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立场
。我认为在美国各种新兴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理论，其意义远远超过“后殖民论述”，
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感扭曲了他们睿智的头脑，遮蔽了他们聪慧的眼睛，使他们无意利用古老丰厚的东方文化资源。
显然，“经典”形成的这个漫长的时间段为后人从现代意义上仔细检视、阅读、鉴别和确定远古时代的经典作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场论战的关键是对传统认定的“经典”本身的怀疑和反思。许多激进的经典论者提出，传统的“经典”绝大多数出自那些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白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n，常常缩写为DWEM）作家之手，而许多非欧洲的、非白人的、女性的作家却常常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
想法现在我们读名著仍然绕不开这个问题
中国经典中也就只有一个蔡文姬和一个李清照了。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譬如有关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那当是另一个问题了。
想法诶,,,为什么文学我觉得他可以被称作专家了吧，怎么专家都能认为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意思是“女子没有才能就是美德”...
因为整个社会要培养的精英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所以，18世纪之前的西方，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女性的确是凤毛麟角。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女性作家进入西方的传统经典名单中了。这是事实，选家们不是不选，而是没有人可选。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乃是西方传统中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这当是无可辩驳的。性别歧视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话题，自然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但就“经典”问题而言，经典中女性之所以少的原因首先是杰出的女性本来就少的事实。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几个蔡文姬、几个李清照呢？回答是都只有一个。
想法刘项愚的逻辑：因为女性受到教育和社会环境限制，所以杰出的女性比较少。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真得杰出女性少，而是在那个环境下，不允许/忽视了无数的杰出女性，当空气，打压，贬损。就跟曾经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伽利略所遭受的，即使后世被证明他确实是对的，存在的，有价值的，但他当时所遭受的事情就是文学环境对女性的真实写照，一个观点是否被承认，和它是否有价值，并不总是一回事。同样地，一个作家是否进入经典，也不完全等于她的作品是否有价值。但我们如今发掘洪流中无数被遮蔽的女性作家就是在承认她们原本就存在的价值。
他提出我好像也该写点什么，
想法你其实写完就漏了点什么
女性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被遗失或者被误解了。
初版序言
想法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序言
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文学方法论是以这样的逻辑假设为前提的，即文学史既包含强有力的行为，也包含无可避免的反应。
想法文学史是一场漫长的对话，而女性作家进入这场对话时，发现发言席几乎全是男性，于是她们不得不思考：我该如何回应他们？又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每个人都是代表了自己的声音在说话的。
相信故事本身，而不是讲故事的人。
—这些文本包括《弗兰肯斯坦》《呼啸山庄》《简·爱》、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还有《达洛卫夫人》和《爱丽尔》
在一种刚刚获得界定的女性文学传统的背景之下
她是“一个情绪高度亢奋的灵魂”，她的“真实的巫术之书”是由这样一种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它就像弹药充足的枪在猛烈扫射，亦如正在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对此，她自己也是承认的。
莫尔斯的《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1976）和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7）
