫曼认为，在现代社会活动的匿名背景中，构成日常生活的种种相遇（encounter）最初是由“礼貌性的不经意”（civil inattention）维系下来的。

更确切地说，它展示的是对可被称为礼貌的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的精细控制。

由此观之，礼貌性的不经意之维系，是在公众场合与陌生人的常态化相遇中维持信任的非常一般性的先决条件。

我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现代性制度的本质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对专家系统的信任）紧密相关。

然而，即使对真心信奉他们所维系的抽象体系的人来说，当面承诺一般而言仍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产生持续可信任性的模式。因此，它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再嵌入的一种类型。

本体性安全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其四周的社会与物质的行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

因此，个人信任必须通过自我探询的过程才能够建立：对自我的发现成了一个与现代性的反思性直接相关的项目。

然而，我们的社会把大多数人从最举足轻重的政策和决策制定程序中排挤出去，才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关心自我；这是大多数人在体验到无力感之后走向的结果。

外部世界在这里不仅仅进入了自我，自我在这里所面对的外部世界比任何一个生活在前现代时期的人所能接触到的都要更为广阔。

命运（事物有其自身的运行路径）重新出现在世界的核心，而这个世界本该能对其自身事务进行理性的控制。更有甚者，命运还必然迫使我们在无意识的层面付出代价，因为它在本质上预设了对焦虑的压抑。

请容我再重复一遍，现代性将安全与危险的平衡引入我们的生活，就此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他者”存在了：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

现代性最具特色的一点在于，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在自为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做出选择。

它还必须认识到，解放政治需要同生活政治（或者自我实现的政治）结合起来。

监督本身就是一个斗争的场所。

和平运动的斗争场所是控制暴力手段，其中包括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

“和平”必须像“民主”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斗争性的概念，在和平运动与国家或军事组织同场行动的过程中，这一斗争性概念是极为关键的。

生态运动（反文化运动也可归入该范畴）的斗争场所是人化环境。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承认权力的不可避免性，但它并不认为权力的使用在本质上是有害的。最广义的权力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工具。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想要最大限度地抓住机会并把有着严重后果的风险降到最小，就需要协调权力的使用。

虽然某些资源本来就很稀缺，但大多数资源并不少，所以除了保证肉体存续的基本需要这一意义之外，所谓“匮乏”只是一种与社会界定的需求和特殊生活方式相关的概念。

因为现代国家的统治者发现，有效的政府需要受统治人民的积极默认，而这种积极默认的形式在前现代国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