《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小妖精集市》（Goblin Market）和《觉醒》（Awakening）这样的作品死而复生，
《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而当我们一起撰写《阁楼上的疯女人》时，我们是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脱胎于女性社会群体的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是超越了政治与民族的疆界的。
这一时期的美学与政治特征又特别地富于启示力量，它不仅导致了革命运动的产生，也触发了由女性的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最丰富的产品。
。珍妮弗·德维尔·布洛迪（Jennifer DeVere Brody）的《不可能的纯洁性：黑人性、女性气质与维多利亚文化》（Impossible Purities: Blackness, Femininity, and Victorian Culture,1998）
，家庭空间所构成的，并不是我们强调的、作为造成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愤怒原因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封闭性的阁楼和客厅，而是一种女性化的家务劳动经济，正是这种经济帮助建立起了现代制度与习俗文化的形态。
毫无疑问，让争吵压倒我们对于女性主义批评生命力的信心是鼠目寸光的，女性主义批评会显得更复杂，但同时也会比以前更具有包容性、更人性化，更体现出真正的冒险精神。
除了某些成功之处以外，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无论是在学术圈之内，还是在学术圈之外都是如此。
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们既不是我们的后代，也不是一味复制我们观点的人，她们完全是我们的盟友，她们面临着使人气馁的来自专业和学术的种种压力，我们中的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打下印记的同道可以和她们共同前进。
我们的不安与理直气壮的新教徒所拥有并体现出男性精神特质的对于工作效能的追求有关
想法我们之所以总是焦虑，觉得自己必须更努力、更高效、更成功，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一套强调工作成就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长期以来又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男性文化。
我们只要一开始着手寻找阐释创造力的新的途径，就会被责备为具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倾向。
想法我们刚一开始讨论“女性创造力可能有什么共同特点”，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们这是本质主义！ 女性之所以警惕本质主义是因为历史上压迫女性最常见的说法都可以说是本质主义（女性天生适合照顾家庭、女性天生不适合理性思考、女性天生缺乏创造力） 所以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说，我们想研究女性创造力的特殊经验，但我们又害怕被误解成在说“女性天生如此”。如何既承认共同经验，又避免把女性变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这是女性主义理论一直在头疼的问题。
尽管她们的种族背景差异极大，她们都是移民来美国的；准确地说，她们都是逃离了欧洲大陆的种种痛苦，到新世界来寻求新的可能性的人。
想法那会的美国确实是新世界hhhh
我们曾经想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不是也可以被看成想要破译我们母亲生活故事中那些被潜藏着的东西的意义呢？
想法我阅读是想理解你
那些屈尊俯就的男性准女性主义者
想法那些自称支持女性主义的男性，但说话方式总是，来告诉你们女性主义应该怎么做。我来纠正你们女性对自己的理解，我来教教你。🖕🏻
无知无觉到竟然没有注意我们的写作角度是中产阶级的、白人的、异性恋倾向的，也竟然愚蠢到没有理解（这是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过的一句著名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这句话的意义。
想法其实这里我认为跟我的一个思考有类似的地方，我们中国女性读女性主义的书籍，但现实是中国女性其实都还没搞明白中国的女性主义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没有本土的环境，我们学到的都是西方女性主义的知识，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出现一种真正从中国女性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理论语言，但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认为你写的是中国白领女性但无法代表中国贫苦女性呢？（笑）不过理论就这样一点点往前走的。
我丈夫有一次提到，他们对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基本观点所作的攻击，可以用两句简单又平淡的句子来概括。第一句是：“男性也同样在忍受着痛苦哇。”第二句是：“我妻子并不那样认为呢！”
想法还得是男的懂男的
正如刚才所列的名字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先前受到忽视的女性诗人的作品似乎在19世纪初期特别丰富，因此，也就为后来对女性和浪漫主义关系问题进行女性主义分析的新的、重要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想法两位作者啪啪打序言刘项愚的脸，感觉这个中文版序作的刘老师根本没翻开过书
20世纪90年代，包含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劳伦·勃兰特（Lauren Berlant）等女性主义者在内的美国研究的又一次浪潮探索了感伤与奴隶制度、公民权和国内外的性别意识形态中的欲望控制之间的关系问题。
想法这些女性主义学者发现，感人的故事不仅仅是在让人哭。它还在悄悄塑造人们对于爱情、家庭、性别和公民身份的想象，并决定哪些欲望被认为是正常的，哪些欲望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研究奴隶制度的原因是美国典型伤感文学《汤姆叔叔的小屋》，它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很多美国白人第一次通过小说对奴隶产生同情。所以学者开始问，感伤为什么能让人同情奴隶？ 研究公民权力是因为劳伦·勃兰特发现美国文化经常把好母亲、好妻子、好家庭包装成理想公民形象，而那些不符合的人比如同性恋、单身女性、性工作者、不愿结婚的女性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所以感伤故事在潜移默化让公民形成人生要往理想公民的一边走的价值观。 国内外的性别意识形态指的是家庭/私人领域的性别秩序和国家/公共层面的性别秩序的塑造中感伤文学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此处的欲望控制并不只是性欲，也包含诸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渴望什么样的生活。女孩子从小向往找一个好丈夫这种思想是自然产生还是文化塑造？女性主义者提出疑问。 黑兹尔·卡比研究黑人女性文学，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白人女性作家的感伤文学虽然反对奴隶制度，但她们塑造的“理想女性”往往还是白人女性。这意味着她们在同情黑人的同时又默认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模式才是标准。
毫无疑问，对于拒绝接受有关自我的概念，因此也不可能认真对待作者或者她们笔下人物对于自我独立性之追求的批评方法来说，一位疯女人的形象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争取自身主权受挫的欲望的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
想法这段话是在说现在一些批评理论已经不太相信“真实的女性自我”这种东西了，因此我们当年把疯女人看成被压抑女性主体的象征，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就显得有些过时了。但我们并不完全接受这种看法。
尽管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的著作《无人的故事：女性作家在市场中的消失行为：1670—1820》（Nobody's Story:The Vanishing Acts of Women Writers in the Marketplace,1670—1820, 1994）也对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早期文学女性进行了研究，但是，该书更多地不是将女性作家的超尘绝俗看成一种性生理——心理学的问题，而是将其看成推进了她们职业发展的文学市场的结果。
想法加拉格尔通过研究五位对英语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女性作家如何在早期出版市场中建立地位，认为早期女性作家巧妙地利用了自身“社会地位边缘化”这一劣势，将其转化为商业和艺术优势。 通过与虚构的“无名氏”作者身份相融合，女性作家能够更安全地在公共市场上兜售作品，同时推动了现代小说体裁的发展与职业化。 她认为这些现象并不一定要解释成女性内心受压抑，女性心理焦虑等问题，而是文学市场创造了这样的行为模式。
在我们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飞奔而去的勇敢的新世界里，还将有真正的人进行真正的阅读、真正的研究吗？还将有真正的人去讲授那些过去被叫做“文学”的东西吗？
想法这个时代确实很急，您二位的书也以数据的形式被储存在了互联网，但同样有一个远在千里外的女孩通过互联网阅读到了您二位的著作，她缓慢地，吃力地推开那个女性世界的大门，奔向新的世界。
是把我们挖掘和考察知识领域许多假想的那种冲动，与质疑那些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以及自认为超越于时间之外的文化结构的愿望联系起来，正是这种文化结构的内部催生了女性主义本身。
想法我们挖掘和考察知识领域许多假想的那种冲动：假想可以理解为约定俗成的规则、被默认成立的事情、从没人怀疑过的理论等等（比如伟大作家主要是男性、女性作品较少是因为女性应该投身家庭而不是当作家等） 质疑那些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以及自认为超越于时间之外的文化结构：想当然的自以为是诸如女性经典少，因为杰出女性少这种观点；超越于时间之外的文化结构其实可以认为就是对男性文学环境下评选的经典为什么是经典提出质疑 正是这种文化结构的内部催生了女性主义本身：女性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因为原来的文化结构本身存在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人开始反抗，才有了女性主义。
研究基金总是更加乐于用来奖励那些从事“硬”研究的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从事“软”研究的人文学者。
想法这何尝不是一种对人文学者的歧视
那么，毫无疑问，在一个手中控制着丰厚研究奖金的自然科学家说着一套艰涩难解和私人化语言的世界里，我们这些卑微的、谈吐平庸的从前的人文学者也渴望着能够拥有一种具有同等难度的私人话语——一种属于我们自己而别人听不懂的话，因为它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帮助，正如对于微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来说，对于某种语言的控制能证明他们的专业身份一样。
想法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复杂术语，还是父权文化下的女性写作，语言都是权力的工具。想要发声，就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
里奇在提出“共同语言之梦”的时候，同时也坚持“位置的政治”，这一点暗示出，即便是在今天，我们要从事巴瑞特·勃朗宁诗中所说的“最必需的工作”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想法女性之间能否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能否建立彼此理解和联结的基础？同时你说话的时候，必须知道自己站在哪里。我不代表所有女性，我从我的位置出发说话。
霍普金斯认为，男性的性特征构成了文学才能的本质，这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甚至还不止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诗人的笔就是一个阴茎。
语言并不仅仅是用来描述身份的，它实际上还会生产道德意义，甚或生产生理身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对文学的热爱而引发的某种身份的变化，或至少是某种身份上的灵活性的出现
女性在有机会尝试用笔进行之前一直将她们冷冷地拒之门外的创作之前，首先必须逃离那些男性创作的文本，因为这些文本将她们定义为“无足轻重的人”，否定了她们建构起自己权威的主体性。
由于希望渺茫而愤怒得近乎发狂，她心中燃起了嫉妒和狂暴地复仇的火焰，还有无可改变、不会退却的力量。
它听到我悄声耳语说，“我就是她啊！”
我就是她！
女性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即被一位作者/所有者所固定或者“被杀死”，她倔强地坚持要走她自己的路。
女性自身是有能力创造出自己的形象来的，她们甚至还拥有力量，可以深入到女性被镜子/文本囚禁的另一面，帮助她们获得解放。
霍诺莉亚最根本的美德在于用自己的美德创造了她的男人的“伟大”
怪物般的女性，正在威胁着企图取代她那如天使般纯洁的姐妹，将女性那毫不妥协的主体性表现出来，她们既用那些表明了自己来源的难听的称呼（女巫、淫妇、恶魔和怪物）来缓解“男性作者的”焦虑，呈现他们的权力，同时又显现出自身那神秘的力量来，她们拒绝待在文本划定的“范围”之内，而创造出“逃离”她们的作者的故事来。
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特别是他们在婴儿期对母性的主体力量的恐惧，都历史性地具体化为对于女性的诋毁，而男性对女性“种种魅力”的矛盾心态则造成了一系列保守的女性形象的出现，
女性付出的种种努力，她们不仅想要成为天使，起码要努力不让自己成为女怪物。
她并不是从亚当的肋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和亚当一样，由大地而生。因为她认为自己和亚当是完全平等的人，所以不愿意臣服于其下。
上帝派来天使传递旨意，要她必须回去，否则每天里她会有100个和魔鬼所生的孩子死掉，莉莉丝宁愿接受这一父权制婚姻所带来的惩罚，于是通过伤害自己的婴儿来向上帝和亚当复仇——她伤害的主要是男性婴儿，
一个甜美、单纯、被动，而另一个充满心计、生机勃勃；
然而，由于这位新妻子不是被窗户而是被一面镜子所捕获，她于是转向对自我的关注，着迷地对自我的形象进行研究，仿佛在寻求一个能够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自我一样。
王后和白雪公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人：当王后努力挣扎着想把自己从存在于她自己身上的被动的白雪公主那里解放出来的时候，白雪公主也必须努力挣扎着压抑存在于自己身体内部的好斗的王后的力量。
由于从安妮·芬奇、安妮·埃利奥特到艾米莉·勃朗特、艾米莉·狄金森这样的自我追求的女性已经从男性文本的玻璃棺材中坐起，由于她们已经从王后的窥镜之中破镜而出，古老而沉默的死亡舞蹈将变成胜利的舞蹈、言说的舞蹈和富有权威的舞蹈。
毕竟，一个男子既无法依靠感觉、也无法依靠理性来证明自己的父亲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孩子是他的只不过是他告诉自己的一则故事而已，用来对婴儿的存在进行解释。
想法（笑）想起那个笑话，女性对男性说：我能确定我的孩子是我的，你能确定你的孩子是你的吗？
父权制下的厌女症
想法父权制内部的一种“维持边界的机制”，用来区分“可以被承认的女性”与“必须被排除的女性”。
因此，除了霍普金斯和萨义德之外，通过对许许多多文学理论家的著作加以分析，追踪那详尽表达了斯蒂芬·迪达勒斯所谓父性身份的“神秘家园”5的、或明或暗的陈述的历史，便成为可能的事情。
想法父权制中的厌女倾向，会通过文学理论和作者概念的建构，被包装成“文学传统的自然历史”，而女性主义批评要做的，是把这种看似自然的历史叙述还原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构。
诸如17世纪的罗切斯特伯爵（Earl of Rochester）和19世纪的奥古斯特·雷诺阿（Auguste Renoir）这样的男性艺术家，都公开地将审美定义为以男性的性快感为基础的某种东西。“我……过去是从不写诗的，但后来是为了我的阴茎。”罗切斯特笔下那位聪明的提蒙这样说道。9（而根据画家布里奇特·赖利［Bridge Riley］的说法，）雷诺阿“据说这样说过，他是用自己的阴茎来画画的。”10显而易见，这两位艺术家，还有诺曼·O．布朗（Norman O. Brown）都相信，“阴茎就是整个身体的主宰”，他们或许还会同样同意约翰·欧文（John Irwin）的想法，即“男性自我与女性化了的男性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在自身内部完成的性行为而已……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机体活动，方法是通过对具有阴茎性质的笔的使用，使之戳于处女之页的‘纯净的空间’之中……自我始终处于被消耗和浪费的状态……”
想法男的真是下三路的生物呢
萨特的信念也正是每一位作家的“信念”，这一信念引导着男性作者们天经地义地认为他们对于女性“人物形象”拥有以父权为背景的所有权，他们可以“在无限的单词的海洋中”刻写下女性的“人物形象”。
想法我能定义你
在这一层关系中，七个小矮人很可能代表的是白雪公主自身微弱的力量、她那尚未发育成熟的自我，因为正如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指出的那样，那些力量并不足以帮助少女逃脱王后的迫害。
想法感觉小矮人也是父权制的代理人，是白雪公主即使逃离至世界边缘仍无法摆脱的父权控制，只是因为距离过于遥远，控制力并不强大因此以小矮人的形态出现
假如说当代女性现在确实已经在富有成效与权威地写作，这只是因为她们那些身处18世纪和19世纪的前辈母亲们已经在看似疾病的孤独状态中、看似疯狂的格格不入中、看似瘫痪的黑暗中进行了奋斗的缘故
因此，虽然近来的女性主义者们所强调的积极主动的角色模式毫无疑问对许多女性都有所助益，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认识到，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女性亚文化是在怎样恐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年轻女孩，特别是生机勃勃的、充满想象力的女孩，都有可能接受那种要她们温顺、屈从、无私的教育，
女性作家似乎被锁在一种令人窘迫的双重困境之中：她不得不在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女人”和坚称自己“像一个男人那样出色”之间进行选择
如同在白人与黑人的关系中一样，男女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个群体会自然地担心和怀疑：处于屈从地位的另一个群体的奴颜婢膝背后，其实隐藏着反叛的激情。
殖民主义模式，对男性（宗主的）的文化和女性（被殖民的）的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52但是由于只有一种语言可供她们使用，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作家不得不比她们的那些被殖民的同命人更加熟练地运用双重叙述的技巧。
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是女性作家寻求她自己的故事的故事；换句话说，是女性寻求自我定义的故事。
她必须使绘画本身成为一个公开的面具，以隐藏自己私人的梦想，也只有藏在这些面具背后，她才能够自由地选择需要的主题。
因为觉得自我表现不够得体的负罪感，使她不得不擦去那些私下画作的痕迹，俨然擦去了痕迹，就可以使她抹去自我一般。
《简·爱》故事其实表现的是客厅与阁楼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屈从于男性权威的女性人物与反叛这一权威的疯子之间的精神上的分裂。
我从不穿越属于父亲的地界，前往镇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片云彩的影子的飘飞，虽然不够清晰但却很快，虽然几乎难以觉察却又无可阻挡，它正像是从父权诗学所定义的文本中挣脱出来、进入拥有自己权威的开阔空间的19世纪文学女性的发展一样。
“句子的影响力量会不断再生，”她深知对于女性失望情绪的治疗，必须既从身体上也从精神上进行，既从审美角度也从社会角度进行。
吉尔曼深知，即便一位被看成为“疯狂的”女性被判定要在自己身体那“受到影响的”屋子之中受到监禁，她或许依然会发现，如西尔维娅·普拉斯在70年之后会说的那样，她还有“一个自我需要恢复，那是一位王后”。7
还有一点，即无论男女，其天生的欲望对象都是指向母亲的，但由于通过文化继承，母亲渴望的是由阴茎转化而来的婴儿（phallus-turned-baby），因此，男孩女孩都渴望成为母亲的阴茎。再一次地，只有男孩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能满足母亲的欲望的。因此，男孩女孩都不愿接受女性气质所代表的种种涵义”，但是，女孩又懂得（在与她父亲的关系之中）“她对父亲的法律的屈从会使她成为‘自然’和‘性活动’的代表，而这种性活动是一种自发的、本能的创造性所造成的混乱”。
想法在传统精神分析理论里，“男性”被定义成文化、秩序和权威的代表；“女性”则被定义成身体、自然和欲望的代表。这套理论最终把男性放在“文化和秩序”的位置上，把女性放在“自然和混乱”的位置上，因此无数的理论/不止于文学理论都在不断重复这种性别划分，女性接近自然，男性接近文化，因此西方文学总爱把女性写成天使、疯女人、女巫、自然力量
而对那些枯槁而又苍老的女性来说，对那位也将同样迅速地憔悴下去的年轻妻子来说，她们的宇宙却只有那个冒烟的洞穴那么一点大，她们只有在黑夜里才能戴着面纱、不声不响地从那里出来一下。
他将在位于浩瀚的宇宙中心的这个属于他的隐居之所待上几个小时。
既然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洞穴本身，每一位女性的身上似乎都拥有洞穴那象征意义上的毁灭力量，
她前往自己思想的洞穴的旅程，却正是重新记忆的过程的开端。
树叶既赋予了她为自己说话的能力，又赋予了她为女巫说话的力量。
她所缔造的新的生命，正是她自己的母亲女神和她自己的故土。
那块沉没了的大陆曾经拥有并足以说明所有那些形象，但那些形象现在却似乎被视为“古怪的”、碎裂的和不完整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们把它们称为“单一的反常现象”，诗人和批评家把它们称为“女诗人”（poetesses），革命的艺术家和具有父权中心意识的诗人则把它们看成是“失去女性特征的”、洪水猛兽般的和怪诞的。
而一旦被那个它们是或一度是其中的成员的团体忆起，那些形象将会重获权威，它们的想象似乎也就开始像女巫的思想那样，具有了同样的力量。
女性将她们对母亲或姐妹般的前辈的渴望之情转化为对亚特兰蒂斯这块大陆的想象，这一事实十分清晰，其明确与清晰的程度，并不亚于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土地像女巫的叶子和女性作家的力量一样是散乱的、分裂成一片一片的事实。
怜悯——那只豹子——她离开了她的亚洲故园——对于棕榈的记忆——无法泯灭——即便使用麻醉剂也不行——也无法压抑——即便使用镇痛的香膏也不行——1
这位女性艺术家将如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所说，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在父权中心的诗学体系中受到肢解，而我们却竭尽全力要重新恢复对她的记忆。
她会把自己的真相隐藏在稳重端庄、淑女一般的表象之后，而把真实的愿望撒落到风中，
然而，在她的历史中经历的所有这些阶段里，这位神秘的女性艺术家都像她女巫般的祖先一样，在梦想着一个栩栩如生的未来，梦想着一个乌托邦般的国度，她在这个国度中将不再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将有着旺盛的精力。
你们将通过我的子宫获得重生，拥有新的感知，并获得新的生命。
她现在12岁，她的故事已经被写入天际。她将日复一日地去发现而不是去创造自己的故事；当她凝神注视着这种生活时，又是好奇又是惊恐，因为它的每一阶段都可以预先看得清清楚楚，每一个日子都在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朝着它最终的目的地走去。
那种所谓的女性化只不过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一种男性霸权的过程罢了
奥斯汀是如何对女性无法逃脱轻视她们的种种传统与范畴的命运特别加以关注的，以及她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一问题。
奥斯汀对于过度夸张的文学传统的戏拟是直指女性无休无止地因那些幻想而脆弱伤感的文化的
策马奔驰到你的能力可以达到的地方，也要尽其所能地保持坦率
她们象征了女性的命运，在诱惑之下放弃了拥有内部空间的权利，以及作为文学角色自我界定的自由。
女性作家和黑人都像是在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的废墟之下寻找着自己的身体一样，不得不清理掉许多垃圾。她们只要想表达出任何一种新的观点，都会感觉到过去已有的各种观点的反驳——这就构成了一种重荷，影响了她们自主性的形成。
但是，对奥斯汀的琐屑的评价中最具传统的男性色彩的，很可能要算马克·吐温的了，
想法人真是非常奇怪，马克吐温能对自己妻子那么深爱，但也能对一个陌生的女性作家恶意满满
上面所引的整个段落都折射出詹姆斯的焦虑之感，这种焦虑之感是由于他欠下了这位“小小的”女性前辈的债务所致，因为让詹姆斯颇感窘迫的是，他那大概也称得上是大师级的艺术，是从奥斯汀那里获益良多的。
想法经过资料查证，亨利·詹姆斯非常推崇奥斯汀，也公开赞美过奥斯汀，但他并没有明确说过“我的写作技巧是从奥斯汀那里学来的”，但因为他对奥斯汀的态度，以及他和奥斯汀作品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后世会认为他受到了奥斯汀的影响。（包括本文作者也是这么认为）但因为詹姆斯对奥斯汀的评价并不像普世评价男作者那样，因此作者会认为詹姆斯感到焦虑
鲁德亚德·吉卜林[插图]让他笔下一位更具好斗性的人物形象坚持说，简·奥斯汀“确实给一位儿子留下了一些法律上的事务；这位儿子的名字就是亨利·詹姆斯”。
想法hhhhh我相信在当时的认知中，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从坏的方面来看，它们代表了操纵的职能和伪善的胡言乱语，掩盖了追求物质实利和欲望实现的自我中心主义。
想法浪漫文学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它让人相信爱情，而是它让人忘记了人同时也是有利益、有欲望、有现实需求的存在。